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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一生三论：论谋事·论经商·论做人》
作者：吕叔春【完结】

第1章 论做人(1)


　　1.做人最重要的是诚信
　　李嘉诚语：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是守信。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找自己的，这些都是为人守信的结果。对人要守信，对朋友要有义气，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觉得“义”字，实在是终身用得着的。
　　一个企业的开始意味着一个良好信誉的开始，有了信誉，自然就会有财路，这是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就像做人一样，忠诚、有义气，对于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并且一定要能够做到。
　　一个人在生活中，总是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而能不能化险为夷，可能不在于是否机灵，而在于平时的善心积累以及诚心待人。李嘉诚终生难忘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饭碗危机”，因为通过这件事情，他才懂得了如何做人。
　　在茶楼跑堂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可以说天天处于疲乏之中。听茶客聊天，是李嘉诚排困解乏的最佳疗法。然而，有一天却发生了意外。
　　那天，一位茶客坐在桌旁，侃侃而谈，大谈生意经，那些生意场上的斗智斗勇，尔虞我诈，令李嘉诚大开眼界。他觉得做生意很神奇也很刺激。李嘉诚一时听得入迷，竟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及时给客人冲水。这时，有一位伙计，看着李嘉诚如痴如醉的样子，而客人的杯子早空了，便大声叫他，李嘉诚这才回过神来，慌里慌张地拿起茶壶为客人冲开水。由于动作匆忙，他一不小心开水淋到茶客的裤腿上了。
　　这下可糟了！李嘉诚吓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脸煞白，不知该如何向这位茶客赔礼谢罪。茶客是茶楼的衣食父母，是堂倌侍候的大爷。若遇上蛮横的茶客，必会甩堂倌的耳光，而且会找老板闹个不休。
　　李嘉诚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了，真不敢想象将会有什么样的厄运降临到自己身上。他早已听说，在自己进来之前，一个堂倌也犯了这样的过失，那个茶客是“三合会白纸扇”（黑社会师爷）。老板自然不敢得罪这位“大煞”，硬是逼着堂倌给这位大爷下跪请罪，然后当即责令他滚蛋。
　　李嘉诚已做好了受罚的准备。这时，老板跑了过来，正要对李嘉诚责骂，想不到的是只听见这位茶客说：“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这位小师傅。”
　　茶客一味为李嘉诚开脱，老板当然乐得顺水推舟，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只是恭恭敬敬地向茶客连声道歉。
　　茶客坐了一会就走了。李嘉诚愣愣地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事，依然心有余悸，双眼湿漉漉的，暗自庆幸遇上了好人。
　　事后，老板对李嘉诚道：“我晓得是你把水淋到了客人的裤腿上。以后做事千万要小心。万一有什么闪失，要赶快向客人赔情道歉，说不准就能大事化小了。这客人心善，若是恶点的，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开茶楼，老板伙计都难做呀！”
　　回到家，李嘉诚把这事情说给母亲听，母亲感叹不已，觉得儿子确实很幸运。她说：“菩萨保佑，客人和老板都是好人。”她又告诫儿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善必有善报，作恶必有恶报’。”
　　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闲暇时便在家中念佛，祈祷儿子平安顺利。也常用许多佛教教义来教育儿子怎样做人。
　　李嘉诚对母亲的告诫谨记在心。他满心感激那位好心的茶客，也感激老板对自己的宽容。其实，李嘉诚逃过这一劫，并非侥幸，也是他平日积善得善报的结果。由于他平时真诚待人，吃苦耐劳，顾客和老板自然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然不愿为难他。如果是一个懒惰不负责任的伙计，客人早就看他不顺眼，老板早就对他心怀不满，那么，即使没事，饭碗也很危险，若是闹出点事来，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嘉诚是自己拯救了自己，是用自己一贯诚实勤劳的作风度过了这一次险境。
　　但是，李嘉诚后来依然对那位好心的茶客念念不忘。多年以后他曾对友人说：“这虽然是件小事，在我看来却是大事。如果我还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以报他的大恩大德。”
　　李嘉诚从小便从父母那里接受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的教育，如“和为贵”、“和气生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但那是父母灌输给他的，他并不能完全领会其中的真正含义。这一次“饭碗危机”才让他真正体会到了这些传统美德的重要作用。有了亲身体验，才能更好去贯彻执行。后来的李嘉诚始终信奉“以和为贵”、“积德行善”的做人准则，这也为他的事业发展开辟了道路。
　　感悟：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人的生命是多重的，基本上分为生理生命和道德生命两重。有生理生命而无道德生命，人就不成为其人，而流为禽兽；有道德生命而无生理生命，道德生命就无法实现。道德是调整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关系原则的总和。在道德的范畴内，诚信是做人最起码的要求，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了诚信，那么这个由人组成的社会就失去了根本。
　　2.承诺要三思，一经承诺就要贯彻到底
　　李嘉诚语：要想取得别人的信任，你就必须做出承诺，而且在做出每一个承诺之前，都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和审查。一经承诺之后，便要贯彻到底，即使是中间有困难，也要坚守诺言。
　　每当星期天，李泽钜、李泽锴两兄弟必定会跟父亲出海畅游这已是多年的习惯，像一日三餐不可或缺。也许大家感到奇怪，不就出海吗？人人都会，人人都去。但是，他们出海畅游的目，在于他们要协力上演一幕“压轴好戏。”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商秧为了尽快实施自己的变法主张，设计谋树立“守信”形象的典故，李嘉诚就是在这种时候讲给儿子听的。
　　公元前350年，商勒积极准备第二次变法。商鞅将准备推行的新法与秦孝公商定后，并没有急于公布，他知道，如果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新法是难以施行的。为了取信于民，商鞅采用了这样的办法。
　　这一天，正好是咸阳城赶大集的日子，城区内外人声嘈杂，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时近中午，一队传令的军士们在鸣锣开路声的引导下，护送一辆马车向城南走来。马车上除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外，什么也没装，有些好奇的人便凑过来想看个究竟，结果引来了更多的围观人，人们都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强烈的好奇心反而使他们更想把它弄清楚。人越集越多，跟在马车后面一直来到南城门外。
　　军士们将木杆抬到车下，竖立起来。一名带队的官吏高声对众人说：“大良造有令，谁能将此木搬到北门，赏给黄金十两。”
　　众人议论纷纷。城外来的人问城里的人，青年人问老年人，小孩问父母……谁也说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谁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有个青年人挽了挽袖子想去试一试，被身旁的一位一把拉住了，“别去，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搬一根木杆给十两黄金，咱可不去出这个风头。”有人跟着说：“是啊，我看这事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人们就这样议论着，等待着，没有一个肯上前去试一试。官吏又宣读了一遍商鞅的命令，仍然没有人站出来。
　　城门楼上，商鞅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下面发生的一切。过了一会儿，他转身对旁边的侍从吩咐了几句。侍从很快奔下楼去，跑到守在木杆旁的官吏面前，传达商鞅的命令。官吏听完后，提高了声音向众人喊道：“大良造有令，谁能将此木杆搬至北门，赏黄金五十两。”
　　众人哗然，更加认为这不会是真的。这时一个中年汉子走出人群对官吏一拱手，说：“既然大良造有令，我就来搬，五十两黄金不敢奢望，赏几个小钱便可以了。”
　　中年汉子扛起木杆直向北门走去，围观的人群又跟着他来到北门。中年汉子放下木杆后被官吏带到商鞅面前。商鞅笑着对中年汉子说：“是条汉子。”于是拿出50两黄金，在手上掂了掂，说：“拿去！”
　　消息迅速从咸阳传向四面八方，国人纷纷传颂商鞅言出必行的美名。商鞅见时机成熟，立即推出新法。第二次变法就这样取得了成功。
　　李嘉诚认为：要想取得别人的信任，你就必须做出承诺，而且在做出每一个承诺之前，都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和审查。一经承诺之后，便要贯彻到底，即使是中间有困难，也要坚守诺言。
　　李嘉诚不光在做生意中取信于人，而且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特别注意不失信于人。有一件小事，最能说明李嘉诚的说话算话，从不失信于人。李嘉诚回忆说：“50年代，我初做塑胶花的时候，皇后大道中有间公爵行，我常去那里接洽生意。我经常看见一个四五十岁很斯文的外省妇人，虽是乞丐，但她从不伸手要钱。我每次都会拿钱给她。有一次，天很冷，我看见人们都快步走过，并不理会她，我便和她交谈，问她会不会卖报纸，她说，她有同乡干这行，于是，我便让她带同乡一起来见我，想帮她做这份小生意。
　　时间约在后天的同一地点，而客户偏偏在前一天提出要到我的工厂参观，客户至上，我也没办法。于是在交谈时，我突然说了声；‘excuse me’，便匆匆跑开。客人以为我上洗手间，其实我跑出工厂，飞车跑到约定地点。途中，超速和危险驾驶的事都做了，但好在没有失约。见到那妇人和卖报纸的同乡，问了一些问题后，就把钱交给她，她问我姓名，我没有说，只要她答应我一件事，就是要勤奋工作，不要再让我看见她在香港任何一处伸手向人要钱。事毕后，我又飞车回到工厂，客户正在着急。他说：‘为什么在洗手间找不到你？’我笑一笑，这事就过去了。”
　　由于受到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李嘉诚始终把“诚信”作为他做人的一条基本准则。他一生都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来教育两个儿子的。1990年初，李嘉诚把仍在外国的两个儿子召返香港，打算让他们留在身边，传授做生意之道。他对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注重自己的名声，努力工作、与人为善、遵守诺言，这样对你们的事业非常有帮助。”
　　李嘉诚对诚信异常执着。试想，李嘉诚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乞丐妇人，而且还是为了帮助对方，竟然不顾正在接待被他视为“上帝”的客户而飞车赴约，做人守信到如此地步，世上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呢？
　　感悟：
　　不论在生活上或是工作上，一个人的信用越好，就越能够成功地打开局面，做好工作。同时也能更好地驾驭众人。你必须重视你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生活总是照顾那些说话算数的人，食言是最不好的习惯。如果那样，你就无法取信于人，更无法管理威慑众人。
　　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办什么事，总要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你用自己的行动来说服别人的异议，让他们看到你所关切的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这样，你就给人一个可信的面孔。接下来，你的工作就顺利多了。
　　3.坦诚才能化解危机
　　李嘉诚语：不怕没生意做，就怕做断生意。你要让别人信服，就必须付出双倍使别人信服的努力。
　　在处于逆境的时候，你要自己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条件。当我自己处于逆境的时候，我认为我够！因为我有毅力……始终坚持以诚信待人，肯建立一个信誉。
　　创业初期的李嘉诚年少气盛，急于求成，一味追求数量，而忽略了企业信誉的关键--质量。所以，创业不久，一帆风顺的李嘉诚遭到当头棒击，长江塑胶厂遭受重大挫折。
　　首先是一家客户宣布李嘉诚的塑胶制品质量粗劣，要求退货。紧接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接二连三的客户纷纷拒收长江塑胶厂的产品，还要求长江厂赔偿损失！
　　仓库里堆满因质量欠佳和延误交货日期退回的玩具成品。索赔的客户纷至沓来。还有一些新客户上门考察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见这情形扭头就走。
　　李嘉诚这才清醒过来，自己被一时的顺利冲昏了头脑。他太急功冒进了，一味追求数量，却把最关键的质量问题给忽略了。然而，这时候明白过来已经晚了。此时，李嘉诚手中仍有一大把订单，客户仍在不断打电话催货。李嘉诚再也不敢有半点马虎，但现在才抓质量，就无法保证工期，延期交货就要被罚款。怎么办呢？他心急如焚，亲自蹲在机器旁监督质量，然而，靠这些老掉牙的机器，要确保质量，谈何容易？加上大部分工人只经过短暂培训就当熟练工使用，他们能够操作机器将制品成型，已是很不错了，岂能指望他们做得更好？李嘉诚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亲自上阵操作。
　　一旦问题凸现出来，危机便接踵而至。
　　长江厂的客户都是中间商，他们将产品或批发给零售商，或出口给海外的经销商。他们的信誉因长江厂的产品受到了影响，自然会要求赔偿损失。塑胶工厂日益增多，竞争也日益激烈，用户对塑胶制品的款式和质量越来越在意起来。竞争的法则是优胜劣汰，粗劣产品必然会被逐出市场。所以，质量就是信誉，信誉就是企业的生命线。长江事业的航船，甫扬风帆，就遇到惊涛骇浪。
　　危机之中的李嘉诚，这才体会到了做老板的难处。企业的主人，就像一船之长，决策即是航向，任何失误，都可能把航船引向倾覆。李嘉诚后来承认，创业之初自己并不是个出色的船长，他认为自己并非天生就是优秀的经营者，他是经历过很多挫折和磨难之后，才悟出一些经营要诀的。
　　这次危机使李嘉诚又一次陷入人生的大磨难中。这之前他经历的磨难应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这一次，却是由于他自己的失误造成的。
　　形势在继续恶化，危机在继续加重。客户是企业的衣食父母，丢了客户，等于砸了饭碗，李嘉诚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怕没生意做，就怕做断生意。”长江厂正处于后一种情形。
　　产品积压，没有进账，原料商仍按合同上门催交原料货款。李嘉诚上哪去弄这笔钱？
　　李嘉诚被逼急了，只好说：“我实在拿不出钱，你们把我这个人带走吧。”原料商笑道：“你想得美？我们要你干什么？我们要的是钱！”原料商扬言要停止供应原料，并要到同行业中张扬李嘉诚赖货款的丑闻。这一招也够狠，它将可能彻底葬送掉长江厂的前途。
　　屋漏偏逢连阴雨。银行得知长江厂陷入危机，立即派职员来催还贷款。焦头烂额、痛苦不堪的李嘉诚只好强装笑脸，恳求银行放宽期限。银行掌握着企业的生杀大权，长江厂处于被清盘的边缘。长江厂只剩下半数产品品种尚未出现质量问题，开工不足，不得不裁减员工。被裁掉的人心怀不满，留下的员工更是人心惶惶。那些日子，李嘉诚的脾气也有些暴躁，经常会大声训斥手下的员工。全厂上下怨声四起，士气低落，人心浮动。
　　李嘉诚回到家里，强装欢颜，担心母亲为他的事操心。知儿者，莫过其母。母亲从李嘉诚憔悴的脸色和布满血丝的双眼中，觉察到长江厂遇到了麻烦。
 



第2章 论做人(2)


　　母亲不懂经营，但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便用佛家故事喻示儿子。她给儿子讲了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潮州府城外的桑埔山有一座古寺。住持云寂和尚年事已高，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就把他的两个弟子召到方丈室，交给他们每人一袋谷种，要他们去播种插秧。告诉他们到谷熟的季节再来见他，到时谁收的谷子多，谁就可继承衣钵，做住持。云寂和尚整日闭门不出，诵经不止。到了谷熟之时，大弟子挑了一担沉沉的谷子来见师父，而二弟子却两手空空。二弟子惭愧地对师父说，他没有管好田，种谷没发芽。云寂便把袈裟和瓦钵交给二弟子，指定他为未来的住持。原来，云寂给他俩的谷种都是煮过的。
　　李嘉诚悟出了母亲话中的玄机--诚实是做人处世之本，是战胜一切的不二法门。李嘉诚为自己所做的事，流下悔恨的眼泪。
　　李嘉诚这种只顾质量的做法，做的可谓是一种“绝路”生意，犯了为商之大忌；可见他也不是天生就精于经商，许多经验也是从失败中学到的。这对那些有志于独立创业却信心不足的人倒是一种鼓舞，因为即使因经验不足而经历失败，也并不意味着日后不能飞黄腾达。
　　李嘉诚在母亲的开导下，深深懊悔自己竟铸成如此大错：他深为自己的盲目冒进而痛心疾首，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之后，他决心以坦诚面对现实，力挽狂澜。
　　第二天清晨，李嘉诚回到厂里时，工厂仍然处于愁云惨雾之中。李嘉诚立即召集员工开会，他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经营错误，承认是自己的失误拖垮了工厂，损害了工厂的信誉，还连累了员工。
　　他向这些天被他无端训斥的员工赔礼道歉，并真诚地表示，待经营状况一有转机，被辞退的员工如果愿意，都可以回来上班。他还表示，从今以后，保证与员工同舟共济，绝不以损害员工的利益来保全自己，并希望大家原谅自己，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李嘉诚是个言出必信的人，大家都很相信他，因此，他的话收到了一定效果。大家不再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士气也不那么低落。
　　职工的情绪基本稳定之后，李嘉诚便一一拜访了银行、原料商、客户，向他们认错道歉，祈求原谅，并保证在放宽的限期内一定偿还欠款，对该赔偿的罚款，一分一厘都不会少付。
　　李嘉诚还坦率地告诉了他们长江塑胶厂面临的空前危机，并真诚地向他们请教拯救危机的对策。
　　李嘉诚的诚实，得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谅解和同情，他们都是业务伙伴，万一长江塑胶厂倒闭，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好处，甚至还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因此，他们表示将尽可能地帮助李嘉诚渡过难关。
　　银行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意放宽偿还贷款的期限，但在未偿还贷款前，不再发放新贷款。
　　原料商与银行一样，虽然同意放宽应收货款的期限，但提出长江厂需要再进原料时，必须先付70%的货款。
　　尽管客户们态度不一，但大部分还是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让步。
　　有一家客户把长江厂的次品批发给了零售商，使其信誉受损，该经理怒气冲冲地来长江厂恶语咒骂李嘉诚。李嘉诚不但没有与他计较，反而亲自上门道歉，使得该经理很不好意思，承认他也是一时着急而过于莽撞。他也被李嘉诚的真诚所感动，认为李嘉诚是值得深交的朋友，很愿意以后继续合作，并为长江厂摆脱困境出了许多好点子。
　　李嘉诚的“负荆请罪”虽然达到了初步目的。但这仅仅是好转的开始，他丝毫不敢松一口气，因为银行、原料商和客户，只给了他极其有限的回旋余地，事态仍很严峻。
　　李嘉诚紧接着立即普查库满为患的积压产品，将其分门别类、选优汰劣。
　　积压产品中，有些是质量不合格，有些质量并没有问题，是延误交货期的退货。李嘉诚派员工将积压品归为两类，一类是有机会作正品推销出去的，另一类是质量低劣或款式过时的。李嘉诚又如最初的行街仔那样，走街串巷卖出了一部分正品，同时将那些次品在质检卡片上一律盖上“次品”的标记，全部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专营残次品的批发商。
　　经过一番努力，李嘉诚逐渐收回了一些贷款，分头偿还了一部分债务，解了燃眉之急，缓了一口气。
　　李嘉诚同时利用这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对工人进行岗位技术培训，提高工人的素质和操作水平，同时筹款添置先进的新设备，以保证质量。
　　在危难之中，原来的一些亲戚朋友，对李嘉诚敬而远之，生怕惹上麻烦或怕他开口借钱；而有的则积极为李嘉诚分担忧愁，献计献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李嘉诚又一次深深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但李嘉诚乃心胸宽广之人，他能容忍每个人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在他后来功成名就之时，仍不计前嫌，与那些在危难中曾疏远他的亲友保持来往。这使他们更进一步看清了李嘉诚的为人，也深为自己当初的行为汗颜。
　　在危难中，向李嘉诚伸出援助之手的人，毕竟还是占多数。李嘉诚正是靠着这些真诚亲友的帮助，才筹到了购买原料、添置新设备的资金。
　　被裁掉的员工，又回来上班了。李嘉诚还从有限的资金中，补发了他们离厂阶段的工资。
　　李嘉诚又一次拜访银行、原料商和客户，寻求进一步的谅解和帮助。
　　经过李嘉诚的百般努力，在各方人士的协助下，长江厂终于一步一步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李嘉诚的坦诚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他从此更加坚信，契而不舍的诚意，有着不可忽视的说服力。
　　灾祸和磨难可以使人灭亡、消失，但也可以使人振奋。
　　经过这次挫折和磨难，李嘉诚更成熟了。正是这次反向的动力，促使李嘉诚由一个余勇可贾、稳重不足的小业主迅速蜕变为一个成熟的商人。后来，李嘉诚说：“我有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有那一次挫折作为基础。”
　　这次变故，也使李嘉诚更加清楚认识到了成功路上的艰难险阻，对今后航程上可能遇到的风浪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长江号航船，只能说暂时避免了倾覆之危，只能说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今后的航程，还会遇到急流险滩、暗礁风暴。他知道，作为船长，切不可陶醉在小小胜利之中，须胸怀大志，头脑冷静，行为稳重。
　　李嘉诚由此给自己立下了座右铭：“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这也成了他一生的行动准则。
　　感悟：
　　任何人在开创自己事业的历程中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正确应对，化解矛盾，继续前进。
　　人的天性是：渴望成功，害怕失败。事实上，我们大部分的人生经验是从失败中得来的。因为从成功中得来的经验，往往让人并不十分重视，转眼即忘，只有从失败中得来的经验才印象深刻，经久不忘。一个在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极少失败的人，往往是十分脆弱的，到了输的时候，往往会因缺乏经验招致失败，又因缺乏承受失败的能力而被一击即垮。所以，对年轻人来说，重要的是未来，绝不可因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虽然没有必要刻意追求失败，但也没有必要害怕失败。
　　在碰到不利情况时，千万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只顾着愤怒沮丧，更不要为此而气馁，一蹶不振。而要多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被动局面，这才是面对困境时应持有的积极态度。只要我们认真面对困境，研究困境；只要我们斗志不灭，雄心犹在，就一定能找到破解困境之法，变被动为主动，甚至还可以将坏事变成好事。
　　4.重情重义，对朋友坦诚相待
　　李嘉诚语：交什么样的朋友，是人生一个重要问题。选择朋友一定要慎而又慎，以正直、诚实，互相帮助为标准。真正的朋友不可能是一好百好，而是包含着互相勉励、规劝、批评与自我批评，朋友之间坦诚相待，不护短、不妒长，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迁就，这样才能对双方有益，从而友谊才能天长地久。
　　李嘉诚由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成为全球华人首富，“长实”由一间破旧不堪的山寨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究其原因，除了李嘉诚过人的智慧之外，还离不开他“够朋友”的人格魅力。一般来说，对于白手起家的人而言，创业之难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李嘉诚有一把走向成功的金钥匙。
　　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最希望有忠心耿耿、忠实苦干的人才。在塑胶厂初创时期，李嘉诚曾亲自安装机器、生产制品、设计图纸，靠自己的双腿走街串巷，采购和推销。因此，他的确需要能够切实帮他的创业人才。所幸的是他找到了这样的人，那就是上海人盛颂声和潮州人周千和。
　　盛颂声负责生产，周千和主理财务。他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辅佑李嘉诚创业，是长江劳苦功高的元勋。
　　周千和后来回忆道：“那时，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来港纸（港元），条件之艰苦，不是现在的青年所能想像的。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拼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的。有人会讲，李先生是老板，他是为自己苦做值得，打工的就不抵。话不可这么讲，李先生宁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顾大家的利益，把我们当自家人。”
　　多年的患难与共，使李嘉诚与盛、周二人不仅建立了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而且在事业上对他们极为信赖。1980年，李嘉诚提拔盛颂声为董事副总经理，1985年，他又委任周千和为董事副总经理。
　　有人说：“这是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的精神安慰。”其实不然，李嘉诚委以重职又同时委以重任，盛颂声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才脱离长江集团，李嘉诚和下属为他饯行，盛氏十分感动。周千和仍在长实服务，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
　　李嘉诚说：“长江实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确实要归功于他们。”盛颂声、周千和都是忠心耿耿、埋头苦干，并且能够同甘共苦。因此，李嘉诚在创业之初即把他们两人倚为左膀右臂。
　　李嘉诚很念旧情，对曾有功于长江者，他都以厚报。李嘉诚留人先留心，方有了今日的人才济济，高人满堂。在李嘉诚组建少壮派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李嘉诚的不忘旧情。
　　“长实”元勋周千和的儿子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时，李嘉诚就把他作为长实未来的专业人士培养，与其父亲周千和一道送赴英国专修法律。后来，当周年茂学成回港之后，很自然地就进了长实集团，李嘉诚指定他为长实公司的代言人。
　　1983年，回港两年的周年茂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亲周千和一道擢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周年茂当时也只不过30出头。
　　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谢老伙伴的犬马之劳，故而“爱屋及乌”。
　　的确，李嘉诚是一位很念旧情的人。但是却不能说周年茂的“高升”只因李嘉诚对他的关照的关系。其实最主要的仍然是他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有足够的能力担此重任。
　　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是不了解我们老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板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有本事的青年呀。”
　　周年茂任副总经理，是顶替了移居加拿大的盛颂声的缺位，主要是负责长实系的地产发展。茶果岭丽港城、蓝田汇景花园、天水围的嘉湖花园等大型住宅屋村的发展，都是由他具体策划落实的。压在周年茂肩上的担子要比盛颂声在的时候还要大，肩负的责任还要多。但他不负众望，努力扎实地拼干，得到了公司上下“雏凤清于老凤声”的一致好评。长实参与政府官地的拍卖，原本由李嘉诚一手包揽，全权掌握，而现在呢？同行和记者会经常看到的长实代表，却是一张文质彬彬的年轻面孔--周年茂。而那李嘉诚的老面孔则不常见了，只有金额巨大的项目才能一览李大超人的面孔。
　　周年茂虽然看外表像是一位文弱书生，但却颇有大将风度，临危不乱，该进该弃，都能较好地把握分寸，收放自如，这让李嘉诚很放心。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李嘉诚也绝非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他在重感情的同时，主要看重的是能力，他能尊重及任用友人之子，可说是两种因素都有，假设周年茂并不是现在的样子，而只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那李嘉诚绝对不会如此重用于他。他要报答周千和，办法实在是很多的，简单地说，可以送给他一笔钱，让他去干别的事情，任其去发展，却断然不会拿自己的事业当儿戏。
　　李嘉诚深知，元老重臣经验的确很丰富，而且老成持重，但是他们却拙于开拓，缺乏闯劲。事业已经处于上升期，那就更需要勇于开拓的人才。企业越来越大，就需要科学管理，就需要专业人才。
　　20世纪80年代中期，长实管理层基本实现了新老交替，各部门负责人，大都是30~40岁的少壮派。
　　周年茂说：“长实内部新一代与上一代管理人的目标无矛盾，而且上一代的一套并无不妥，有辉煌的战绩可凭。”
　　使用年轻人，使长实锐意进取，富于活力。年轻人精力旺盛，工作效率又高。像洪小莲，她的工作颇似长实的总经理，不但事无巨细，千头万绪都到她这里汇总，而且她还是个彻底的务实派。面试一名职员，会议所需的饮料，境外客户下榻的酒店房间，她都要一竿子插到底。
　　香港某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探讨李嘉诚的用人之道时说：“创业之初忠心苦干的左右手，可以帮助富豪‘起家’，但元老重臣并不一定能跟得上形势。到了某一个阶段，倘若企业家要在事业上再往前跨进一步，他便难免要向外招揽人才。一方面以补充元老们胸襟见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利用有专长的人才，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故此，一个富豪往往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李嘉诚用人之道，显然超卓。如果他一直只任用元老重臣，长实的发展相信会不如今天。长实在80年代得以扩展及壮大，股价由1984年的6（港）元，升到90（港）元，和李嘉诚不断提拔年轻得力的左右手实在有关系。”
　　李嘉诚不仅对于曾经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盛颂声和周千和不忘旧情，即使对一般的员工，也非常念旧。
　　长江大厦既是李嘉诚地产大业的基石，又是他赢得“塑料花大王”盛誉的老根据地。20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才女林燕妮为她的广告公司租场地，跑到长江大厦看楼，竟然发现李嘉诚仍在生产塑料花。此时，塑料花早已是昨日黄花，根本无钱可赚。何况长江产业当时的盈利已非常可观，就算塑料花有些许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也是增之不多，减之不少。林燕妮惊奇地发现李嘉诚之所以仍在维持小批的塑料花生产，“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点生计。”
　　后来，“长江大厦租出去后，塑料花厂停工了。不过，老员工亦获得安排在大厦里干管理事宜。对老员工，他是很念旧的。”
　　感悟：
　　恋人的关联、家族的纽带尽管是密切的，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它们有着自然的、本能的要素，而友情却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是人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宝物。
 



第3章 论做人(3)


　　真正的友谊，是心与心亲密接触相撞而产生的、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强烈共鸣，它是一种摈弃了其他任何目的、纯信赖的感情。朋友当然有许多种，亲密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是，真正的朋友，是能够互相理解、信赖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即使只有一两个，那也将是人生巨大的财富，是生活给予我们的不朽力量与最大的欢乐。
　　5.诚信之人永远饿不死
　　李嘉诚语：以诚为本，才能永远饿不死，才能做大生意，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由于李嘉诚在塑胶业的实力及声誉，他被推选为香港潮联塑胶制造业商会主席。在此任上，李嘉诚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至今为香港商界传作佳话。事情是这样的：
　　1973年，石油危机波及香港。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依赖进口。香港的入口商趁机垄断价格，将价格炒到厂家难以接受的高位。年初的每磅塑胶原料是6角5分港币，秋后竟暴涨到每磅4~5港元。
　　不少厂家被迫停产，濒临倒闭。
　　李嘉诚当时的经营重心已转移到地产上。因此，这场塑胶原料危机，对他影响不大。况且，长江公司本身有充足的原料库存。但李嘉诚毫不犹豫地挂帅救业。在他倡议和牵头下，数百家塑胶厂家入股组建了联合塑胶原料公司。
　　原先单个塑胶厂家无法直接由国外进口塑胶原料，是因为购货量太小。现在由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出面，需求量比入口商还大，因此直接交易。所购进的原料，按实价（其实并不高，只是被入口商炒高了）分配给股东厂家。在厂家的联盟面前，入口商的垄断不攻自破。
　　李嘉诚在救业大行动中，还将长江公司的12.43万磅原料，以低于市价一半的价格救援停工待料的会员厂家。直接购入国外出口商的原料后，他又把长江本身的配额--20万磅，以原价转让给需量大的厂家。
　　危难之中，得到李嘉诚帮助的厂家达几百家之多。李嘉诚被称为香港塑胶业的“救世主”。
　　俗话说，日久见人心，患难见真情。佛家更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李嘉诚救人危难的义举，为他树立起崇高的商业形象，他的信誉和声望义薄云天。
　　我们且不论李嘉诚是否有更高层次的思想意识，我们只以商论商，李嘉诚此举，无疑是经商的上乘之作。
　　由此我们不难悟出，当业中同行需要你施以援手，而你又有能力时，你该怎么办？落井下石，踩沉对方，你可以少一个竞争对手。但切不可忘记，即使你真扼杀了对方，总会有新的竞争对手崛起。一个人不可以独霸一个行业的。正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个人是赚不完所有的钱的。更兼风水轮流转，何日又到你家呢？正确的取向是，应该从李嘉诚的行为中汲取精义。救人于危难之中，不但赢得了人缘、信誉及声望，你的形象实际上为你日后创大业赚大钱埋下了良好的伏笔。
　　无论李嘉诚后来的事业做的如何之大，获得的盛誉有如何之多，他永远不会忘记从事塑胶花生产的岁月。是塑胶花把他引入辉煌事业的大门，坚定了他实现远大抱负的信心，更使他获得磨练积累经验。
　　感悟：
　　做人当以诚信为本，经商亦如此。在大千世界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人之道，奸诈者有之，投机者有之，轻狂者有之，骄傲者有之，但是这些人绝不能成大事，真正的成功者以诚实为做人之道，懂得诚实是获得彼此信任的基石。
　　6.得到别人的帮助要图报--感恩客卿
　　李嘉诚语：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我现在的成功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一个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企业内部人员的齐心协力，还需要得到企业外部人土的支持和帮助。李嘉诚自幼就曾听父亲讲过战国时代孟尝君的故事，孟尝君成就大事，得“客卿”相助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都知道孟尝君其人，他几乎是古代中国崇尚贤能的典范和化身。孟尝君身边有门客三千，其志士能人比比皆是。
　　冯谖先是弹铗三唱引起孟尝君的重视，后为孟尝君“市义”并谋就三窟，使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芥之祸。
　　孟尝君的成功在于他深明大义，尚德尚贤，使不少身怀绝技的名人高士，纷纷投奔于他的门下，这些高人又感念孟尝君的知遇之恩，于是便倾力相报，终使孟尝君功成名就，流芳千古。
　　李嘉诚在事业逐步发展，缔造商业帝国的过程中，其用人之法也颇有些孟尝君的风范。他以自己的信誉和重用人才的作风吸引了许多“客卿”来为他出谋划策，鼎力相助，甚至不图报酬者也比比皆是。
　　李嘉诚能有后来的辉煌，“客卿”之功也不能不提。
　　“客卿”之中，就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两人的影响最大。
　　其中，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一。李业广还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属于“两栖”专业人士，在业界有着很高的声誉。
　　人们都说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可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有这个本事独包下他。”事实上，在当时来说，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当时的李业广身兼香港20多家上市公司董事，而这些公司的市值总和已超过了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1\/4。另外，李业广还是许多商界富豪的高参。
　　其实，李业广并不是那种见钱眼开、谁给的钱多就帮谁的人。虽然一般的大亨很难请得动他，但只要是他敬重的人，没钱他也会鼎力相助。
　　李嘉诚正是李业广所敬重的人物。因此，长江上市之初，李业广便是首届董事会董事；长江扩张之后，李业广又是长江全系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仅此一点，足见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李嘉诚自然是一位彻底的务实派，他邀李业广进董事局，绝对不是拉虎皮做大旗，虚张声势。
　　在香港这片商业领地上，拉名人做企业董事的人比比皆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李嘉诚认为这样做没有多大必要，他本人更是不会那样做的。况且，他自己的名声比对方更大。
　　李嘉诚之所以重用李业广，是因为敬重李业广的博识韬略。长实的不少扩张计划，就是两李“合谋”的杰作。
　　李业广做事一贯甘处幕后，保持低调。直到1991年，李业广出任香港证券联合交易所董事局主席后，才突然-鸣惊人。因为香港证交所董事局主席的位子可不是人人都能坐的，在他之前任联所主席的个个都是名满商界、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
　　香港报章在介绍联交所新任主席李业广的资格履历时，称他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长实集团多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江在李业广及公众心目中的份量，可见一斑。
　　杜辉廉也是曾为李嘉诚的事业鼎力相助的一个“客卿”。
　　杜辉廉是一位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位证券专家。70年代，英国唯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委任杜辉廉为驻港代表。在业务往来中他便与李嘉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4年，唯高达被万国宝通银行购并，杜辉廉随之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杜辉廉是长江多次股市收购战的高参，并实际操办了长实及李嘉诚家族的股票买卖，因而被业界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
　　但杜辉廉并不是李嘉诚属下公司的董事，他多次谢绝李嘉诚邀请他担任长实董事的好意，是众“客卿”中唯一不支干薪者。但他绝不因为未支干薪，而拒绝参与长实系股权结构、股市集资、股票投资的决策，这令重情重义的李嘉诚一直觉得欠他一份重情，总想着寻机报答于他。
　　机会终于来了。1988年底，杜辉廉与他的好友梁伯韬共创百富勤融资公司，李嘉诚当即决定帮助百富勤公司，以报杜辉廉相助之恩。
　　杜梁二人各占百富勤公司35%的股份，其余股份，由李嘉诚邀请包括他在内的18路商界巨头参股。
　　这些商界巨头也得到过杜辉廉的帮助，所以接到李嘉诚的邀请后，便欣然允诺。他们都和李嘉诚一样不入局，不参政，目的仅在于助其实力，壮其声威。
　　在18路商界巨头的大力协助下，百富勤发展势头迅猛，先后收购了广生行与泰盛，也分拆出另一家公司百富勤证券。杜辉廉任这两家公司主席。到1992年，该集团年盈利已达到了668亿港元。
　　当百富勤集团成为商界小巨人后，李嘉诚等巨商主动摊薄自己所持的股份。其目的是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好让杜梁两人的持股量达到绝对的“安全”线。
　　李嘉诚对百富勤的投资，完全出于非盈利目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报杜辉廉之恩。
　　尽管李嘉诚并不想从百富勤赚得一分一厘，但李嘉诚持有51%的百富勤股份，仍为他带来了大笔红利。这是因为百富勤发展迅速，是市场倍受宠爱的热门股，他不想赚钱也得赚钱了。
　　90年代，李嘉诚与中资公司的多次合作（借壳上市、售股集资），基本上都是请百富勤担当财务顾问，身兼两家上市公司主席的杜辉廉，仍忠诚不渝地充当李嘉诚的智囊。
　　因为有证券专家杜辉廉的鼎力相助，李嘉诚在股市上更是如虎添翼，挥洒自如，甚至对股市形成了强大的左右力。
　　李嘉诚最辉煌的战绩在股市，最能显示其超人智慧的场所也是在股市。而被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的杜辉廉，在其中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功不可没。
　　李嘉诚投桃报李，以恩报恩，又使杜辉廉更加专心一致地回报李嘉诚，充当李嘉诚的“客卿”。
　　李嘉诚就是这样，无论是自己做人，还是运用他人，都是一心一意地看重其品质和才干。因为德才兼备者，才是最佳人选，方能与自己彼此忠诚，彼此帮助，携手共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嘉诚得到“客卿”的大力相助，也是“善有善报”的延伸。所谓“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假若自己品质不良，没有“梧桐树”，又如何引得“凤凰”来栖呢？
　　感悟：
　　古有孟尝君，今有李嘉诚。古语云：栽得大树，好乘凉。孟李二人以己之品佳为人，引来众人相助，看来老祖宗传统道德不老矣。人都是感情动物只要你用心对待他人，别人总不会忘了你的好处，日后必会报答。
　　虽然做某些事未必一心只图别人报答，但我们为此投资一些总不会错的--无论是金钱还是感情。现而今商业意识渐浓，人们在谋取经济利益时，心里时常有空虚之感，备感世态炎凉，此时更需要心灵的慰藉，若有人能使其心理上得到满足，他人定会感激涕零，大有肝脑涂地之愿。可惜的是，很多人眼光不是那么长远，总想着自己要如何如何，而忘记了他人的感受。我想孟李二人做人之道，或许能给这些想发财但又苦于无门道之人。指条道路。
　　7.善待他人，做对手不做敌人
　　李嘉诚语：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勤劳、节俭的美德。最要紧的是节省你自己，对人却要慷慨，这是我的想法。
　　讲信用，够朋友。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省份的中国人，跟我做伙伴的，合作之后都能成为我的好朋友，从来没有一件事闹过不开心，这一点我是引以为荣的。
　　一个人能不能得到朋友，关键在于有没有私心，在为自己着想的同时，也能够想到别人。那么，就会赢得别人的敬仰和信赖，也就不会给自己树立对立面。李嘉诚在生意场上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想一想李嘉诚这句箴言：“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那如何才能让生意来找你？那就要靠朋友。如何结交朋友？那就要善待他人，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善待他人，做对手不做敌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以势压人，是李嘉诚一贯的做人准则，即使对竞争对手亦是如此。商场充满了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能做到这一点，不少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商场上，人缘和朋友显得尤其重要。善待他人，利益均沾是生意场上交朋友的前提，诚实和信誉是交朋友的保证。就像在积累财富上创造了奇迹一样，李嘉诚的人缘之佳在险恶的商场同样创造了奇迹。李嘉诚生意场上的朋友多如繁星，几乎每一个有过一面之交的人，都会成为他的朋友。
　　对于这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和老竞争对手怡和。李嘉诚鼎助包玉刚购得九龙仓，又从置地手中购得港灯，还率领华商众豪“围攻”置地，李嘉诚并没有为此而与纽壁坚、凯瑟克结为冤家而不共戴天。每一次战役之后，他们都握手言和，并联手发展地产项目。
　　“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样人家才愿与你合作，并希望下一次继续合作。”追随李嘉诚多年的洪姑娘洪小莲，谈到李嘉诚的合作风格时说：“凡与李先生合作过的人，哪个不是赚得盘满钵满！”
　　由于李嘉诚在塑胶业内声誉日隆，实力也日渐强盛，因而被大家推举为香港潮联塑胶业商会主席。潮籍塑胶商在香港可以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潮商的塑胶热中，李嘉诚起了一定的表率作用，他的成功激励更多的潮商加入这一行业。李嘉诚在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也不忘给予潮商同行一定的帮助。
　　此时李嘉诚的兴趣只在经商，而且已越来越热衷于经商，对担任政府或社团公职没有多大兴趣。不过，他在任潮联塑胶业商会主席期间，仍勤力而为，不负众望，尤其是做了一件至今仍被传为佳话功德无量的好事。
　　1973年，中东战争引发全球性的石油危机，香港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对塑胶行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依赖进口，石油危机引发原料价格暴涨，从年初的每磅六角五分，一路直线上涨，到秋后竟高达到每磅四至五港元。塑胶制造业一片恐慌，如临末日。有原料储备的厂家日子还相对好过一些，不少厂家并未储备原料，一时“无米下锅”，只好被迫停产，濒临倒闭。
　　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被进口商垄断。其实，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石油危机本身，因为国外塑胶原料的出口离岸价只是略有上涨。
　　原料价格急速上涨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香港的进口商利用生产厂家因石油危机产生的恐慌心理，垄断价格，一致提价，再加上炒家的介入，使价格节节上升，最终到了厂家难以接受的高价位。
　　面对这场关系香港塑胶业生死存亡的危机，身为潮联塑胶业商会主席的李嘉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挂帅救业。
　　其实，此时的李嘉诚已经把经营重点转移到了地产上，而且也收到了相当不错的效益。这次塑胶原料危机，对长江的整个事业来讲，影响不会太大，况且，长江公司本身就有充足的原料库存。李嘉诚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公心和义务，他不能眼看着潮籍塑胶商们就这样毁于一旦，更不愿整个香港塑胶业就此衰落。在李嘉诚的倡议下，数百家塑胶厂入股组建了联合塑胶原料公司，甚至有不少非潮籍塑胶商也主动加入进来。
  



第4章 论做人(4)


　　要打破进口商的垄断，就只有厂家自己直接从国外进口原料，但单个塑胶厂家由于购货量太小，国外原料商不愿意进行交易。现在由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出面向国外原料商进货，需求量比进口商还大，因此很快便达成了交易，从国外购进了相对较便宜的塑胶原料。
　　购进原料后，再由商会出面协调，按实价分配给各股东厂家。在厂家联盟面前，进口商对原料的垄断不攻自破，不得不自动将价格降了下来。
　　这样，笼罩全港塑胶业两年之久的原料危机，在李嘉诚的全力相助之下，终于烟消云散了。
　　李嘉诚在这次救业大行动中，还有一个惊人之举。他将长江公司的库存原料匀出了1243万磅，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救援停工待料的会员厂家。在直接购入国外厂商的原料后，他又把长江本身的配额20万磅，以购入价格转让给了需要量相对较大的厂家。
　　在危难之中，受李嘉诚帮助的厂家多达数百家。李嘉城此举真可谓雪中送炭，雨中送伞。他因此也被人们称为香港塑胶业的“救世主”。
　　李嘉诚扶危济困的义举，为他树立起了崇高的商业形象，使他的声誉和声望如日中天。而这种信誉和声望又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生意和财富。
　　感悟：
　　当业中同行需要你施援相助，而你也具备足够能力时，你又会做何行动呢？
　　很多人的做法是：落井下石，踩沉对方。以为这样就可以少一个竞争对手。但切不可忘记，即使你真的扼杀了对方，其他的竞争对手仍会相继而来，绵绵不绝。由于你对竞争对手毫不留情，他们必然会对你心存戒备，若有机会也会损你一把。这样，你的事业中便时时潜伏着危机。更何况风水轮流转，万一哪一天灾难落到自己头上呢？
　　像李嘉诚这样，救人于危难之中，不但能赢得人缘、信誉及声望，也会为日后创大业赚大钱埋下伏笔。
　　其实做人就如同经商一样，尤其是对于李嘉诚这样的商人来说，更是如此。做人切不可为一己私利，切断所有人的退路，不时还应帮人一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是生活于孤岛之上，不要认为没有了他人，自己照样能活，而且会活得更好。人有时是需要些肚量、精神的。
　　8.替手下着想--感恩员工，多方报答
　　李嘉诚语：一家企业就像一个家庭，员工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辈，我们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老板养活员工，是旧式老板的观点，现代企业的观念应该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
　　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收益。
　　跟随李嘉诚创业的“老臣子”盛颂声在1980年谈到长江实业的成功原因时说：“靠李嘉诚先生的决策和长江实业同仁上下齐心苦干。李嘉诚先生作决策快速而准确，这么多年来从没有看错过人，没有做过错误的决定。”
　　“长江实业盈利近10亿港元。这么大的生意，公司的工作人员总数不足两百。”
　　“李先生每天总是8点多钟到办公室，过了下班时间仍在做事，公司同仁也都如此，这就使长江实业成为一间最有冲劲的公司。”
　　“事业有成之后，李嘉诚又尽量宽厚待人，使和他合作过的个人或集团，全赚得盘满钵满。这便奠定了长江实业今后有更大发展的基础。”兢兢业业是一家公司兴旺的基础，而与合作者利益共享，更是李嘉诚一贯的精神准则。
　　一次，有人问李嘉诚为什么还背着老员工这个包袱。李嘉诚说：“一家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辈，我们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那人赞叹道：“李先生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在当今香港，不少老板待员工老了便一脚踢开，你却不同。这批员工，过去靠你的厂生活，现在厂没有了，你仍把他们包下来。”
　　李嘉诚急忙解释道：“千万不能这么说，老板养活员工，是旧式老板的观点。现代企业的观念应该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
　　商人皆为利来，其最终目的都是为赚钱。商人不是慈善家，工厂没有效益，关闭是无可厚非的。都说商场是无情的，但李嘉诚却能化无情为有情，上演了一幕幕动人的人情戏。
　　李嘉诚“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的观念符合现代人的管理思想，值得我们深思，能给我们许多启迪。
　　确实，如果没有广大员工的卖力苦干，无论多么有本事的老板也是孤掌难鸣，成不了气候。相反，企业富有凝聚力，员工精诚团结，愿意为老板奋斗出力，这个企业就必定大有前途。
　　也许有人会用“冠冕堂皇”一词形容李嘉诚这番话，并认为他这么说不过是在收买人心。其实，我们可以不必管他怎么说，只看他怎么做。他为老员工安排出路，总是实实在在的事。不管他这么做是真心实意，还是收买人心，都对他的事业有实际的好处，使别人能够真心实意地跟着他干。一般的老板，只想利用员工，并不愿为员工的利益着想，一有不利，就把员工当包袱甩。这样，员工就不敢将日后的前途托付给老板，心心念念想为自己谋出路，有力也不愿使出来。这样对谁有利呢？不过是一损俱损罢了。
　　按现代经营理念：利益一致才有真诚的合作。因此，这首先要了解合作的利益问题，这包括下属的利益与外来合作伙伴的利益。李嘉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很好。
　　李嘉诚不但重用下属，而且很顾及他们的利益，当事业有发展的时候，会及时让下属分享利益。例如，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分红共计有100万港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港督彭定康年薪的4倍多。
　　至于马世民的其他非经常性收入，则很难计算。
　　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
　　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他就用每股8.19港元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长实股票，当日就以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转手间就净赚2500多万港元。
　　李嘉诚懂得体恤下属，让下属分享利益，从而使集团形成了更强的凝聚力。
　　在与合作伙伴的利益交往中，李嘉诚也很善于为他人谋利，做得仁至义尽。
　　有人说，一般的商家，只能算精明。只有李嘉诚这样的商界翘楚，才具备经商的智慧。
　　一些人目光短浅，只贪图眼前利益，做生意时只想着自己独吞。结果呢，往往是一时赚得小利，而失去了长远之大利，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李嘉诚说过：“如果一旦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对不能干。”
　　李嘉诚的意思是，生意人应该利益均沾，这样才能保持久远的合作关系。相反，光顾一己之利益，而无视对方的权益，只能是一锤子买卖，只会使自己的生意做断做绝。
　　感悟：
　　李嘉诚继承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就是知恩图报，凡是对他的企业做出过贡献的人，他都不会忘记。这是他能够长远发展的原因。很多人目光短浅，利用别人发财之后就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这种认识不会有好结果的。
　　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商业社会，许多人都想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往往在取得些许小利之后，又会自大自满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放在眼中，甚至一些合作过的人也被他踢出几丈远。其实这种思想是最要不得的，中国人最讲究“义气”二字，一个人既要有难同当，又要有福同享。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更多人的相助，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你今天可以把这个人踢开，经过这个人，你的为人必为他人所知，那么明天或后天，你也会为那个人所踢开，到时候成为“孤家寡人”的只能是你一个人。一定要注意顾全曾经为你出过力的人的利益。
　　9.得民心者得天下
　　李嘉诚语：我喜欢友善交易，这是我的哲学。我曾告诫公司员工，不要占任何人的便宜。
　　有些生意，无论有多少钱给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容许做，我也不做。
　　股市有风险，因为这里是靠投机赚钱。作为一个企业家，首先是要创造产品，然后才能获得财富。李嘉诚在股市纵横驰骋取得不凡的业绩后，又逐渐淡出股市。但是，他不是得了利就走人，而是想办法把从股市上获得的利益让出一部分给那些散户百姓。这个让利给百姓的行为就是对他手下的一些上市公司进行私有化改革。从1984年起，他先后实行了三次私有化。
　　这里所说的“私有化”是一个专门名词，是指改变原上市公司的公众性质，使之成为一家私有公司。
　　根据证券条例的规定，公司上市必须拨出25%以上的股份向公众发售，即使是一家家族性的上市公司，本质上也是公众公司。
　　公司上市、收购公司以及供股集资，都被称作“进取”，而将公司私有化，取消其挂牌的上市地位，即是“淡出”。
　　其实，“淡出”也是一种收购形式，只不过取消挂牌后的私有公司，不能再从社会集资，也不再具有以小博大、以少控多的优势。
　　李嘉诚将长实旗下部分公司实行私有化，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目前李嘉诚所控的长实系集团够庞大了，仅以长实，和黄、港灯三家巨型公司的规模而言，已足以获准浩大的集资计划。因此，将部分公司私有化，并不影响长实日后的集资扩张。
　　其次，私有化以后的公司，将重新变为不受公众股东和证监会制约监督的公司，因而有利于保存商业机密，也不必再像公众公司那样向公众公布财务经营状况。
　　当然，要实行私有化，还有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骑牛上市，借熊退市是许多股票投资者奉行的法则。股价低迷、股价下落时退市，自然大大有利于向小股东收购股票的大股东。道理谁都懂，要真正掌握好时机，并非那么简单；而要显出大度来，避免小股东的怨恨，则更不容易。而李嘉诚在实行私有化时，却兼顾这两点，再一次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魅力。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投资气候转晴，股市开始上扬。1985年10月，李嘉诚宣布将国际城市有限公司私有化，出价1.1港元，较市价高出一成，较该公司上市时的发售价高出0.1港元。
　　对于这种价格，小股东自然是大喜过望，纷纷接受收购。李嘉诚这次提出私有化，正在牛市之时，付出了较高的收购价格。如果是赶在两年前或等到两年后的熊市之时，再进行私有化，就能够实现低价收购。对此，有人认为一贯善于把握时机的李嘉诚看走了眼，没有抓住实行私有化最有利的时机。其实，李嘉诚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照顾小股东的利益。他说，我们不是没想过借熊退市，但趁淡市以太低的价钱收购，对小股东来说不公平。
　　1988年10月，长江实业接着宣布将青洲英泥私有化。长实控有青洲英泥44.6%股权。在私有化过程中，以20元一股的价格进行全面收购，收购价比市价17.7元溢价13%，自然让小股东们笑逐颜开。
　　收购过程进展顺利，到12月30日收购截止期，长实已购得九成半股权，从而可以强制收购完成私有化。
　　当初全资控有的青洲英泥是长实系的全资附属上市公司，现在申请摘牌，就变成长实旗下的私有公司了。
　　李嘉诚在收购嘉宏国际时，却是一波三折；远不如收购国际城市、青洲英泥那么顺利。
　　嘉宏是长实系四大上市公司之一，综合资产净值为44.57亿港元。在全面收购前，市值为155.09亿港元。
　　1991年2月4日，长实宣布将嘉宏私有化时，决定以每股4.1港元的价格收购。收购价比市价溢价7.2%，低于全面收购国际城市和青洲英泥的溢价，让小股东们感到有点失望。
　　此计划一出，便招来一片嘘声，舆论皆认为嘉宏的收购价过低，显然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李嘉诚解释说，主要是考虑到嘉宏盈利能力有限，而且其业务与长实、和黄重叠，同时他又声称不会提高收购价格，如有人肯出5港元的收购价，他会考虑出售。
　　李嘉诚的话未得到认同。在4月10日嘉宏股东会议上，小股东们纷纷提出质询，嘉宏公布的1990财政年度的业绩显示，盈利状况甚佳，年盈利率比上年增加29%，达到了13.16亿港元：另外，嘉宏所控的港灯市值连月上升，也会使嘉宏资产值增高，这都显示出嘉宏的发展前景还是较好的。
　　结果，嘉宏私有化计划在一片鼓噪声中，以不足1\/4的支持率而胎死腹中。
　　这次私有化失败的原因，是收购方对嘉宏的评估与实际业绩产生了很大差异。嘉宏资产估值应该在每股5--6港元的水平上，4.1港元的出价未免太低，显然是肥了大股东，而损了小股东。李嘉诚素来关注小股东利益，这一次却有失长者风度，是何缘故呢？
　　其间，曾有一个英国基金趁机斥资吸纳嘉宏股票，嘉宏表示不提高收购价，可能与此有关。因为不提高股价，可使那些趁机炒作嘉宏股票者的图谋落空。
　　此外，小股东反对私有化，除认为和黄条件“苛刻”外，股东们均看好嘉宏的前景，舍不得“忍痛割爱”，又是私有化失败的另一大原因。
　　按规定，私有化失败之后，一年之内不得再提私有化建议，李嘉诚只好耐心等待。
　　1992年5月27日，“大限”期满，和黄重提嘉宏私有化建议。收购价为每股5.5港元，较停盘前的收盘价高出32%。
　　对这一价格，小股东们自然无话可说，欣然接受。因此，在7月10日的嘉宏股东会议上，该私有化建议以96.7%赞成票获得通过，最终得以实行。
　　这次收购之所以成功，是大股东既保全了自身利益，又顾及了小股东利益的缘故。
　　从此之后，长实系只剩下长实、和黄、港灯三大上市公司了，总市值除银行外仍据全港财团之首。
　　通过私有化，李嘉诚不再使长实系所有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实绩都暴露于公众面前，这有助于维护商业机密。在许多商业活动中，李嘉诚便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
　　当然，对李嘉诚实行私有化的目的，我们未必需要了解，他实行私有化的方式，倒值得我们借鉴。本来，以他的股市经验，完全可以趁股市低潮时，以超低价格将公司收归手中，但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充分考虑小股东的利益，以他们较满意的价格实行收购，充分体现了他的大仁大义。
　　感悟：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李嘉诚这种成全他人利益的做法，无疑是得人心的，所造成的良好影响虽然看不见，但时时处处都可能对他发挥良好的作用。许多人自作聪明，将损人利己当成本事，殊不知，懂得照顾别人的利益，才是真正的智慧。
　　10.树立好自己的形象
　　李嘉诚语：最要紧的是要充实自己，多知道外面的事，无论政治、经济，最准确的行情你都要尽量知道。因为你只有充实你自己了，机遇来的时候，才有能力抓住它。
　　假如一个人都是马马虎虎过日子，机遇就是跑到你面前，你也没有机会抓住它。还有，你去找机会难，但是机会来找你就容易。
　　因为我公道公正，以前很多跟我合作过的人，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很多年来，很多机遇都是跟我合作的人送来、追来给我的。
 



第5章 论做人(5)


　　一个企业能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关键是看能不能树立起企业的形象。这种形象就是能够替消费者着想，诚信为消费者服务。李嘉诚经常这样说：“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不要占小便宜，否则就没有朋友，我想经商的道理也该是这样。”
　　正因为李嘉诚有“不占小便宜”的思路，因此，他才能从大局着眼，既顾及利益，又重视形象，争取赚那种“漂漂亮亮”的钱，而不赚那种引人非议的“滥钱”、“黑心钱”。
　　例如，1977年6月，李嘉诚继地铁中标后，又购入大坑虎豹别墅的部分地皮计15万平方英尺。
　　虎豹别墅为大名鼎鼎的报业豪门胡氏家族的祖业。胡氏家族，即全球华人无人不晓的“斧标驱风油”的创始者。
　　虎豹别墅，与其说是一座私人花园住宅，倒不如说是一个规模宏伟、饶有特色的公园。
　　这里有巍峨屹立的白塔，红墙碧瓦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波光潋滟的游泳池，崖壁上布满了动物雕塑，还有各种传说中韵人物泥塑及假山、山洞、展览馆等，集参观、游乐、购物、休闲为一体。凡到过虎豹别墅的人，它的美丽多姿、富丽堂皇，使众多游人流连往返交口称赞。因此，它成了香港较为著名的一处旅游胜地。
　　李嘉诚购得地皮后，在上面兴建了一座大厦。游客们多有非议，纷纷指责大厦与整个别墅风格不统一，破坏了整个布局的统一和美观，影响了原有的人文景观。
　　李嘉诚得知此情后，立即下令停止在那块地皮上继续大兴土木，尽量保留别墅花园原貌。
　　李嘉诚深知，如果不顾公众舆论，一意孤行，就会损害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降低自己的信誉。
　　失去公众，就等于失去顾客；失去顾客，就等于自绝财路。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不可以时时事事计较眼前利益，而应以大局为重，时时注意维持良好的形象，以求得未来更大的收益。有时，良好的形象和良好的信誉，远远胜过干金万银。
　　李嘉诚就是在这些事情上赢得了汇丰银行的信赖，开始了与汇丰的合作。香港经济界的人常说：“谁结识了汇丰大班，谁就高攀了财神爷。”
　　说起汇丰，港人无人不晓。汇丰的中文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创设于1864年。由英、美、德、丹麦和犹太人的洋行出资组成。次年正式开业，后因各股东意见不合，相继退出，成为一家英资银行。
　　现在的汇丰是一家公众持股在港注册的上市公司。1988年股东为19万人，约占香港人口的3%，是香港所有权最分散的上市公司。汇丰一直奉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原则，其管理权一直操纵在英籍董事长手中。
　　汇丰是香港第一大银行，又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庞大的国际性金融集团。汇丰的声誉，还不仅仅限于其强大的资金实力，更重要的是，它在香港充当了准中央银行的角色，拥有港府特许的发钞权（另一家获此特权的银行是国资渣打银行），港人使用的港币，几乎全是汇丰银行发行的。在数次银行挤捉危机中，汇丰不但未受波及，还扮演了“救市”的“白衣骑士角色。”
　　一个多世纪来，经汇丰扶植而成殷商巨富的人，不计其数。20世纪60年代起，刚入航运界不久的包玉刚，就是靠汇丰银行提供的无限额贷款，而成为闻名于世的一代船王。李嘉诚早有意与汇丰银行建立合作关系，只是当时实力弱小，无法引起汇丰银行的兴趣。但现在情况已不同了。
　　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虽然没有给李嘉诚带来多少利润，但他在这场战斗中显示出的大智大勇，以及由此带来的声名和信誉，令汇丰现任大班沈弼对这位地产“新人”格外关注，欣赏有加，并产生了合作意向。
　　原来，早在1974年，汇丰行已购得华人行产权。因华人行位于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区，原来的华人行已年久失修，显得十分破旧矮小，与该地段的摩天大楼极不相称。1976年，汇丰开始拆卸旧华人行，决定清出地基，发展新的出租物业。
　　由于此时正处于地产高潮时期，该物业又处于黄金地段，因此地产商们闻讯后莫不跃跃欲试，除了想在这一物业中分一杯羹，更想藉此搭上与汇丰行的关系。
　　在地铁上盖竞投中一举中标、声誉鹊起的李嘉诚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他原以为会经过一番激烈竞争才能取胜，没想到竟然十分顺利地如愿以偿。
　　沈弼在接到李嘉诚的合作意向材料后，当即拍板确定长实为合作伙伴。
　　李嘉诚居然这么轻松地与汇丰银行攀上了关系，业界莫不惊奇李嘉诚“高超的外交手腕”。
　　其实，李嘉诚本是一个言行拘谨、稍嫌内向的人，他绝不像一个能言善辩的外交家，与其说他像一位精明的商场老手，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位风度儒雅的中年学者。
　　李嘉诚靠的是一贯奉行的“诚实”，以及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良好“信誉”。自然，他苦心塑造的企业形象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凡此种种，构成了他与汇丰银行合作的基础，也是沈弼格外“钟情”于他的奥秘所在。
　　由此也可证明：一单生意总是有限，而良好信誉的回报则是绵绵不绝的财富。
　　李嘉诚十分珍惜香港首席财神爷的青睐。他深深知道，首次与汇丰联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才能更加稳固业已形成的良好形象和信誉，并保证与汇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取得汇丰的信任，为日后长实的长足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长实与汇丰共同组建了华豪有限公司，着手筹建新华人行物业。李嘉诚不负众望，果然以最快的速度建起了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
　　新华人行楼高22层，大厦面积24万平方英尺，外墙用不锈钢和随天气变化颜色深浅变化的玻璃构成，室内温度、湿度、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全由电脑控制。
　　整个大厦装饰豪华典雅、融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炉，气势非凡。
　　整个工程耗资2.5亿港元。一俟建成，大厦写字楼和商业铺位便被抢租一空，盈利丰厚，合作双方皆大欢喜。
　　1978年4月25日，华豪公司举行隆重的华人行正式启用仪式。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出席典礼，剪彩并发表讲话，称赞新华人行大厦的“建筑速度及效率不仅在香港，在世界也是惊人的”，并称赞该大厦“不愧为代表本港水平的出色典范”。
　　新华人行被人们视为长江的招牌大厦。李嘉诚的诚实、信誉和气魄，为汇丰银行大为赞赏。经过这次成功的合作，沈弼也与他结为好友。
　　先于新华人行大厦正式启用的3月23日，长江集团总部也迁入其中。从此，长江集团正式立足于银行、大公司林立的中环地区，地位更上一层楼，这为李嘉诚成为香港地王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的良好开端，终于发展为李嘉诚期待已久的“蜜月”--后来，汇丰力助长实收购英资洋行，并于1985年邀请李嘉诚担任汇丰的非执行董事。
　　应该说，李嘉诚能有后来的辉煌，汇丰银行功不可没。
　　从这件事上，我们再一次领略了当机遇到来之时，李嘉诚那不惜一切代价，努力把握机遇的非凡气魄。
　　所谓提高企业形象，绝非财富的简单提高，而是财富与能力、信誉、人际关系等的多向提高。如果将财富形容为房子，那么，能力、信誉、人际关系等就是房子的地基。如果地基坚实，房子才能安然不动；否则，房子越高大，越容易遭殃。
　　感悟：
　　树立自身形象，赢得他人信赖是我们成就一番事业必不可必的前提。没有人会与一个自己根本不信任的人打交道，所谓正人先正己，只有自身形象良好，才能为他人树立榜样，产生二疑聚力。
　　想当年常山赵子龙于万军丛中救阿斗是何等神勇，其背后就是对刘备的信任。今天我们从事任何事情都要注意村立自己的形象，能对他人产生吸引力、感召力，这样众人拾柴火焰高，成功的机会才会增大。
　　11.待人以宽，让人有归属感
　　李嘉诚语：作为一个领袖，第一最重要的是“责己以严，待人以宽”；第二要令他人肯为自己办事，并有归属感。
　　你只有以诚待人，别人才会以诚待你。
　　李嘉诚曾经给自己规划日常管理的8个要点是：
　　（1）勤是一切事业的基础。要勤力工作，对企业负责、对股东负责。
　　（2）对自己要节俭，对他人朋友要慷慨。处理一切事情以他人利益为出发点。
　　（3）始终保持创新意识，用自己的眼光注视世界，而不随波逐流。
　　（4）坚守诺言，建立良好的信誉。一个人良好的信誉，是走向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5）决策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应开阔胸襟，统筹全局。一旦决策之后，则要义无反顾，始终贯彻一个决定。
　　（6）给下属树立高效率的榜样。集中讨论具体事情之前，应预早几天通知有关人员准备资料，以便对答时精简确当，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7）政策的实施要沉稳持重。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注重培养企业管理人员的应变能力。决定一件事情之前，想好一切应变办法，而不去冒险妄进。
　　（8）要了解下属的希望。除了生活，应给予员工好的前途；并且，一切以员工的利益为重，特别在年老的时候，公司应该给予员工绝对的保障，从而使员工对集团有归属感，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这8个要点，堪称李嘉诚的成功要诀。
　　在日常生活中，李嘉诚一直是个严于律己、品德高尚的领导者，他的良好品质赢得了海内外广泛的赞誉。舆论一直认为，李嘉城是个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的非凡之士。他控有香港最大的综合性财团，多年荣膺香港首富乃至世界华人首富。他同时又是个道德至上者，他说的每句话，莫不符合道德规范，堪称道德圣典。他既是这般说，也是这般去追求，谨慎小心，惟恐有什么闪失。
　　西方商界，多推祟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要讲道德，就勿涉足尔虞我诈的商场；要追求利润，击败对手，就要不择手段。在他们看来，既要拜金，就没有资格谈道德、谈仁慈、谈友谊。信誉不是做人的目的，仅仅是经商的手段，是为了下一单生意，为了更多的盈利。
　　2003年年底，李嘉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他捐赠的情况：“一个人生活其实很简单，需要的钱不是很多的，最近国内有人问我一共捐出了多少钱，我一向没统计，结果用了三四个星期去查支票本，结果发现总共捐了22亿港元给香港和内地，可能没人信。”
　　李嘉诚捐赠，不论款多款少，往往会对公众或传媒，说一席爱国爱港、利国利民的话，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有人说他沽名钓誉，亦或是最终是为其商业利益。对李嘉诚捐赠的了解，大概非梁茜琪莫属，梁是李嘉诚专职负责捐赠事宜的私人秘书，梁茜琪深有感触地说：
　　“李先生捐款与别人不一样，他的捐赠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李先生不是那种捐出100万、200万，只要有自己的名字就可以的人，他是真心实意去解决这些问题……”
　　“李先生的捐款与别人完全不一样，他的不一样在于别人在捐出款项以后，所考虑的和关心的仅仅是其善举为不为社会所知；而李先生考虑的是捐出款项之后，是否解决了问题。”
　　对此，笔者亦有同感。听潮汕的人士说，李嘉诚所捐赠修建的各种建筑物，均拒绝以他本人和亲人的名字命名。他在汕大，不是扔下一亿两亿了事，连教学安排、图书资料、师生食宿等细微问题，他都要一一关照到，并勉力解决。要知道，李嘉诚的一天时间，价值几百万，乃至几千万。谁也计算不清，他在汕大耗费了多少时间与精力。
　　李嘉诚自言：“我喜欢看书，现代的、古代的都看，时时看到深夜两三点钟，看完就去睡觉，不敢看钟，因为如果只剩下两三个钟头，心就会很怯。”他有感而发：“在看苏东坡的故事后，就知道什么叫无故受伤害。苏东坡没有野心，但就是给人陷害。他弟弟说得对：‘我哥哥错在出名，错在出高调。’这个真是很无奈的过失。”
　　李嘉诚为人谦虚谨慎，毫无出风头意识，尽可能保持低调，但他又做不了彻底的隐土。他不是一架赚钱机器，有情感、有理想、有信念。他清清白白地赚钱，清清白白地做人，也善意地希望社会上的人都这样。因此，他在公众与记者面前，会自觉不自觉地宣传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千万不要以为李嘉诚整天与记者打得火热。香港记者写的有关超人的新闻报道，多是来自记者招待会，或“外围”采访。李嘉诚似乎对远道来的记者要客气些，如欧美记者。内地的深圳市记者夏萍小姐也曾独家专访过李嘉诚，令自诩无孔不入的香港记者汗颜，各报馆如发生地震。
　　据传，香港记者无一人专访过超人。林燕妮名气不可谓不大，那时她替《明报周刊》做“数风云人物”访问，遭李嘉诚婉拒。最后林是以广告商的身份去长江实业洽商业务，才接触到李嘉诚。
　　材燕妮说：“李嘉诚亦不是绝对不肯接受访问，熟知他性情的长江中人说，老板小锋（风）头不肯出，很大的锋头又不出。如果是《time magazine》（时代杂志）、《newsweek》（新闻周刊）访问：便当然有希望了。”
　　李嘉诚绝无歧视香港记者之意，他不便开这个先例。香港有这么多的报刊，这么多记者，李嘉诚什么都不干都应付不过来。不过，超人会在公众场合，很友好地回答众记者的提问。
　　都说近来超人与传媒关系不似以往融洽。如1995年秋《东周刊》所说：李嘉诚一向对记者都非常好，记者有提问，他例必回答，总不会令记者们失望。但近来他见到记者，总是重复以下一段话，他说希望不令传媒失望。但记者就觉得好闷。
　　李嘉诚说：“我好钟意（喜欢）同年轻人倾偈（谈谈），系（是）在北京的时候，虽然好匆忙，连休息时间都无（没有），亦边食（吃）三文治边回答记者问题。”
　　“个阵时（那时），讲明勿（不）会见报，记者亦好合作。我依家（现在）实在勿（不）能够回答记者问题，真系（是）抱歉，如果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就一定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所以我只能够再三道歉。”
　　“我真系好喜欢同你们倾得偈（谈一谈），但你们有时候太断章取义，好似最近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后来香港《文汇报》又刊登全版访问，人们会觉得我经常曝光，我勿（不）想本人树大招风，又勿（不）想撞板（碰壁）--讲多错多，所以都系是挑个适当时候，至再同大家慢慢倾（谈）。”
　　该文说：“诚哥用了足足15分钟，重复以上对白，他出席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年图片展、敦煌文物展、航天集团20周年酒会……都讲过以上对白，可见实在用心良苦！”
　　对记者，李嘉诚的态度是十分友好的。他曾经谈到这：“我做人的宗旨是对己刻苦，善待别人，还有勤奋同重承诺，也不会伤害他人。有一次，一个我很讨厌的报社的记者在我公司楼下等我，我刚刚上车，同事说他已经等了两小时，他正要离去。我立即叫司机倒车，向记者说可以谈一下，因为我不忍心他站了两个小时，回去没有东西交代。”
　　李嘉诚是香港曝光率最高的富豪，都以为，他本人与香港市民一样习以为常。他似乎不希望香港《文汇报》全文刊出中央电视台对他的访谈录。笔者将这篇访谈录找来看，字字句句闪金光，令人油然生出无限敬意。
　　前怡和大班西门·凯瑟克，对李嘉诚有个结论性的评价：“他这个人特别聪明，可以在香港华洋杂处的两套标准中得到利益。”
 



第6章 论做人(6)


　　是不是讲给内地观众的话，不宜在香港讲呢？我们应该很快从这个思维套子里跳出来--李嘉诚是凯瑟克在商场上的劲敌，凯瑟克的话如何信得！
　　有人说：“李嘉诚最近好像特别忌讳树大招风，你们这些生花妙笔，就不能写超人的丰功伟绩，而偏对个人生活津津乐道，香港好不容易出一个道德完备的商界翘楚。”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李嘉诚有某些地方目前尚未做到十全十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李嘉诚是一个具有刚毅性格的男子汉，无论外界如何评议他，他一如既往按照他内心所认定的目标去奋斗拼搏，去为人处事。尽管市场总会冒出不利他的传言，却无损他的良好声誉，也正因为如此，证实他的声誉不是炒出来的，而经得住考验。
　　从“小超人”李泽楷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李嘉诚管理的影子。
　　李泽楷管理很有一套。他把父亲的管理之道和现代化的管理混合在一起，显得颇有“中国特色”。
　　他对属下主动让出部分股份，并且很有人情味，只是象征性地收一元钱。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员工们死心塌地地为李泽楷卖命。
　　李泽楷在公司处于决策人的地位，他的决策建立在广泛收集信息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他对整个市场把握很准，既果断又尊重科学，雷厉风行又不失稳妥。他把公司管理得让人信服。
　　有人问，李泽楷如何做得这么好，李泽楷则说：“你问问我老爸。”
　　李泽楷是用才的高手，他的手下积聚了一群英才，他的公司可谓藏龙卧虎。
　　盈科现时网罗的不少科技及财经界人才，令他不用操心日常事务。副主席袁天凡是财经高手，董事总经理艾维朗是前电讯管，理局总监，有多年电讯发展及管理经验、主管pcc的米切尔·约翰逊1990年由和记电讯过档卫视至今，是电讯以及电视制作的鬼才。而新近自数码通挖角的伍清华，则负责pcc日常运作。
　　盈科董事局副主席袁天凡，47岁，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曾任香港联交所行政总裁。1991年底离任联交所行政总裁后，加入盈科。袁天凡是盈科集团多宗收购的策划者及执行人，袁还是李泽楷的“太傅”。袁不懂高科技并不重要，硅谷大公司就有不少高科技的门外汉担任首席执行官之类的要职，他们的长处在于富有管理才能及经验。袁天凡正是这一类才俊。
　　盈科副主席杜彼得，51岁，毕业于香港大学房屋管理系，是和黄地产前董事总经理。他在盈科主要负责物业策略和基建，目前主要精力放在数码港建设上。
　　董事总经理艾维朗，48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电机系毕业，1992年进入香港电讯管理局工作，任总监一职。艾维朗投身电讯管理局的首要工作是打破香港电讯的垄断局面。他向港府提出了多项影响本地电读垄断市场的政策，包括检讨《电讯条例》以及发出多个pcs牌照，导致本地电讯市场被打破，他也由此获得“电讯业打破者”称号。
　　执行董事钟楚义，40岁，伦敦大学法律系毕业，有逾10年的财务经验，是盈科的财务总管。
　　还必须提及的是，这些“打工皇帝”，除可观的工薪外，老板还给他们认股权。如袁天凡与杜彼得各持有盈科认股权0.32亿份，账面利润估值5.3亿港元。钟楚义持有0.28亿份，约值4.7亿港元。艾维朗持有0.16亿份，账面利润约2.26亿港元。
　　从这些数字，我们不难知道盈科为什么能吸引并留住大腕人才。当然，这不会是唯一的原因。
　　盈科市值膨胀惊人，业务发展亦非常急速，所以总有人才源源不断地聚集到李泽楷旗下。像米切尔·约翰逊和伍清华的拍档，令世界同业分外关注。
　　米切尔·约翰逊是李泽楷的校友，不过年长李泽楷许多，现年51岁。米切尔·约翰逊在斯坦福大学电脑工程系获得学位，毕业后走的不是与现老板李泽楷相同的路子，而走的是斯坦福电脑系绝大部分学生所走的那条路--米切尔·约翰逊先后在美国朗读科技、日本ntt及苹果电脑工作，他所创办的netnoir.com，成为最受黑人欢迎的网站。
　　米切尔·约翰逊甘愿放弃美国的事业来香港发展，“完全因为pcc在亚洲规模最大”，他对记者这样说。
　　目前米切尔·约翰逊出任盈科高级顾问，负责pcc业务。
　　伍清华是李泽楷挖解过档的。他原是“数码通”行政总裁，年薪700万港元。伍清华从事电脑及电讯业有25年，先后在ncr和香港电讯工作过，从最初的技术人员升为科技产业界的高级主管。他任香港电讯常务董事期间，主攻手提电话业务，成功占据“市场一哥”的地位。伍清华加盟盈科以后，担任pcc行政总裁，发展宽频上网服务。
　　据香港税务局资料显示，盈科副主席袁天凡年薪约2500万港元，跻身香港“十大打工皇帝榜”的前列。此外，他拥有价值甚巨的认股权。盈科其他高级成员如艾维朗、杜彼得、胡雪姬、钟楚义等，也都快速进人“打工皇帝”之列。
　　盈科网罗这一大批大腕人才，当然会引起市场的格外关注。这也是盈科的强大资本，是盈科能赢得投资者齐齐追捧的非凡魔力所在。
　　感悟：
　　“自我管理”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永远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个商人成功的要诀。
　　12.严格要求儿子，凡事以低调为主
　　李嘉诚语：不管你拥有多少家财，对孩子则应该从小培养他们独立自强的能力，特别是不能让他们养成娇生惯养、任意挥霍的生活习惯。
　　以往我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是教孩子做人的道理，现在有时会与他们谈论生意，但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谈生意，三分之二的时间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因为世情才是大学问！
　　富家子弟等于是温室里长大的植物，无论是大树或其他植物，根部一定不壮。若再放纵他们多一点，他们会一生辛苦，遇有什么打击及逆境便很难面对。我虽然不是很有本事，但可以说我这棵小树是在风雨中长大的，经得起考验。
　　古语道：“子不教，父之过。”李嘉诚作为商人，他能够成功地经营自己的事业；作为父亲，他也尽到了为父的教子责任。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为商界的人才。李嘉诚早就认识到若想使孩子成才，则必须运用最科学的教育方法。
　　李嘉诚常对儿子说：做人比做生意更重要。
　　李嘉诚认为：“大富在天，小富在人”，即使在自己绝对“大富”之后，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仍然不像别的富家子弟那样娇惯。他觉得虽然自己有钱，也绝不能令他们娇生惯养，一定要吃苦，才能担当重任。他对两个儿子从幼年至成长，都特别注意让他们饱经锻炼。他曾对两个儿子说：“我这棵小树是从沙石风雨中长出来的，你们可以去山上试试，由沙石长出来的小树，要拔去是多么的费力啊！花虽好看，但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小树，则更富有生命力！”
　　李嘉诚对儿子要求之严格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像他这样的世界性超级巨富，儿子在美国那样汽车非常普及的国家留学，给儿子买辆汽车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李嘉诚为了锻炼儿子吃苦的本领，仅仅给两个在美国留学的儿子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
　　2001年2月2日，李嘉诚在与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班的学生座谈时，才透露出了这个小秘密。他说：“我昨天刚与一个欧洲著名家族吃午饭，他们已有五代的成功历史，十分有修养、有礼貌。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但今天的教育、组织不同，令事业可以继续，相信这句话日后将会修正，正如这个欧洲家族今天的事业比过去任何一代都好。过去中国有些有钱人家宁可让子弟去吸鸦片，宁可让他们沉迷赌博等不良嗜好，这是落后的思想。当年，我朋友的儿子去外地读书，买了rousroyce（劳斯莱斯）开蓬车代步，我不便批评。但我两个儿子买的只是两部单车，在美国stanford（斯坦福）大学行走也十分方便。直到有一天，我在九楼apartment（公寓）等他们回家吃饭，看到一辆单车冒雨在车群中‘之’字型穿梭，险象环生，等看清楚才知是其中一个儿子，而他到家时已浑身湿透，还背着几十磅重的东西。这时，我才叫他们第二天去学车考牌，买一辆坚固的、去年款式的新车。”
　　在今天的李家，每逢吃晚饭时，两个儿子分别坐在李嘉诚的两旁，经常性地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非常活跃，似乎总有说不完的有趣的话题，而坐在对面的大媳妇王富信则不然，她一声不吭地专心吃着饭。
　　无论工作有多忙碌，每逢是星期一，他们一家人必须在深水湾家或去外婆家吃一顿团圆饭。通常一家四口，四菜一汤，吃得很清淡。这一习惯自李嘉诚创业之初到今天一直坚持着。
　　在众人的眼里，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商业巨子，懂得如何赚大钱。但在他的两个儿子的心里，李嘉诚有另一种心灵上的追求，感觉很温馨。
　　小儿子李泽楷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是令人想不到的。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简单，不是说简单就叫做非常好，而是简单原来就是非常幸福。”
　　李泽钜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在他一生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如果可以帮助不幸的人，他会感觉更加富有。”
　　李嘉诚说：“1957年、19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
　　等到想通了金钱的意义，跳出了金钱的圈套，李嘉诚就把自己这一所悟教育给自己的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李嘉诚十四岁丧父，今日的成就是依靠自己千辛万苦挣出来的。于是他明白，只有磨练，方知做人、做事的艰辛。温室里的幼苗怕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带他们去看外面的困难，让他们去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档，看那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的态度。他带着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每当星期天，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必定会跟父亲出海畅游，这已是多年的习惯，像一日三餐不可或缺。也许大家感到奇怪，不就出海吗？人人都会，人人都去。但是，他们出海畅游的目的，在于他们要协力上演一幕“压轴好戏。”
　　“在儿子入大学之前，我每周日均拒绝所有应酬，带他们到一艘绝不豪华的小游艇去，好处是跟他们说道理，他们也无处可逃。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的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要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与你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李嘉诚给儿子们的“最高指示”是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大肆渲染。但是在一些适当的场合里，他也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让两个儿子爆光亮相，出现在众人面前。比如在1990年万博家园推出预售之前，长实集团公关精心安排，让当时的集团执行董事长李泽钜，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两家杂志的访问。但是在一些平常场面里，他总不让儿子“露面”于众，以免树大招风，无助于孩子心理成长。
　　李嘉诚的箴言，不仅是他对两个儿子的要求，这也实在是他一辈子经商心血所凝成的经验，同时也是他自己一生行商的准则。
　　就是这些再简单不过的准则，让李嘉诚结交了无数商界朋友，赢得了广大股东和职员的信赖和支持，树立崇高的形象，为他赢来了无数的财富，并一举登上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满招损，谦受益”，讲究“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是普通老百姓所说的“以和为贵”、“财不外露”。
　　利益共享也是中国式经商的行动准则，假如违反这一游戏规则，失去的绝不只是合作的一个对象。口口相传，失去是你在整个商业界的信誉，继而危及你在整个商业界的地位。
　　但是如果把事情反过来考虑呢？如果按照李嘉诚所说的只拿9%，你得到的又绝非仅仅合作的一方，人们将从你的行为中，相信你的人格和信誉，你将会赢得大量的商业机会，势必就会财源滚滚而来。
　　从表面上来看，你的确是少拿了1%，但是从实际来讲，回报于你的又岂是只值你少拿的那1%呢？它有时是它的十倍，甚而百倍、千倍。
　　李嘉诚对儿子的劝诫，实在是放之于社会而皆准的真理，是为人处世的法宝，也是弘扬我中华文化传统之美德的写照。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的教育还表现在放手让孩子做主意，锻炼儿子的经商能力方面。长子李泽钜在加拿大的一次商业决策就充分显示出李嘉诚子女教育的成果。在李嘉诚大举进军加拿大前，他已作了巧妙的安排，让两位公子于1983年加入加拿大国籍。且不论李嘉诚是世界级富豪，就凭他在加国当时已有的物业，其子入加籍易如反掌。可见，李嘉诚赴加拿大投资，并非一时的冲动。
　　1986年12月，长实系和黄及李氏家族投资32亿港元，购入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股权。按加国法律，外国人不能够收购“经营健全”的能源公司。这时，李泽钜的加拿大国籍就成了交易成败的关键。以李泽钜的名义，就变成本国公民。收购顺利完成。其后，李泽钜有大半时间坐镇加国，打理家族在该国的业务。从这件事中，不少人又一次羡叹李嘉诚慧眼独具、提早布局的远见。
　　李嘉诚的商业活动就像下棋，他通常是胸怀全局，埋下连环伏笔，每一步怎样走都成竹在胸。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商场如战场，一样需要韬略。我们要做某一件事时，不防多设想几步，考虑将会遇到什么情况。那么，如果事先作好安排，一切便掌握了主动。那种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决不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赫斯基石油股权交易签约之后，当地传媒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宗大型产权交易，而对收购方仅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说是来至香港的某财团。这样的反应和效果是李嘉诚所不能满意的。于是，他选择了一个有加方华裔雇员在场的机会对李泽钜说：“这里不比香港，没有多少人认识我们。如果在香港，这可是大新闻。你躲进酒店的卧房，都会有电话追进来。”
　　言者有心，听者有意。那位华裔雇员不知是计地当了一回李嘉诚的“传令兵”。得知“消息”的赫斯基石油公司主席布拉尔，特意为李嘉诚父子及麦理思、马世民等人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加国的政界商界要员出席。李嘉诚在宴会上乘机推出李泽钜，加国商界由此而认识了李家大公子。当然，李泽钜真正脱颖而出，是他参与世博会旧址发展项目。
 


第7章 论做人(7)


　　1986年，世界博览会在温哥华举办。落幕之后，各国的临时展厅或拆卸，或废弃。旧址为靠海的长形地带，发展前景良好。地皮为省政府的公产，可以用较优惠的价格购得。生活在温哥华的李泽钜，以他土木专业的眼光，看好这幅地皮将可发展成综合性商业住宅区。于是，他积极向父亲建议，理由如下：
　　一、世博会旧址附近都已开发，社区设施，交通等已有良好基础。
　　二、温哥华这一区域，和一般大都市不同，并无高架公路，市容美观。
　　三、旧址位于市区边缘，有市郊的便利而无市区的弊端，无论往返市区或郊区，都同样便利。
　　四、位置临海，景色怡人，海景住宅当然矜贵。
　　五、香港移民源源不断开赴枫叶国（加拿大），对饱受市区嘈杂拥挤之苦而又嫌郊区偏远冷寂的港人来说，这样的海景住宅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李嘉诚认为儿子的想法尽管有点“狂”，但颇显商业眼光。说李泽钜的想法“狂”，一点不夸张。因为整块地皮，大约相当于港岛的整个湾仔区，外加铜锣湾。迄今为止，香港有哪个地产商，在这么开阔的地段发展浩大的综合物业？在加国建筑史上，也将是开天辟地头一遭。投资巨大（后来确定的投资额达170亿港元），非长实集团所能承担。
　　李嘉诚拉他的同业好友李兆基、郑裕彤加盟，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公司（李嘉诚占10%股权）共同开发。决策为各大股东（李嘉诚个人及集团占50%股权，另50%为各股东分占），具体操作人为李泽钜。
　　李泽钜为这宏图巨构一手一脚策划、设计，无数心血悉付于此。曾经在两年之间，出席大大小小公听会200多个，与各界人土逾2万人见过面，解释这个计划。当然，他的背后，父亲、师傅及其他人等，一直予以无限量支持。
　　也许是虎门无犬子，李泽钜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当然，李嘉诚更不愧为大家风范，给李泽钜委以大任，一出手就是以百亿计。
　　端的是响鼓重锤，李泽钜一亮相就不同凡响，出场便给人以猛龙过江（李泽钜正属龙）的震慑力，令人刮目相看，不敢小觑。李嘉诚的用意也许正在这里。
　　1988年，新财团以32亿港元巨款投得世博会旧址发展权。一切都如期进行。1989年3月，平整地盘的施工地段，赫然出现了一张“告同胞书”，措辞激烈，充满排外的极端情绪。这与加国政府为吸引华人资金和人才大开方便之门的国策南辕北辙。
　　李泽钜对加拿大人的过激行为既气愤又无奈。他说：“他们似乎完全看不见我也是加拿大公民，他们反应太过激烈。”
　　据传媒估计，当地人排外，还与李泽钜的另一宗生意有关。世博会旧址，以太平协和的名义签约之后，李泽钜将另一间公司的200多个新公寓，直接在香港发售。消息传回温哥华，当地传媒大肆渲染，引起本地人的不满，质问省政府：将来世博会物业，是否又卖给香港人，让这里演变为华人的天下？
　　省督林思齐博士为平息民怨，要太平协和保证，在这块极优惠的地皮上兴建的物业，不会只向海外发售，必须优先向当地人发售。这就意味着，兴建的物业，将不可先期在香港卖好价钱。而加国地价楼价低廉，这是公认的事实，就是说，新财团的盈利将被大打折扣。
　　令人奇怪的是，这么大的风波，李嘉诚没有出面，麦理思、马世民也未露面，而全盘托付给坐镇加国的李泽钜。这表明，李嘉诚立意要考验儿子随机决断、谈判交涉的能力和毅力。
　　李泽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从滑雪胜地韦斯拉赶到温哥华。他语气温和但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地问省督林思齐：“如果世博会发展搁浅，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林思齐是1967年从香港移民加国的，对香港的内情再清楚不过。特别是李嘉诚在香港的号召力，足以使流入加国的地产投资缩减2\/3。更会使在香港移民潮中的受益省--卑诗省，落在其他省后面！另外，卑诗省是得到香港移民利益最多的省份。如果移民停止投资甚至撤资，该省经济将受到沉重打击。这就是省督林思齐及其卑诗省要命的弱点。
　　于是，省督说服省议会，对李泽钜的要求做出让步，许可世博会物业，将可同时在香港和温哥华发售--这实际上是以向港人发售为主。
　　省议员通过传媒，向市民说明利弊关系，称华裔移民是温市建设的和平使者，要善待他们。同时，李泽钜也在积极配合，以争取民心，他在温哥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6年来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加入了加拿大籍。”
　　风波平息，工程继续上马，这就是后来定名为“万博豪园”（注：世博会又叫万国博览会）的庞大商业住宅群。
　　李泽钜的处事能力得到其父的赏识，李嘉诚同意董事的一致要求，吸收李泽钜任长实集团董事。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首先钦佩李嘉诚的气魄。在这么大的投资、这么大的风波中，也那么沉得住气，像一个得道高僧一样“我自岿然不动”。也看出李嘉诚为培养接班人不惜冒大风险、下大赌注。
　　确实，如果接班人能当大任，将李氏商业王国继续扩张，那么，多大的风险多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虽然李嘉诚经常告诫公子，“凡事要低调”。但他又深知舆论对一个人事业的巨大推动力。因此，李嘉诚总是选择最适当的机会，安排让公子曝光亮相。
　　早在1985年，李泽钜才及弱冠，香港证券界泰斗人物冯景德生前为他所持有的最后一间公司“天安中国”举行开幕酒会，李嘉诚便携带李泽钜出席，争取机会使他认识本埠商界的世叔伯。
　　1990年，万博豪国嘉汇苑公寓在港推出前，长实集团公关部就精心安排，让集团执行董事李泽钜接受两家杂志的采访--连人带房一并推向社会，反响甚佳。
　　1992年7月，新任港督彭定康视察葵涌的4号贷柜码头，受到长实集团的隆重欢迎。泽钜、泽楷两公子站在老爸两侧，李嘉诚特意将两个儿子介绍给新港督。10月，彭定康宣布“总督商务委员会”名单，李泽钜名列其中。
　　历来“商委会”有港府的“商政局”之说，地位权势声望，不言而喻。商委会共有18名商界名人和3名议员，惟有李泽钜年仅28岁，这显然是本当由李嘉诚出任的公职“禅让”给其子。
　　1992年4月，李嘉诚突然辞去汇丰银行非执行副主席职务。众说纷纭、风波未息之际，超人与汇丰大班浦伟士“顺水推舟”，让李泽钜进入汇丰董事局。
　　如此显赫的位置，继“包超人”包玉刚之后，便是“李超人”李嘉诚，怎么也轮不上后生晚辈李泽钜--众人自然明白，李泽钜便是李嘉诚，儿子接班，步步变为既成事实。
　　在商界，靠的是朋友。社会关系是顶顶重要的。李嘉诚自然深谙这一点。
　　香港，秉承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商家多属家族性质，讲究论资排辈。单凭李泽钜的资历，是不足以与香港商界老一辈的大商家平等交往的。中国式经商，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前辈晚辈分得很清。
　　因此，李嘉诚带着李泽钜认识商界那些世叔伯和政府首脑，人们不看僧面看佛面，自然为日后李泽钜主持大政打下牢实的基础。这是他深深熟悉中国式经商风格的精明之举。
　　李嘉诚对儿子的苦心培养，是既符合中国传统，又结合了西方社会的合理因素，他的两个儿子终于不负父望，子承父志。李嘉诚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了中国家族富豪历史悲剧的重演，使自己的家业得到了继承发展，他的创业精神也得到了发扬光大。李氏家族企业有望在新世纪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辉煌。
　　感悟：
　　家庭教育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更与我们国家的千秋大业紧密相连。家庭教育还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辅相成，对下一代的成才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家庭教育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谋略，并且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学问与谋略。要搞好家庭教育，除了需要家长具有适应时代要求的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一定的教育科学知识外，还需要家长掌握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根据孩子的特长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使子女健康成长，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
　　13.苦尽甘来尽孝道
　　李嘉诚语：我旅港数十年，每碌碌于商务，然无日不怀恋桑梓，缅怀家园，图报母恩。
　　中国传统文化最注重孝道。不论谁生意做得多大，官做得多大，落个不孝的名声，他的成功也就失去了光彩。
　　一个人对事业、母亲和女友的关系应该这样处理：事业第一，母亲第二，女友第三。
　　李嘉诚从小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而且在他拼搏的时候，母亲常常是他的精神支柱，常常是母亲的一句话就能够让他顿悟很多道理，所以，李嘉诚对母亲的感情非常深，他当初追求财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让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取得成功后，首先就是给母亲尽自己的孝道。
　　李嘉诚不光是在事业上的成功令人称道，而且他待母至孝至敬，更是为世人所称道。由于少年丧父，又饱尝贫穷、辍学之苦，眼见母亲李庄碧琴在那孩子幼小、寄人篱下的艰难日子里，面对无情岁月，茹苦含辛地操持那个家，抚育年纪尚幼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经常在昏暗的灯光下，做着手工，为幼子缝缝补补，督促孩子温习功课做作业，苦口婆心地劝诫孩子们要恪守社会道德，学会做人，刻苦耐劳，奋斗成人……懂事的李嘉诚深知母亲的挚爱与凄苦！尽管不时有舅父庄静庵的关照，得解燃眉之急，能有三顿之安，但生活还是过得甚为窘迫，时时捉襟见肘。而母亲总也不向苦难低头。更使李嘉诚刻骨铭心的，是贤惠的母亲总是以积极向前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的严酷和拮据，不时谆谆地教育孩子们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李庄碧琴老夫人跟随丈夫李云经先生多年，自己也增长了许多知识学问，不时给孩子们讲述许多诸如“孙悟空西天取经”、“岳武穆精忠报国”、“文天祥抗元护宋”、“林则徐虎门销烟”以及好些潮汕地区动人的民间故事，依此给孩子们带来勇气和希望。
　　李嘉诚深深地敬爱他的母亲。从走上社会伊始，就痛下决心，“吃得苦中苦，来日报母恩”，期望帮助母亲撑起那个负担并不轻的家，扶持弟妹们快快成长，努力使生活带来欢愉。见儿子有志气、有毅力、能吃苦、尚俭朴、人聪明、也有活力，这些自然使母亲万分高兴。
　　也许是李嘉诚的孝心感动了上帝，李嘉诚发迹了！老母亲也舒心地微笑着。但做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母亲经历了人生的许多苦难，仍然谆谆教诲已经发迹的李嘉诚，一定要循古德，要讲“忠恕”之道，要“慈悲为怀”。
　　他尊重母亲礼佛的信愿，数次以老母亲的名义捐资在家乡潮州整修开元护国禅寺。为了让母亲晚年生活过得欢愉，他用巨款给母亲购置了一座花园别墅。每天上班前，下班后，他像例行公事那般，总要上门参拜一番高堂，聆听教诲。每天他都吩咐管家上市场买活鱼来烹煮，给老人家补养身体。
　　凡有亲朋馈赠食品，是母亲所喜欢的家乡土特产或为母亲所钟意的美食，李嘉诚必亲奉母亲先尝。当母亲病重入院治疗时，他亲自小心翼翼地把老母亲抱上救护车，抱下救护车，生怕有所闪失而增加母亲的痛苦。
　　老母住院治疗期间，李嘉诚极尽人子之孝，日夜守候勤加护理。
　　李嘉诚听从母训，对弟妹极尽心力帮助他们成家立业闯天下。他拿出巨款，于1980年将40年前的故居--府城北门街面线巷的祖宅重新改建，妥善地安排了堂兄们及子侄辈，让他们安居乐业为社会做贡献。
　　李庄碧琴老夫人是于1986年5月1日去世的。李嘉诚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及殡葬仪式。是日，香港总督卫奕信及港府的达官贵人、香港社会的显要贤达、亲朋好友、新华社香港分社主要负责人、潮州商会、潮州公会、香港汕头商会，香港潮安同乡会，以及企业界的同仁等等有3000多人参加追悼会。汕头市市长陈燕发、汕头大学第一副校长林川，率汕头市吊唁慰问团参加追悼大会。
　　当时，汕头大学师生员工奉赠李庄碧琴老夫人的挽联是：
　　李庄太夫人千古：
　　勤劳闵闵，含辛茹苦育人杰；泽披桑梓，懿德堪扬扬懿德。
　　诲化敦敦，创业夺魁报慈恩；荫及痒序，母仪足式式母仪。
　　李嘉诚致的悼词，更令人情折五内！
　　追悼会及举殡仪式，备极哀荣，也显现人子之至诚至敬至衷至孝。李嘉诚还跪亲奉送给佛寺主持的礼赠，以表诵经超渡之佛德。
　　李庄太夫人的灵柩葬于柴湾佛教墓地。
　　李嘉诚捐资500万港元，在跑马场兴建“李嘉诚护老院”，为母亲大人设置灵堂，供奉灵位，遗像悬瞻，以志永念。
　　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老先生，早年（1943年）安葬于九龙沙岭和合石之潮州老家。数十年来历经修缮，铺筑路径，广植林木，竟至绿树成荫。先人有知，也慰安矣。李嘉诚还多次捐资修建潮州老家，恩泽润及桑梓同乡先灵。乡人有知，也谓之大仁大义大德。
　　此后的每年春秋二祭，李嘉诚都会偕同夫人、子弟，前往扫墓，忠孝之情，令人赞佩。
　　感悟：
　　亲情是一个人善心、爱心和良心的综合表现；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是做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美德，也是各种品德形成的前提，因而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试想，一个人如果连孝敬父母，报答养育之恩都做不到，谁还相信他是个“人”呢？又有谁愿意和他打交道呢？
　　在人的一生中，父母的关心和爱护是最真挚最无私的，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永远也诉说不完的；吮着母亲的乳汁离开襁褓；揪着父母的心迈开人生的第一步；在甜甜的儿歌声中入睡，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中成长；灾灾病病使父母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读书升学费去父母多少心血，立业成家铺垫着父母多少艰辛。可以说，父母为养育自己的儿女付出了毕生的心血。这种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是人世间最伟大的力量。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我们不要等到自己当父母了，才知道父母可亲可敬。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要记着爸爸、妈妈，而且更要趁现在他们在身边的时候，多孝敬他们。
　　14.重真情，跟贤妻真爱永存
　　李嘉诚语：月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婚后在事业上为我出谋划策，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不仅如此，她把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使我完全不用为家里的事情操心，能够集中全部精力应付事业上的各种问题。这是我最要感谢她的地方。
　　在李嘉诚的身边，经常保存着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那是1989年4月李嘉诚获英女皇颁授cbe勋衔时，全家的合影照。风姿绰约的庄月明戴着一副茶色眼镜，挽着一条银灰色的长披肩，站在李嘉诚身边，幸福地微笑着。大儿子李泽钜与小儿子李泽楷分别站在他们夫妇的两边，睑上也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李嘉诚在百忙之暇，常常回想起当年刚到香港的时候，与表妹庄月明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第8章 论做人(8)


　　那是1940年的冬天，11岁的李嘉诚正在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香港这个花花绿绿的新奇世界。舅父庄静庵笑呵呵地领出一个穿着校服的七岁大的小女孩儿，并告诉李嘉诚，这个小女孩就是他常听父母谈起的月明表妹。
　　那时候，虽然生活十分清苦，但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李嘉诚和庄月明，却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李嘉诚经常讲中国的地理知识和历史故事给表妹听，而庄月明也很认真地教李嘉诚改掉乡音学说广东话，并且还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李嘉诚的英语教师，帮助他补习英语。
　　那段快乐的童年时光，对于李嘉诚来说实在太短了。1943年父亲去世，身为长子的李嘉诚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全家，便不得不中途辍学，并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失去学业的痛苦，对于酷爱学习，刚刚跟上香港学习进度的李嘉诚来说，打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李嘉诚也为此流尽了伤心的泪水。
　　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拚命工作的李嘉诚，也在拚命学习。同时，开始以一种情深款款的目光注视着表妹。开始喜欢有意无意希望更多地知道关于表妹的消息，开始愈来愈不自主的关注表妹的行踪。直到有一天，李嘉诚在学业上和事业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心灵深处所郁结的一种强烈的渴望--他需要爱人也需要被人爱。
　　这时候，李嘉诚终于发现自己这么多年努力学习，艰苦创业的另一股鲜为人知的动力：他一直在深爱着默默关注他的学业和事业的表妹，他一直在努力试图用事业成功证明自己能够配得上才貌双全的表妹。
　　出身名门、聪颖好学的庄月明，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英华女校中学毕业之后，庄月明不仅获得了香港大学学士学位，而且还曾经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同李嘉诚一样，在庄月明的内心深处，对于奋力拚搏、开创事业的李嘉诚也是敬佩非常。尽管李嘉诚为人相当含蓄，感情从不外露，但是庄月明仍然能够深深体会出李嘉诚那种“并不是为赚钱而赚钱，而是要自主，要充分显示自己的能力和实力”的顽强精神，而这一点，也正是庄月明所欣赏的。
　　从此，庄月明默默地将自己的事业同李嘉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在默默关注李嘉诚学业上和事业上发展的同时，既为他不要命地工作感到担心，也为他每获得一步巨大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
　　有情人终成眷属。1963年是李嘉诚在人生的道路上最为幸运和幸福的一年，这一年，他终于娶了心爱的表妹，这使他的事业如虎添翼，既得到了一位贤内助，又得到了一位强有力的帮手。
　　庄月明周围了解她的朋友，都这样称赞她：“李夫人同李先生结婚后，立即参与长江实业，共同推动公司业务进一步向前发展。虽然长江实业当时已经具备相当规模，但由于李夫人全力协助，长实在一九七二年就在股票市场上正式上市，业务蒸蒸日上，一日千里。”“在家庭方面，李夫人尽心尽力相夫教子，栽培泽钜、泽楷两位公子长大成材，两位公子在李夫人的亲切教导下，奋发好学，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大学教育，担负相当大的责任。”
　　这之后，任职长江实业执行董事的庄月明，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十分默契地配合李嘉诚；在公司的重大发展规划上，也常常是为李嘉诚出谋划策的核心人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伴随李嘉诚艰苦创业直至成功的庄月明，在与李嘉诚相濡以沫地度过二十七个春秋之后，竟等不及深深爱恋着她的李嘉诚好好地回报她，就因心脏病发作，离他远去了。一如《香港富豪列传》一书中所谈到的，1990年1月5日，香港《文汇报》曾经专题报道说：
　　“本港知名人士李嘉诚之夫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建董事庄月明女士之丧礼，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官商名流亲临至祭；内地各处领导人发来唁电及慰问信，三十多个社团前往拜祭。丧礼采取佛教仪式进行，由十位官绅名流扶灵，极尽哀荣。
　　李庄月明女士不幸于本月一日因心脏病发，在嘉助撒医院逝世，享年五十八岁，遗体举殡后，安葬于佛教坟场。
　　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李业广致悼词及代表家属致谢词赞扬李庄月明女士，艰苦创业、敬业乐业，对公司做出卓越贡献；在家中相夫教子，支持及鼓励李先生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在她年富力强的时候离开人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李庄月明夫人生前待人热诚，和蔼可亲，实在令人怀念。她自小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在家族中，她对弟妹亲切关怀，热心指导，相亲相爱。由于她态度诚恳，乐于助人，从小学，中学、留学日本到香港大学毕业，很多同学都成了她的知己朋友。
　　悼词中又提到，李先生在事业方面辛勤工作，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国内，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方面，李先生得到李夫人的全力支持和鼓励，在称颂李先生事业上的成就时，亦应对李夫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敬意。悼词最后说，李夫人虽然离开我们，但是泽钜、泽楷两位公子将会继续协助李先生实现李先生和李夫人的共同理想。李夫人重友情、重信义的优良品德，将永远为一切亲友所怀念。
　　昨日的丧礼，恭请香港佛教职合会会长觉光法师主持佛教仪式说法封棺。由钟逸杰爵士、李鹏飞议员、加拿大帝国银行加拿大总裁傅理敦、汇丰银行主席浦伟士、香港警务署处长李君夏、张鉴泉议员、吴国泰先生、余颂平夫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世民，盛永能先生（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财务董事）扶灵出殡。”
　　如果说驰骋商场的李嘉诚以准确的预测能力，敏锐的目光闻名国际商界的话，那么值得一提的另一位目光敏锐者，便是秀丽博学的庄月明了。
　　是她在李嘉诚身无分文的时候发现他巨大的潜力，而且不论是在李嘉诚不幸辍学的时候，还是在李嘉诚艰苦创业的时期，庄月明都是李嘉诚最忠实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特别是在李嘉诚事业有成的时候，庄月明又利用自己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所获得的专业知识，辅助李嘉诚完成他的宏基伟业。
　　李嘉诚永远不会忘怀庄月明对他所付出的真挚无私的情爱。
　　李嘉诚也是为人称道的好丈夫。李庄月明女士是于1990年1月4日（农历十二月初八日）举殡，除在香港举行隆重追悼仪式外，在家乡开元禅寺也奉设了诵经仪式。
　　李嘉诚先生原准备辞却计划于1990年2月8日在汕头大学举行的落成庆典仪式以示对爱妻的哀悼，但在众亲朋的劝说下，几经考虑，思及“不应因我妻子逝世的事改期，以免连累成千上万的人”（在此之前，庆典的“请柬”均已发出），终于能节哀忍痛，积极面对现实，以顾全大局出发，依期带着两个爱子，陪伴着企业界众多同仁和公司的同事，出席汕大庆典。
　　李嘉诚“力求内心的平和与宁静”，“让自己多做一些有益于国家、社会和民众的事”，以示对亡妻的哀悼及永念。
　　李嘉诚先生在其夫人李庄月明去世后，为表达对其爱妻的志念与永悼，也因为李庄月明女士早年曾是香港大学毕业生，并于1961年在香港大学获颁文学学士学位。因此，李嘉诚先生特捐赠了3500万港元与港大，并成立了专项基金。
　　香港大学据此，在校本部东北地带实施校本部扩建计划第4期工程，兴建“庄月明楼”。此工程属香港大学各期发展计划中之规划最大的一期工程。“庄月明楼”占地总面积达6100平方米。含两幢主要教学楼及一座文娱中心。建筑总面积为1.103万平方米。
　　两幢教学楼为港大师生提供了7477平方米的教学场地。主要供物理系及化学系使用。楼高各8层，其中设4间可容160至200人的讲堂，还有55间不同大小的实验室，可供约750名学生使用。其中一幢楼的天台，还装设了拱形顶的天文观测室。
　　“庄月明文娱中心”楼高5层，该中心内设有20间多用途的活动室，并分设有宿舍堂、映视室、游戏室，影印中心、超级市场及银行等等。另外还设有一间可容600人的餐厅，以及休憩室，供学生及教职员使用。文娱中心的当中通道将荷花池与中心广场连接，拱形屋顶结构独特优美。
　　上述建筑工程在1991年3月开工。两幢教学楼在1993年9月落成，而文娱中心则于1994年7月落成。香港大学在1994年12月13日为“庄月明楼”举行了开幕礼。李嘉诚先生（博士）出席了开幕礼仪式。并和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一起为开幕礼剪彩。
　　设在香港大学的“李嘉诚夫人（李庄月明）基金会”，还先后拔款资助香港大学在校举办“香港讲座”，为香港在i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怀抱，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服务。讲座的第一系列题为“10年过渡的纪录（1984年1994年）”，第二系列则为“香港与亚太区的未来”。这两个系列的讲座的举行也同时是为纪念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十周年而举办的。效应颇佳。
　　感悟：
　　在我们的生命里，至少有一个“她”或“他”是我们真正爱过的。这是你一生的真爱，是你爱到灵魂深处的人，是使你“变得完整”的那个人。
　　人的真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自然产生的，在这个多变的年纪，你们一起迎接各种变化，你们一起经历成长的烦恼，由此形成了难割难舍的情感纽带。在你的信念、观点和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到处都有她或他的身影。你无法不对她感到亲近，因为你的这个伴侣在你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对你产生过最重大的影响。
　　15.行善事，心系潮汕造福百姓
　　李嘉诚语：我对教育和医疗的支持，将超越生命的极限。
　　成功之后，利用多余资金做我内心想做的善事，心安理得，方寸间自有天地。我希望上天或者有高人可以给我指引，告诉我怎样做有助民族和人类兴旺的事，让我能够做得比过去更有意义。不论花多少钱，多少精力，我都在所不惜。当我年纪渐长时，我希望在以后的岁月中减轻业务上的工作量，但是不会不工作，尤其是对于做善事。我希望多些时间放在医疗及教育上，对自己国家对民族也有好处。我在过去二十多年也没有停过。在未来亦会做，甚至比过去做得更多。
　　做利国利民的事，乃人生第一大乐事。
　　如果有人要问，李嘉诚事业的最大成功是什么？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说，是1972年7月31日亲自艰辛缔造的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再有人要问，李嘉诚一生事业中最精彩最得意的“杰作”是什么？应该说是从1979年9月25日起到1981年入主香港英资老牌财团“和黄”公司，从而形成了国际化多元化的庞大“经济王国”。
　　然而，令人绝对想不到的是，真正令李嘉诚高兴和钟情的却并非此两件事。熟悉李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最为高兴最为满意的是独力捐资创建汕头大学，他常常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和钟情的则是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及附属二院，还有汕大精神卫生中心的肿瘤医院。
　　“悬壶济世，治病医人”历来是道德至上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因此，从治病救人入手做善事，也是一件最容易打动世人的事情。在李嘉诚决定捐建汕大医学院之初，曾有朋友劝告他说，办医学院很贵，好像一个大海洋一样，比一般的大学可能贵10倍。在买仪器及各方面的投入都要比一般大学多得多，而且医学院一定要有附属医院才有用。劝李嘉诚捐建大学不一定要建医学院，可以建一些费用相对较低的大学，可是李嘉诚仍然坚持一定要搞一个医学院。李嘉诚之所以如此钟情汕大医学院，那是因为深藏在他内心的对往昔艰辛岁月人和事的一片深情。
　　往昔，在那战乱、动荡、贫穷的年代，当小学教师的父亲，谋职何其艰难，度生何其窘迫……
　　寒夜，在昏黄暗淡的煤油灯下，父亲批改作业时所发出的声声咳嗽……以及那羸弱的面黄肌瘦的身体……
　　面对陋室、寒夜、孤灯和咳嗽声声，年少的李嘉诚卷缩在木板床的薄被里，倍感为教师者的贫因与辛劳，连自己的身子也不敢随便翻转，生怕对父亲有所惊动，有所打扰……
　　日寇的铁蹄踏进潮州，穷凶极恶。父亲带着一家大小，辗转流离，食不果腹……
　　祖母大人由于极度惊悸，由于贫穷，由于缺医少药，在澄海后沟长辞人世……
　　父亲带着一家人跋山涉水，几经险阻，来到香港，但已体质极度虚弱，身染沉疾……
　　贫病交困，日寇侵港，铁蹄肆虐，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水深火热，父亲终于过早离开人间……
　　而“东亚病夫”之恶名，也曾多年缭绕于李嘉诚的耳际。
　　数十年的人生征途，使李嘉诚对发展文教医疗卫生事业终有所悟。他意识到，“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国民体魄之健康至为重要”，“一个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如果无国无家，再有钱也不顶用”，“中国要强盛起来，在国际上才会受到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他看到，“人生的病痛对一个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事。如果科学昌明，又有了钱，患了病，就有办法治疗，健康可以恢复，生命可以挽回。”“一个人如果得了病，得不到好的治疗，有时甚至会丧失劳动力，会增加家庭的负担，增加对社会的负担，自己痛苦社会也艰苦。”因此，李嘉诚在内心之深处牢固地树立了“竭诚为祖国的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的坚定信念。
　　《南方日报》、《光明日报》最早于1981年1月14日、1月16日发布了关于“李嘉诚先生捐赠港币500万元，帮助汕头医专附属医院引进医疗设备”的新闻。一时轰动全国，引为美谈佳话。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80年春，当时的全国侨联副主席、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曾到汕头访问，参观了汕头医专附属医院，发现这里的仪器很不够，很多落后。庄老对这事很为关心，回香港后，在一次叙谈中，他对李嘉诚谈到了这件事。不料，李嘉诚对这件事也很关心，他对庄老说：“办医疗的事，我很喜欢。应该让他们的仪器设备更完善些！”庄世平说；“法国的医疗器械是很贵的！”李嘉诚说：“不怕！他们需要些什么仪器就让他们开个单吧，办好医疗，保证市民健康，对政府对国家都十分重要！”“对这件事我十分乐意做。”过后，庄老通知汕头医专附属医院报清单。据悉，医院所报购进仪器项目仅需人民币200万元左右。谁知李嘉诚一下子就赞助了500万港元。汕头医专及其附属医院靠李嘉诚的赞助，引进了110多项先进仪器设备，顿时大大提高了医疗质量，扩大了诊治项目，使医护人员感到“有用武之地”，促进了积极性的发挥，医院也旧貌展新颜了！
 


第9章 论做人(9)


　　继1980年在潮州捐巨资兴建潮州医院、潮安医院后，李嘉诚又一次找庄老商量，打算集中力量办好一所汕头的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并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反映了这一想法。此举得到国家教育部的支持和广东省政府的支持。1983年8月29日，国家教育部派专员到汕头医专检查并评估工作。经国务院批准，汕头医学专科学校及其附属医院遂于1983年9月升格为汕大医学院。1988年2月3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关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支援汕头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通知》，其文称：“为加快汕头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建设，经各方协商后，我委确定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承担全面支援汕头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任务。”对此，李嘉诚深表满意。有一次，他给好友许伟先生（香港潮州商会常务会董、交际部主任，现总务部主任）打电话，高兴地说：“我告诉您一件最高兴的事，医学院一附院，现在设备完善，与上海二医大挂钩后，医疗水平有相当大的提高了！”两个好朋友都开心地笑了。
　　事情还得回述到1985年春。当汕头大学校本部的首期建校工程已显露眉目之后，李嘉诚已开始积极筹划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新建工程和校本部二期工程的继续推进。这是基于他那“一鼓作气，通力合作，全力以赴，以底于成”的远见卓识和强烈的事业心和天职感。“有一千多万人口的潮汕地区，应该拥有一所一流的现代化的多功能的综合性大医院，应既能发扬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造福民众；它又应是一所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化的教学医院，在这里培养出一流的医学技术人才，为保证民众健康、为发展特区经济服务。”这就是李嘉诚的构想，是李嘉诚对“杏圃新猷”的期望和寄托，是他对建设新的附属一医院“情有独钟”之所系。
　　1985年4月6日，他在吴南生、林川、林兴胜、罗列和汕大副校长，医学院院长伍正谊教授陪同下，到医学院看望师生员工，了解教学科研情况。李先生看望了八四级医疗专业的师生，他高兴地对师生们说：“祝愿你们努力学习，成长为中国优秀的医生！”李嘉诚在听了工作汇报和巡视之后，对在座的人强调说：“现在的医学院已有相当的规模，是在培养高质量的医生了。我们有了好仪器，还要有好老师，才能充分利用好仪器，让好仪器发挥作用。招生要重视质量，要创造好条件，吸引国外的优秀教授前来讲学。我们的学生也可以到外国去学习几年，再回来服务，为潮汕一带服务，给国家做出大贡献。”
　　李嘉诚兴奋地说：“我们办事业，决心很重要！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条件够、决心够、运气也好。我们要实实在在地干，汕大的前途是无限的！我有机会为国家为乡亲父老做一点事，是很应该的。”
　　随后，李嘉诚一行又到将要新建的教学医院察勘地址。该院位于汕头市新发展的东区黄金地带。在东厦路之东，座北向南，四周都是通衢大道。李嘉诚对所选院址很满意，不仅新建的附一医院在汕头市医疗事业的布局上，填补了发展中东区地带的空白，便于从四面八方来的患者寻医求诊，而且“医院解决了朝南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香港是很难解决的”，这很“有利于患者的休养与健康的恢复。”4月7日，在龙湖宾馆，专门举行了关于新建附属医院的建设技术会议。李嘉诚紧握着吴南生的手高兴地说：“10年后医院一定要出现新局面！”吴南生也坚定地说道：“10年出现新局面！”
　　在李嘉诚的关心、促进下，汕大医学院新建附属医院于1987年5月14日奠基动工。汕大校本部的第二、三期建校工程也分别紧接着进行。其中包括了汕头大学的学校交流楼、汕大的精神卫生中心、医科教学大楼、教工和学生宿舍楼、学校运动场（包括游泳池、田径场、体操场、足球场、篮球场、各种训练场和拥有2400个座位的看台等）等。附属医院的建筑面积为3万平方米。校本部第2、3期建校工程的建筑面积为15万平方米，共投资1.4亿港元。
　　1988年1月8日，李嘉诚专程抵汕参加新建附属医院的平顶仪式。他和吴南生、庄世平、黄丽松、林兴胜、陈燕发、林川、杨应群一起，挥锹铲起混凝土平顶。当日喜炮声声，欢声雷动。李嘉诚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今天参加这个盛典，我感到十分高兴。这个工程的速度快，质量好，这要感谢汕头市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要感谢香港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广东省二建公司全体人员和工人的共同努力！这个医院的建成，有利于人民的身体健康，对服务社会、造福子孙将起着巨大的作用。”他强调说：“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医学院办好，医学院的工作要带个好头。当然，我们汕大这个大家庭一定要搞好，医学院办好了，是汕大的光荣！”
　　李嘉诚这次莅校，对汕大的进步感到满意。他对来自美国、加拿大的外籍教师们高兴地说：“整个中国都在前进！汕大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在教师座谈会上，他又一次反复地强调了这样的思想观点：“希望汕头市全力支援汕大和医院、新建附属院的工作！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把汕大，把医学院、把附属院办好！”
　　然后李嘉诚又着重强调说：“所有建筑物和赠品，都不要写我的名字！我个人是不求名的。”
　　此后不久，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意见，汕大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这一年的2月26日，在广州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校际协作协议书。”协议书从教学、医院建设、师资培养、科学研究、行政管理等方面，都规定了协作目标与具体实施办法。要求在今后5年内，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将派出一批业务骨干和行政管理人员，到汕大医学院参加教学、医疗并指导工作。通过两校全方位的合作，使得汕大医院及其附属医院，符合五年制本科的合格标准，并逐步接近或达到上海二医大的办学水平。
　　为了办好汕大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李嘉诚先生数次派专人到医学院具体联系并指导工作。邀请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吴文瀚教授到院协助指导工作。这一年的7月28日，李嘉诚顶着逼人的暑气和高温，一下飞机就前往巡视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的新建附属医院。整座医院总用地面积为59.4市亩。实际用地（除去四周道路）面积为48.3亩。它的工程总体设计，吸取外国先进医院的建筑经验，既考虑到满足医疗、教学任务的需要，也充分考虑到当代突飞猛进的医疗技术发展的要求。新建附属医院的实际建筑总面积为3.1万平方米，日门诊量设计为2000多人次，住院标准病房拥有600个床位，一期工程先建病床318个。有抗八级地震的技术设施。医院主楼中央部位为八层建筑，东西楼各为6层。分别设有门诊、急诊、放射科、检验科、理疗科、内科、内科病区及教学用房；妇产科、妇产科病房、产房、儿科病区；五官科及病区和教学用房；外科及病区和教学用房，中医科、神经科及病区，手术室、特别病区等。此外，还有后勤系统的辅助建筑，如供配电房、洗衣房、污水处理、殓房、锅炉房、焚化炉房、仓库、食堂、厨房、制药用房、医护人员宿舍等。
　　全院拥有用房865间，其中住院部有用房312间，辅助用房163间。门诊大厅设有传呼系统。住院部各病区设有护士召唤系统。手术室采用ups应急直流供电。x光室装有对讲机系统。手术室还装配有对讲机系统及教学闭路的电视系统。设有提高医院管理效率的200门多功能程控电话总机一台。院内有垂直运输电梯三台，食堂提升机一台。动力设备359台，照明灯具3400套。埋设高压电缆2.2公里，动力电缆7.5公里，电线500多公里。医院里医疗用氧气，分设中心系统和独立系统，分布于病床及医疗室的供氧点360个。
　　李嘉诚对汕大医学院新建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寄予很大期望。基建费用及引进先进仪器设备费用投资超过一亿港元。他所期望的是：“这所医院要培养出一流的医科学生。能多为潮汕人民造福！”“要服务于潮汕民众，要充分发挥医院的社会效益，要为潮汕人民多做好事！”“在医院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上要取得成绩。”“要用好仪器，不要浪费！”还强调“要与上海二医大搞好协作。要认真进行改革，培养好师资，努力捉高教学、科研、医疗质量，要在较短时间内达到高规格水平，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好医护人员，使他们都能安居乐业，让他们爱我们的医院，爱我们的事业，为造福潮汕人民作贡献！”
　　在李嘉诚的直接关怀下，新建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得以在1989年3月2日胜利乔迁并正式开业。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是日参加开业志庆活动并视察了医院。开业之日，这所医院已拥有国外先进医疗设备130台（套），其中包括有法国的钴60治疗机、瑞典的人工肾、美国的amseo消毒设备等，还拥有国产的先进医疗仪器789台套，实力雄厚。
　　汕大医学院确定以肿瘤研究及防治为重点课题，特别在潮汕地区尤为攻克鼻咽癌食道癌为主要课题。李嘉诚对医学院给予特殊的关心和照顾。在他的热忱关怀下，医学院也先后建立起中心实验室，引进新式精密仪器，实行对外开放，为振兴潮汕地区的经济服务，并与南澳县合作实行横向科研联合，积极开展南澳的肿瘤防治工作。健全三级防癌网，努力促进关于肿瘤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工作，并筹建了肿瘤研究室。1988年12月还引进了鼻咽纤维内窥镜，这在内地来说是首次引进的检查鼻咽疾患的先进设备，从而有效地提高了鼻咽癌的早期诊断水平。
　　医学院和上海二医大的领导，在1989年4月6日李嘉诚一行巡视新建一附院开诊的情况时，曾对李嘉诚先生说：“我们执行合作协议，一如既往，百年好合！现在我们已有了第一流建筑，第一流仪器。接下来我们要向一流管理、一流医疗、一流效益迈进。我们一定努力提高社会效益，为造福潮汕人民做贡献！”李嘉诚对筹建附院的建设、仪器、服务工作表示满意。他关于“杏圃新猷”的宏愿和功业已初步付之实现。他高兴地对大家说：“我所看到的情况，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给了我好大的鼓舞和信心。对辛勤工作的同事们，我表示深深的尊敬和感谢！对汕大和医学院的事情，我会尽心尽力去做。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是百分之百地去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进领导，更进一步，使汕大和医学院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新水平！”
　　李嘉诚对医学院以及附属医院领导的工作是满意的。他多次鼓励原院长宗永生教授说：“让我们共同来对付人类的共同敌人（癌症），并做出贡献！”他满意地肯定了医学院院长沈忠英教授的工作态度“很认真、很投入、很执着。”他曾亲切地对医学院陈炳燮副院长、附属医院院长唐慧明说：“今后您们遇到什么困难，可随时告诉我！”“我们只是走过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能走过这一步也不是容易的事。现在我们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很好，我们要努力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汕大医学院新建附属医院的规模和设备不仅是在粤东地区所罕见，在广东省、在全国也属罕见。这所医院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保证人民健康等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也造就了一批好医护工作者，培养了一批批好医生。尽管它的命名是“汕大医学附属第一医院”，但人民群众却习惯地把它叫做“李嘉诚医院。”这是不经“批准”的称呼，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意志、理念和意愿做出的“命名。”现在，大凡老伯、老姆、阿姐、小孩、“的士”司机、三轮车工友、路边报纸广告，谁都不把它叫做“附一”院，而“李嘉诚医院”已经有口皆碑，约定俗成了。这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认同”！
　　李嘉诚发展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另一项贡献，便是创建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这项事业原是由汕头大学副校长、汕大医学院第一任院长、国际知名的精神病学专家伍正谊教授倡议建立的，得到了李嘉诚、吴南生、庄世平、林川、罗列等人的大力支持。它位于汕大校本部西侧。该中心工程于1986年7月动工、1987年3月竣工，1988年1月开始试办。首期工程建筑面积为3700平方米。建立这么一座精神卫生中心的主要目的，在于改革国内对精神病的治疗、预防及管理原则，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卫生道路来。
　　汕大精神卫生中心的建筑设计，体现了国内首创的新型模式。它实现了管理的开放化，生活的家庭化，治疗的综合化和建筑的园林化。
 



第10章 论做人(10)


　　关于管理开放化，即是改变传统的“关闭式”管理，给予病人在医院范围内有充分活动的自由，给病人应有的尊严和人道主义待遇。关于生活家庭化，即是摒弃一般医院的传统格调，采用北京四合院家庭式结构，提供良好的生活设施，废除医护人员的工作服和病人服，对病人以尊称相称，共同进餐等，创造了一个充满和谐友爱的大家庭气氛。关于治疗综合化，即是根据从“生物医疗模式”转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特点，采用以心理治疗为主导，以药物治疗为基础，结合工作治疗、娱乐治疗、音乐治疗、体育治疗、行为治疗、环境治疗、家庭治疗等，从不同的角度使其疗效达到最佳水平。关于建筑园林化，即为病人提供一个优美、舒适、幽静的生活环境和治疗场所，消除病人的紧张、烦恼、使病人能安心休养。
　　该中心开办以来，已初具规模，组建了一支技术队伍，成立了精神医学教研室，做到了教学、科研、医疗三结合，是国内高等医学院校的第一所精神科附属医院。其医疗的新型模式，已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教授们的重视、赞扬和关注。该中心的治疗总有效率达到95.6%，治愈率达到40%以上，受到病人家属的广泛好评。该中心二期建设工程也已完成。汕大精神卫生中心的工作受到广东省卫生厅的重视，曾委托他们举办过“精神医学高级讲习班”培训人才。该中心所接收的病人中，还有一些是港澳同胞，有的是美籍华人。他们都是慕名而至的，“快快乐乐地住进来，高高兴兴地回家去！”有的病人住院后，在美国的亲属还专程来给他们过生日，开音乐演唱会等。
　　李嘉诚先生曾数次到精神卫生中心巡视工作，探望工作人员和病人，还曾专程上门拜访伍正谊教授夫妇。他衷心感谢伍正谊教授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还敬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多做贡献”！
　　感悟：
　　李嘉诚一生追求财富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为了造福百姓，为了天下人民的利益。这是他心胸宽大的表现，也是他心地善良的表现，也可能是他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因为一个人如果自私自利的话，也就不会有人支持，也就不会赢得人心。
　　16.始终把祖国放在第一位
　　李嘉诚语：有金钱之外的思想，保留一点自己值得骄傲的地方，人生活得更加有意义。
　　我的人生观就是，我所做的都是我认为对国家和民族有利的。
　　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
　　1995年8月，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宣布李嘉诚为香港首富。李嘉诚说：“不，我跟你讲，所谓首富大家都明白，是一个错误。在香港比我有钱的人不少，我不可以讲他们的名字，然而香港人都明白。但是，富要看你的做法，是怎样富的？如果单以金钱来算，我在香港第六，第七名还排不上。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依我认为，富有的人要看他是怎么做。照我现在的做法，我自己内心感到满足，这是肯定的。”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李嘉诚并不在乎首富这个桂冠，他更看重的是自己高尚的做人，看重用钱干什么。是为善，还是为恶？是为大家，还是为自己？他一再强调：“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为荣幸的。”
　　李嘉诚在资助家乡修建安居楼和医院之后，又资助家乡450万元修建韩江大桥。现在，这座桥的碑记里这样写道：“潮州向为岭东门户，沟连闽粤之要冲。而韩江挟三河之水，翻波腾浪，遏阻舟车。商旅通途，唯广济桥是赖。桥历800余载，而雄姿犹在，真吾潮历史文化之胜概也。然沧桑事易，今古势殊，昔之巨梁结构，虽经改建，仍难肩现代运输重负。是以顺众望，集群智，策定兴建新桥之良图。首蒙各级领导机关鼎力襄助，复承海内外乡亲竭诚匡扶，筹资人民币5950万元。遂敦请铁道部大桥局设计施工。自1985年11月3日奠基，翌年5月10日兴筑，历时36月毕役，诚所谓利众者易兴，谋众者易成者也。桥长1153米，宽18米，东西引道7630米。古塔擎天耸峥嵘于东岸，凤台抚水炫妍丽于中区。是桥既成，于名城之振兴，文明之建设，经济之腾飞，其助力正未可估量也。因刻石为记，以垂久远，藉彰各界贤达热心潮城建设之赤诚，而励来兹尔。”这是潮州市人民政府1989年4月30日所立的“碑记”。
　　此后，潮州市政府“为褒扬爱国爱乡、倾力建桥的海内外各界人士”，在大桥东侧的笔架山麓，建造了一座有传统特色别具一格的韩江大桥纪念馆。馆内正堂中间为建桥“碑记”，左侧为捐资者芳名，右侧则为嵌瓷玉照。“让千千万万为韩江大桥做出贡献的人们名垂青史，世代流传”。
　　李嘉诚先生与夫人庄月明和母亲李庄碧琴太夫人，还捐资111万余港元修建潮州市的开元镇国禅寺。先后捐资修复开元寺的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等。他（她）们的芳名都已镌刻在大寺内左侧回廊“乐善好施”的碑石上。
　　潮州开元寺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之一，始建于唐玄宗开元26年（公元738年）。该寺规模宏大，肃穆壮观，香火鼎旺，游客如云，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瑰宝。其中有很多珍奇文物，堪与国内大寺媲美。尤其珍贵的是寺内藏经楼，至今仍保存着8大橱清代乾隆皇帝御赐的雍正版本《大藏经》7240卷，还有开元寺方丈释智诚和尚从1937年到1949年，在庵埠观音堂闭关3年，刺舌血写就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俗称《血经》）。寺内诸多经典文物，集佛教哲学（也称《释学》）之大成，闪耀着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灿烂光辉。此外，李嘉诚先生对潮州市佛教联会也有所捐赠。
　　李嘉诚先生还捐资帮助潮州办福利基金等。1987年至1990年，他捐资80万港元给潮州、潮安两医院作“医疗福利基金”；1992年给潮州市卫生局捐赠港元25万作事业发展费用；1985年，他给潮州市庵埠华侨医院捐赠了12万港元；1989年，捐赠10万港元给潮州币作为“教育奖励基金”；1990年，捐资150万港元赞建潮州市体育馆。此外，1992年还捐款50万港元赞助南澳县人民医院。
　　李嘉诚先生对桑梓对国家做了大量好事，但却一贯秉承“低格调”的做人准则，“只期默默耕耘，不拟作任何宣传”，也不愿出席剪彩仪式。在香港是这样，在汕头在广州是这样，在家乡也是这样。1983年的元宵佳节，潮州举行盛会，有多项开幕或剪彩仪式。其中也包括潮州、潮安两医院的开业剪彩仪式。李嘉诚既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给医院“命名”，也不带“长实”的职员参加，更不邀请香港的嘉宾前来，而且自己也不愿前去剪彩。只是由于潮州市党、政、民、侨领导人的一再邀请，碍于情面和乡谊乡情，李嘉诚在最后一分钟方答应前往医院参加开幕剪彩仪式。
　　当天深夜，应邀前来参加潮州多项庆典的嘉宾之一，著名画家、书法家赖少其先生兴奋万千，挥毫写成了《好事近》词一阙，词序云：“李嘉诚先生爱国爱乡，出巨资为人民造房、办学、建医院，修复名胜古迹，人皆感之。余恭逢盛会，作此以赠。”《好事近》词曰：见今日，潮州城里，万人空巷，爆竹喧天，海外赤子，热爱家乡。不是唐时长安，胜过长安。思往昔，韩退之，被连长安，路遥马疲遏痰关始知梅花放。岭东春暖，同心合力，建设好江山。
　　李嘉诚先生则充满深情地说：“我目睹祖国之高速进步，在四个现代化政策之推动下，一切欣欣向荣，深感雀跃。支援国家建设，报效桑梓，此乃本人毕生奋斗之宗旨也。”李嘉诚又说：“若有一天，我独自一个人到医院去，喜见病人接受良好的治疗，康复出院，我心已足矣！”
　　李嘉诚有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他认为“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无私的奉献”，“人的一生应该为国家，民族和人类做一些高尚有益的事情”，“为年轻一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一个人当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想到曾为国家、民族、社会做过一些好事时也就心满意足了。”李嘉诚正是从这个基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出发，去实践自己人生信条的。李嘉诚对香港社会福利事业的种种贡献，显示了他具有高尚的人格力量和博大的爱心。
　　李嘉诚秉承着“达则兼善天下”的古训和家训，关怀香港社会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慈善福利事业。他认为在香港有两种人最值得尊敬、关心和鼓励。一种是教师，他们在做“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一般来说，教师的生活都比较辛勤和清淡。更由于李嘉诚的父亲做过教师，深知当老师的甘苦。所以，他特别尊敬老师，也特别重视和关心教育事业。
　　第二种人是警察，他也深知当警察的甘苦，因为他们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他们忠于职守，出生入死，辛勤工作，廉洁奉公。香港社会的繁荣发展与安定，有他们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他们也很值得尊敬关心和爱护。李嘉诚从1977年开始，先后给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女学孙中山基金会、香港大学“学生交换计划”，香港中文大学的“三年硕士课题”、“夏鼎基爵士基金”、香港语言运动、法国国际学校、新华社香港分社教育基金以及明爱中心、圣士提中学、圣保罗男女学校、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香港外展训练学校，迦密中学、三育小学、劳工子弟学校、姬爵士奖学金以及警察子弟教育基金、警察教育福利基金等21个专项提供无私捐赠0.54亿港元。
　　李嘉诚对香港医疗事业的热心捐献，也广为香港市民所称道。在1984年6月间开业的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李嘉诚专科诊疗所，就是李嘉诚捐赠0.3亿港元兴建的。港督尤德主持了该专科诊所开幕典礼。这间诊所楼高4层，拥有49间检查及诊疗室和整套现代化的医疗仪器设备。尤德说：“这座新专科诊所是香港当局扩展新市镇医疗服务区计划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李嘉诚为此做出了贡献。”
　　1987年李嘉诚在香港还捐资0.5亿港元兴建了在跑马地等的3间老人院。1988年至1989年李嘉诚还捐资0.12亿港元兴建儿童骨科医院，并对亚洲盲人基金、香港肾脏基金、东华三院都有可观的捐赠。这方面总额超过数亿港元。
　　李嘉诚热心捐赠医疗事业，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吾亲以及人之亲，痛吾痛以及人之痛”。一是基于他对“体之健康，益于社会”的深刻认识，二是他痛感昔年父亲因失之贫穷和医治不及而过早辞世的切身之痛，早已在青年时期就立志当发达之日，一定要发展医疗事业造福社会的夙愿。
　　李嘉诚对香港的社会福利和文化艺术事业也十分关心和热心，多有捐赠。在这方面捐赠的项目，包括有香港公益金、警察福利基金、惩教处福利基金、消防署福利基金、麦理浩基金、邓坚慈善基金、尤德爵士基金、消防署福利基金、麦理浩基金、香港女童军、圣雅各福群会，扶康会、香港路德社会服务处，皇家香港警务处退役同僚协会有限公司、香港皇家员佐级协会、星岛报业、在港的多间潮州机构以及香港文化艺术基金、香港芭蕾舞学院、合一堂、香港管弦乐团、香港经济发展协会有限公司、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写字楼等25个，捐资数超过1亿港元。
　　李嘉诚先生还捐资助建香港的佛教堂、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等等。至于李嘉诚在香港不时扶危济困、抚恤孤寡的事例更是不胜其数。他从来都是默默地做着好事，从不张扬。
　　李嘉诚说过：“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据悉，他还有一本“私帐”，那是“扶危济困、抚恤孤寡、帮助亲朋”的“账本。”逢年过节或者一月一季，他的手下就会按名字、地址、数目寄去款项。李嘉诚对寄发对象、寄发时间、寄发数目有一个清晰记忆。对这件事，他就像在履行“义务”那样认真地去做着。
　　从1977年以来，李嘉诚每年都以“匿名”方式，用一亿元港币，帮助香港和大陆发展医疗教育事业。
　　当然，也不要误解“李嘉诚挥金似土”。他是精明细致的，很讲“钱”如何用得有意义，有社会效益。他是绝不允许“奢侈”和“浪费”的。因此，众多的香港市民也夸奖李嘉诚“会用钱，会使钱”。
　　李嘉诚深知，在商品经济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里，“没钱是办不成事的”，但“金钱却也不是万能的”、“对有些地方、有些事，就是有了钱也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多次说过：“我生平最高兴的，就是我答应帮助人家去做的事，自己不仅是完成了，而且比他们要求的做得更好，当完成这些许诺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难以形容的……”
　　感悟：
　　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故事。说有一个农户每年都会捐财献物给当地的慈善机关。他有一块很大的农田。有一年，农户遭到风暴和瘟疫袭击，农户一下子就衰落了，债主扣押了他所有的财产，最后只剩下一小块土地。那一年，他卖掉剩下土地的一半，捐献了出来。有一天，他在剩下的半块土地上犁地，耕牛突然滑倒。他扶耕牛时，却在牛蹄下发现了宝物。于是卖掉宝物，又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只有乐于行善，它必定会倒过来，这就是捐献的利润。而李嘉诚的捐献是不求回报的，他求的只是一种心安理得。这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互济互助。
 



第11章 论谋事(1)


　　1.勤能补拙，有心无难事
　　李嘉诚语：只有勤奋，肯去求知，肯去创新，对自己节俭，对别人慷慨，对朋友讲义气，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迟早会有所成就，生活无忧。
　　别人做8小时，我就做16小时，开始别无他法，只能以勤补拙。
　　李嘉诚是从一个打工仔开始创业的。他懂得如何调动所有人员的积极性，与自己同心协力，办好企业。他始终信奉“勤能补拙”。虽然身为老板，仍是当初做推销员时的那种老作风，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记得父亲多次讲述过的《伤仲永》的故事，他时刻铭记在心。这是一个不努力的天才最终沦为常人的故事。何况他认为自己并不聪明，所以更要加倍勤勉。
　　他最初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
　　每天大清晨就外出推销或采购，由于交通不便，等他赶到办事的地方，别人正好上班。
　　他从不打的，距离远就乘公共巴士，路途近就双脚行走。他的性情，是那种温和沉稳、不急不躁之人，但走起路来却快步如风。他的时间太紧了，又要省的士费，又要讲究效率，只好疾步如飞，这都是让环境给逼出来的。
　　中午时，李嘉诚急匆匆地赶回筲箕湾。先检查工人上午的工作，然后跟工人一道吃简单的工作餐。没有餐桌，大家都是蹲在地上，或七零八落找地方坐。
　　当然，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太久。当长江厂刚一盈利时，李嘉诚就抽出钱来，尽量改善伙食质量和就餐条件--以稳定员工队伍。
　　在商业社会，要稳定人心，你是不能只顾自己赚钱，而让工人吃大苦、受大累的。“你必须以诚待人，别人才会以诚相报”，李嘉诚始终信奉一个“诚”字。
　　创业初期的一天，李嘉诚阅读一份外国塑胶杂志时，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商机。他发现这份杂志上登载的一部制造塑料瓶的机器，可以造出质量优良而又适合香港市场的产品。
　　李嘉诚立即着手进行了周密的市场调查，他发现全香港还没有这种机器。
　　人无我有的意识立刻占据了李嘉诚的头脑，他决定以最快的速度与这个外国厂家联系购买。然而，这种机器需要预先订购，而向外国订购，不仅订货周期长，而且价钱又十分昂贵。
　　可这种机器的潜在效益实在令李嘉诚欲罢不能。于是，他果断地决定自己动手研制这种机器。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研究，反复试制，李嘉诚竟然真的造出了这种机器，投入使用后，运行效果良好，很快便生产出了新产品。
　　“靠这部机器，在最短的时间内，令我至少赚了几万元。”李嘉诚日后回忆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嘉诚那种捕捉市场信息的敏锐目光和抢占市场的超前意识。
　　另外，李嘉诚这种敢于尝试的决心也值得钦佩。一点研制经验都没有的他，竟然造出了机器。
　　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是奇迹。其实，常人之所以觉得这也难，那也难，是因为没有去尝试，一旦投入心力去尝试，也许就会发现事情比自己想像的要简单得多。
　　创业之初，资金有限。李嘉诚采用自力更生的方法，自行研究、自行制造，终于赢得了时间，赢得了效益，为刚刚创办的长江塑胶厂注入了资金，也注入了活力。
　　当时，外国的最新塑胶杂志，在香港看的人并不多。但李嘉诚已有了深厚的英语功底，边学边看。他认为，一个人凭自己的经验得出了结论当然是好，但这就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如果能够将书本知识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那才是最好的。
　　当然，创业之初，最值得信赖的是自己的勤奋，因为这时候，除了依靠自己外，没有多少人可以依靠。当时，初创的长江厂，各种杂事千头万绪。
　　李嘉诚身为老板，同时又是操作工、技师、设计师、推销员、采购员、会计师、出纳员。初创阶段，什么事都是他一手操持。
　　晚上，李嘉诚仍有做不完的事：他要做账；要记录推销的情况，规划产品市场区域；还要设计新产品的模型图，安排第二天的生产。
　　李嘉诚曾做过塑胶公司的总经理，但两者毕竟有很大的区别。他当总经理时，那个塑胶公司的产销已步入正轨，而他现在是白手起家，完全从零做起。李嘉诚是以小学生的态度来做这一切的。
　　尽管如此忙碌，李嘉诚依然不忘业余自学。李嘉诚的心中有危机感：塑胶业的发展日新月异，新原料、新设备、新制品、新款式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如果不尽快补充新知识，将会被时代所抛弃。李嘉诚既要忙厂里的事务，又要抽时间学习新知识，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为节省时间，李嘉诚吃在厂里，住在厂里，一星期回家一次，看望母亲和弟妹。待到厂子规模稍大一点之后，他在新蒲岗租了一幢破旧的小阁楼，那里既是长江厂的写字间，又是成品仓库，还是他的栖身之处。那时的李嘉诚，心里只剩下厂子了，早已把自己“埋进”了长江厂。
　　李嘉诚就这样勤力而为，事必躬亲，不仅节省了许多不必要的开支，也使他对全厂每一个环节的情况都了如指掌，管理十分细致。此外，做老板的这般拼命，也给全厂员工起到了率先垂范的榜样作用。
　　样品生产出来后，李嘉诚亲自出马推销，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效果也很明显。随着第一批产品顺利地销出去，一批又一批订单纷至沓来。
　　显然，李嘉诚身兼数职的做法只适合于企业的初创阶段，那时，一切都没有头绪，需要老板事必躬亲，做救火队员。
　　然而，一旦企业规模稍有扩大，这种方式就不适应了，它不仅会使老板疲于奔命，时时出现疏漏，更容易使下属产生依赖心理，缺乏责任心和进取心。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李嘉诚觉得自己实在顾不过来了，便招聘了会计、出纳、推销员、采购员、保管员，开始实行层级管理。同时，又招聘了更多的工人。由于大批订单不断的涌来，许多新招来的工人只经过短暂培训就单独上岗，并实行三班倒工作制，开足马力生产，昼夜不停出货。李嘉诚没想到投产后会这么顺利，简直就是一帆风顺。
　　感悟：
　　李嘉诚的发迹经过，就是一个青年奋斗成功的典型励志故事，一个年轻小伙子，赤手空拳，凭着一股干劲和勤俭好学加上刻苦耐劳的精神，创立了自己的事业基础。
　　追求理想是驱使人不断努力的重要因素。李嘉诚追求理想、勤力而为的精神对今天有志于独立创业的青年们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2.为获得知识不惜一切艰难
　　李嘉诚语：先父去世时，我不到15岁。面对残酷的现实，我不得不去工作，忍痛中止学业。那时我太想读书了，可家里是那样的穷，我只能买旧书自学。我的小智慧是被环境逼出来的。我花一点点钱，就可买来半新的旧教材，学完了又卖给旧书店，再买别的旧教材。我学到了知识，又省了钱。
　　下一个世纪（21世纪）的企业家将和我完全不同，因为新世纪企业家的成功取决于科技和知识，而不是钱。
　　少年辍学的李嘉诚比别人更能体会到学习机会的难得，而大多数人有着良好学习条件却不知道珍惜，这或许就是他们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吧。环境迫使李嘉诚早熟，年少的他靠茶楼的微薄薪水，过早地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但是，他意识到没有知识，只是靠给人送茶水，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他处处留心，抢时间学知识，做人处事俨然是一个成年人。
　　他首先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近期目标--利用工余时间自学完成中学课程。
　　那时的李嘉诚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每天工作都在15小时以上。回家后，还要就着油灯苦读到深夜。有时经常会忘了时间，以至于想到要睡觉时，已到了上班的时间。
　　生活的艰辛使李嘉诚的意志逐渐坚强起来，尤其在学知识方面，他更是有着顽强的毅力。他咬紧牙关，坚持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
　　尽管李嘉诚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却为无钱买教材而发愁。李嘉诚自小心性高傲，他不愿受人施舍，更不愿欠下人情。因此，他没有考虑去借。
　　然而，他工资微薄，不仅要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还要保证弟弟、妹妹的学费。他希望弟弟妹妹不要像自己这样因生活所迫过早地辍学打工，而能够一帆风顺地读完应读的学业。那么，他哪来的钱买书呢？李嘉诚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他通过观察，发现大多数中学生将用过的教材当垃圾扔掉，而有些颇有心计的学生却将旧教材出卖换钱。这样虽然所得甚微，但毕竟换了钱。
　　他猜测：既然有人收购旧书，就会有专做旧书生意的书店。然后他开始注意留心考察，结果很容易便证实了他的推断。
　　李嘉诚于是到折旧书店廉价买些旧教材，一次只买一两种。学完之后，又拿到那个旧书店去卖，然后再将卖旧书的钱买回“新”的旧书。就这样，李嘉诚不仅学到了知识，又省了钱，真可谓一举两得。
　　1999年，李嘉诚再次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那时候，人家是求学，而我是抢学。”
　　从这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少年李嘉诚已有了一些商业头脑。这可以说是李嘉诚平生的第一次生意经，此时，他仅仅14岁。
　　大凡成大器者，聪明是其一，最重要的还是勤奋。虽然在艰辛的环境下，李嘉诚仍能积极“抢学”，充实自己的知识水平，十分难能可贵。与那些有充分的学习条件和充足的学习时间、却不思进取的人相比，确可显示他的与众不同。
　　李嘉诚学历不高，但学识很高，从这里可找到答案。
　　李嘉诚在茶楼熬过了最艰辛的一年，由于他的真诚敬业，再加上做事肯用心，老板不断给他加工钱。他开始能够像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薪水也早已超过了一些正式堂倌所能拿到的限额。
　　李嘉诚从心里感激茶楼老板，是老板帮他实现了养家糊口、供养弟妹求学的愿望，并给予了他极好的人生锻炼机会。
　　当然，李嘉诚的志向绝不是做一个小伙计。他觉得茶楼工作做得再好，终究难有出头之日。他渴望从事新的技术职业，尤其是跟复杂的钟表打交道的行当。于是，他便想去舅父的中南公司。
　　为了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诚犹豫了好些天。李嘉诚迈向社会之初，曾忤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现在又想回头，他恐怕舅父怪罪。经过一番思考，李嘉诚逐渐认识到自己似乎不应再有太多的顾虑，自己经过了一番社会闯荡，经过了磨炼，已具备了一定的能力，进舅父的公司，不应算是接受恩赐，而是为舅父做事。况且大丈夫能屈能伸，即使受一点小小的委屈，又有何妨？
　　舅父没有让他失望，同意他进入中南钟表公司上班。
　　李嘉诚进入舅父的公司后，舅父并不因为他是自己的外甥，便特别照顾他。李嘉诚依然从学徒干起，刚开始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只能做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
　　李嘉诚在茶楼里已受过极严格的训练，对这些事自然是驾轻就熟，胜任愉快。
　　最初，许多职员并不知道李嘉诚就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常在庄静庵面前夸奖李嘉诚，说他“别看他年龄小，真是又伶俐又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察颜观色的本事是他在茶馆练就的一门绝技，已高出一般人甚多，怪不得连这些成年人也得佩服他。
　　李嘉诚进入中南公司的目的，就是想掌握一门技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为了尽快学到技术，他便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偷偷学艺。由于李嘉诚勤劳诚恳，深得师傅的喜爱，他便乐意传给李嘉诚一些技术。他心灵手巧，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掌握了各种型号钟表的装配及修理技术。
　　对于李嘉诚的不断长进，其舅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但却从不当面夸他半句。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黑暗的日占时代结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变，又恢复了英国的统治。
　　战前，香港人口163万，日占时期锐减为60万。英国接管香港时，大批房屋遭到破坏，有17万人无家可归。战时逃出香港避难的人，以每月10万人的数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严重制约着香港经济的发展。港英政府决心采取一切措施以恢复香港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庄静庵预见到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于是着手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李嘉诚在茶楼，已学会了如何与人打交道。在钟表店当学徒时，又学过装配修理的手艺，已对各类钟表了如指掌。因而，他很快就掌握了钟表的销售技巧，做得十分出色。
　　店里的职员们，谁都觉得这位年纪最小的高升店员了不起。学师才几个月，对钟表却如此熟悉，像吃过钟表饭多年的人。大家都认为李嘉诚会成为一个能工巧匠，也能做一个出色的钟表商，但谁都没想到他后来会有那么辉煌的成就。
　　在中南钟表公司，李嘉诚从一个泡茶扫地的小学徒慢慢地升为公司属下的高升街钟表店店员。他年少位卑，但生活的境遇使他骨子里有股不屈的傲气，他渴望出人头地，渴望像舅父、像茶楼里遇到的那些大老板一样，干一番大事业。
　　一旦有了目标，他就义无反顾地去实现它。他把工余时间几乎全用在了学习上。李嘉诚利用自己所学，时刻关注着钟表业的市场信息。经过半年的观察分析，他逐渐形成了自己对钟表业现状和未来的成熟看法。
　　1946年上半年，香港经济迅速繁荣起来，很快便恢复到了战前最好年景--1939年同期的水平。再加上港英政府实行更为开明的政策，战时遭破坏的工厂商行都恢复了生产营业，市景日益繁荣，香港人口激增到100多万。
　　中南钟表公司的业务也借着这股繁荣的大潮，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重新建立了东南亚的销售网络，港内港外的经销形势蒸蒸日上，营业额呈几何级数递增。庄静庵决心抓住大好时机拓展事业，再筹划办一家钟表装配工厂，然后将中南公司的业务逐步扩展为以自产钟表为主，建立香港的钟表基地。
　　李嘉诚也看好中南的前景，他更为香港经济的迅速繁荣而兴奋不已。李嘉诚站在维多利亚港湾边，眺望着尖沙咀五彩缤纷的灯光，陷入了沉思--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一条路，就是在舅父羽翼下谋求发展。中南公司，已成为香港钟表业的巨擘，留在中南公司里，自然会收入稳定，生活安逸；而另一条路则要艰辛得多，而且充满风险，那就是再一次到社会上闯荡。
　　李嘉诚选择了后者，他喜欢做充满挑战的事。他认为，呆在舅父的羽翼下，更容易束缚自己，贪图安逸会磨去自己的斗志。要趁现在年轻，多学一些谋生的本领，拓宽视野，增长见识以实现自己做大事的愿望。
　　17岁的李嘉诚已学会独立思考。舅父待他不薄，是李家的恩人。现在舅父很欣赏他的才干，希望他好好干下去。虽说他心念已定，却不知如何向舅父开口。
　　于是，李嘉诚便请五金厂的某老板向庄静庵转达自己的意思。
　　庄静庵找李嘉诚诚恳地谈了一次，他发现这位外甥确实是长大了，他的思维已经很成熟了。
　　于是，庄静庵开始设身处地地站在李嘉诚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当年，庄静庵也是一步步由打工仔变成老板的。李嘉诚虽然眼下还不能独立开业，但他迟早会踏上这一步的。
 


第12章 论谋事(2)


　　舅父更深一层地了解到李嘉诚与众不同的禀赋。他知道，天性独立倔强，不愿受人荫庇的李嘉诚不会贪图安逸，他一定会凭自己的能力打出一片天地来。这是一种值得称道和鼓励的志向。
　　1946年初，17岁的李嘉诚终于离开了舅父庄静庵的公司。临行前，他对庄静庵就香港钟表业的前途作了一番今天看来依然堪称大商家眼光的分析。
　　李嘉诚认为，瑞士的机械表生产技术炉火纯青，世所无敌。而日本人则避其锋芒，瞄准空档，抢先开发了电子石英表的新领域，并很快占据了中档表市场。
　　于是，世界钟表市场便形成了这样的形势：高档表市场为瑞士人独霸，中档表市场则为日本人独占。
　　这样，中低档表市场就是可开拓的空档。李嘉诚建议舅父迅速抢占这一滩头。
　　正如李嘉诚所预言，后来的香港以生产价廉物美的中低档表为主，迎合了中下层顾客的需要，成为世界上继瑞士、日本之后的又一大钟表基地。中低档表的生产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之-。
　　后来，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成为香港钟表业的巨头，可能与少年李嘉诚的建议有一定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少年李嘉诚的商业眼光已颇具大家风范。
　　李嘉诚不怕吃苦受累学习知识的毅力和意志在另一件事上也反映的较明显。长江塑胶厂经历过濒临倒闭的危机后，生机焕发，订单如雪片般纷纷飞来，工厂通宵达旦生产，营业额呈几何级数递增。此时的李嘉诚始终牢记上一次的经验教训，坚持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原则，逐渐使得长江厂在商业界的信誉有口皆碑，银行不断放宽对他的贷款限额，原料商许可他赊购原料，客户乐意接受他的产品，派送大笔订单给他。
　　李嘉诚的头脑异常冷静，他时刻在思考长江厂的现状及未来--
　　香港的塑胶及玩具厂已有300多家，长江厂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家。在同行业中，长江厂只是步人后尘，并没有任何特色。长江厂出产的塑料玩具同别的厂家相比，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大同小异，不同之处只是在款式上有细微的变化而已。
　　除了同行业和客户之外，谁还会关注一个“长江塑胶厂”的存在呢？李嘉诚感到不满且忧虑。
　　不可否认，香港的塑胶制品在国际市场卖得很“火”。但仔细探究一番，不难发现香港产品的优势仅在于廉价，这实在是件令人可悲的事情。
　　20世纪50年代，港英政府对来港人员一概接纳，将他们作为后备劳力资源进行储备。所以，香港劳动力充足，工资低廉，故而产品廉价。
　　长江厂创办以来，主要生产塑胶玩具和日用品。这两大类产品，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先后变化了几十款。但这大部分都是根据代理经销商的订单要求设计改型的。
　　厂家为商家所左右，使厂家并不能真正面对市场，难以真正把握市场风向。李嘉诚也曾想过站在消费者立场上，推出新产品左右商家，但因为太忙，风险又大，只能将这一构想暂且放在一边。
　　虽然从事塑胶业已有7个年头了，但李嘉诚却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此一行业的一个平庸之辈而已。他的天性是从来就不甘于平庸，因此对现状越来越感不满。他盼望有一天能有一个新的突破，使长江厂从众多的同行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独领市场风骚。要想寻求突破，就要开拓视野，放眼全球，关注国际市场塑胶业的新动向。在这一点上，李嘉诚少年时所学的扎实的英语功底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李嘉诚不像别的业主那样，有一点小钱便声色犬马，沉迷于逸乐。他少年时所受的传统教育，使他的行为严谨，时刻牢记自己的目标，不愿意对自己有丝毫放纵。无论工作多忙，身体多累，他都时刻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不忘关注市场形势的细微变化。
　　他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工作完毕后仍然坚持自修功课。临睡前，靠在床头，一边舒展疲惫的身体，一边翻阅杂志。他购买和订阅了大量经济类杂志，并从中获取了大量知识和信息。
　　一天深夜，李嘉诚翻阅英文版《塑胶》杂志时，看到了一则消息：意大利一家公司，已开发出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即将成批生产，推向欧美市场。
　　这条消息牢牢地牵动了李嘉诚的心，一直在苦苦寻找突破口的李嘉诚，真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之感。他再也睡不着了，兴奋地在地上来回走动。
　　李嘉诚知道，欧美人生活节奏逐渐加快，许多家庭主妇正逐渐成为职业妇女，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他进一步推想，欧美的家庭都喜爱在室内户外装饰各类花卉，以增添家庭情趣，但是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无暇种植各种娇贵而美丽的植物花。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人们不愿意将宝贵的时间花在浇水、施肥、修剪、除草上，加之植物花卉花期有限，每季都要更换花卉品种，实在麻烦得很。
　　如果用塑胶花代替植物花卉，既装饰了室内环境，又不需要花费时间去照管它们，岂不是一举两得！
　　塑胶花与植物花相比，除了可以节省时间外，同样可以变幻无常，正好迎合了现代人多姿多彩的生活。用塑胶花代替植物花，肯定大有前途。
　　李嘉诚判断，塑胶花的面市，必定会引起塑胶市场的一场革命。
　　李嘉诚不但想到了机会，更想到了可能存在的挑战。他认为，欧美人天性崇尚自然，塑胶花革命虽会兴起，但势必不会持久。因此，必须抢先占领塑胶花市场，否则就会丧失先机。
　　一直在苦苦寻找突破口却又茫无头绪的李嘉诚，此刻就如夜行的孤客突然看到了灯光，胸中一股希望之光油然升起。
　　第二天一大早，李嘉诚跑遍了港岛各地，仔细研究了一番香港市场。他注意到港岛各大商店几乎都没有塑胶花，而港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越来越喜欢家庭环境的美化。这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钱”途无量。
　　李嘉诚激动不已，再也等不及了，他必须快速行动。1957年春天，李嘉诚满怀着美好的希冀和强烈的求知欲，以最快速度办妥了赴意大利旅游签证，亲自前往考察塑胶花的生产流程和销售市场。
　　意大利素以众多的文物古迹、浪漫的艺术氛围著称于世。春天的意大利，正是旅游的黄金季节。绚烂的阳光、明净的天空、旖旎的山色、形态各异的雕塑、古色古香的建筑，莫不吸引着大批各国游客。但这一切，对李嘉诚都没有吸引力。他无心观光游览，心里唯有争奇斗妍的塑胶花。
　　他一下飞机，便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来，来不及休息，便急不可耐地去寻访杂志上那家公司的地址。经过两天的奔波，李嘉诚终于找到了这家工厂。当他打算进厂门时，却犹豫了。
　　李嘉诚知道，一般的厂家对新产品技术素来视为机密，不肯轻泄于人。自己贸然前来，人家当然不会白给，也许应该名正言顺地向他们购买技术专利。
　　李嘉诚很快便否定了这一想法。一来，长江厂小本经营，绝对付不起昂贵的专利费；二来，他们绝不会轻易出卖专利，人家往往要在充分占领市场，赚得盘满钵满，直到准备淘汰这项技术之时，才肯出手。
　　可是如果不获取此项技术，长江厂只能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谈何突破？香港人太善于模仿跟风了，对急于打空档、填空白的李嘉诚来说，等塑胶花在香港大量面市后再去模仿，是他极不愿看到的结果。
　　怎么办？
　　李嘉诚犹豫再三，最后决定以香港经销商的身份，进入这家公司。他终于跨入了这家工厂大门。他告诉接待者，自己准备在香港推销该公司的塑胶花。公司职员彬彬有礼地带李嘉诚进入产品陈列室，那里琳琅满目的塑胶花使李嘉诚大开眼界，他恨不能多长几双眼睛。李嘉诚一面拿着花束在手中端详，一面向接待者仔细询问有关塑胶花的知识。
　　这位满脑子都是问题的“港商”差不多在公司磨蹭了一整天，最后才购买了几种款式和颜色的塑胶花，声称准备先带回香港试销。
　　现在样品有了，脑子里也装满了塑胶花的常识。然而，仅仅是常识而已，要投入生产，就要了解具体的生产工艺流程和调色配方技术。对此，李嘉诚依然一无所知。
　　李嘉诚首先去当地图书馆查找这方面的资料，然而所见的专业资料，他在香港也看过，根本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李嘉诚心急如焚，坐立不安。他放下厂里的事务远道而来，满心期待的目的却不能达到。如果真的两手空空地回去了，怎么向全厂职工交代呢？自己又怎能甘心呢？难道就真的要拿着买回的这些塑胶花样品回去作摆设吗？
　　天无绝人之路。这天，李嘉诚正一筹莫展在旅馆里翻着报纸，突然发现这家公司的下属工厂招聘工人的广告。他灵机一动，决定去应聘。
　　主意已定，他便按照报纸上的地址，前去报了名。凭着他已有的技术，应聘一个普通工人自然不在话下。但他是外国人，只有旅游签证，就只好被派往车间做打杂的工人。
　　本来按规定，持有旅游签证的人是不能够打工的。老板让李嘉诚干最下等的工作，而且给他的工薪不及同类工人的一半。他知道这位“亚裔劳工”是非法打工，绝不敢控告他。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主，常常采用压低工薪的做法，盘剥落后国家的非法移民。
　　这位老板不知道，李嘉诚哪里会计较工薪？能让他进厂就已是谢天谢地了。正是这位老板的贪心，李嘉诚的“阴谋”才得逞。
　　这家工厂原来和别的公司同在市区，由于环境保护组织的抗议，才从市区迁到郊外。这样，李嘉诚就不必担心总公司的人发现他这位“香港经销商”了。
　　在异国工厂里，李嘉诚打的是最苦最累的工。他负责清除废品废料，但这个工作对李嘉诚来说，实在是最好不过了，因为他能够整天推着小车在厂区里的各个工段里走来走去。他的双眼不停地四处搜寻，整个工厂的所有生产流程都逃不过他的双眼。
　　李嘉诚干活特别卖力，待人也很诚恳，工头常夸他是“好样的”。但工头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朴实肯干的“下等劳工”竟是一个“国际间谍”，正在偷偷收集各种情报呢。
　　李嘉诚每天一下班，就急急忙忙地赶回旅店里，把他这一天所观察到的一切全都一字不落地记下来。没过几天，这些资料就积累了厚厚的一大本了。
　　在工厂里，李嘉诚也用自己的真诚和朴实去刻意结交一些朋友。当然，他这次结识朋友，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他专门选那些在某一关键工序的熟练技术工人作为结交对象。
　　每逢假日，他便邀请这些朋友到城里的中国餐馆吃饭。在吃饭游玩时，他趁机向他们请教有关他看不明白的技术问题，声称他也打算到其他厂里去应聘技术工人，而不打算像现在这样，永远做一个下等劳工。朋友们也大都乐意“帮助”他，并很自豪地向他炫耀一些好的技术窍门。
　　就这样，李嘉诚通过眼观耳听，大致悟出了塑胶花制造和配色的要领。
　　李嘉诚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他带着几大箱塑胶花样品和资料，满怀信心和希望，决定回国拓展事业。
　　临行前，意大利的塑胶花已推向市场。李嘉诚跑了好些花店，了解了一下塑胶花的销售情况。他发现，塑胶花市场前景确实十分广阔，正如他预想的那样，因此感到十分欣慰，觉得此行确实不虚。
　　感悟：
　　李嘉诚之所以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深谋远虑，这与他平时的学习与积累是分不开的。即使在后来他逐渐走向成功之时，他也从未放弃学习各种知识，这才使得他在一次次的决策中，有独到的眼光和见解，从而走在竞争对手前面。
　　李嘉诚成为一个出色的店员，得益于他当学徒的经验，而他后来成为一个出色的推销员，又得益于他当店员的经验。人生就是这样，没有一步登天的好事。要想由小做大，就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一点一点地积累成功条件。许多经验和知识，当时看起来没什么用，但说不定将来能派上大用场。所以，常常保持认真学习的态度，是积累成功经验的关键所在。
　　学习应该是一辈子的事。任何人，如果想成大事，可以没有学历，但不可没有学识。一般人因李嘉诚、王永庆、松下幸之助，甚至比尔·盖茨，都没有太高的学历，因而得出“读书无用”的结论，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没有令人炫目的学历而已，学问之丰富，已超出一般高学历者甚多。
　　3.做事从低层做起--做推销员挑战毅力
　　李嘉诚语：只要肯动脑筋去想，方法自然会生出来，越是难度大的挑战，越能考验自己的头脑，越能锻炼自己的能耐，而且也是一定越有厚利可图的。
　　李嘉诚离开舅父的公司，还没有想到去办实业，也没有资本基础。所以，他首先想到应该学会赚钱，而这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去给人当学徒了。于是，他选择了当推销员。戴尔·卡耐基说：“您想知道自己是否具备经商素质，最好去当一当推销员。”确实，推销极富挑战性。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上杰出的工商企业家，十有八九从事过推销工作，而且绝大多数都取得过骄人的成绩，李嘉诚自然也在此列。
　　当年，李嘉诚未必知道这句话，但他凭直觉加入推销员的行列，并成为个中高手。后来，李嘉诚说，他一生最好的经商锻炼，就是做推销员。李嘉诚辞别舅父后，正式加盟五金厂担任推销员。行街推销，与茶楼侍候客人和坐店销售钟表完全不同，完全不坐店销售时，顾客也有购买意向，而行街推销，最初只是卖方一厢情愿要想达成交易，就需要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并制造机会。
　　对方有没有买的意图？需不需要你的产品？你如何寻找客户？如何联系客户？你与客户初次会面需要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客户有没有合作意向？你如何激发他的意向？对于建立了购销关系的客户，你如何巩固这种关系？凡此种种，都是推销员必须慎重以待的问题。真正的推销艺术，课堂里学不到，只能在推销之中去把握和领悟。
　　李嘉诚生性内向腼腆，不喜主动与人交谈。数十年后的今天，李嘉诚已成为众人瞩目的公众人物，但他仍不是个滔滔不绝、谈锋犀利的人。
　　按理来说，他这种性格不是很适合做一个推销员，更不要说一个成功的推销员了。
　　然而，在他腼腆的另一面，却有一个十分可贵的优点，那就是诚实。诚实不仅写在他的脸上，更表现在他的行为之中。
　　他这种诚实守信的本色，使他在推销中战果辉煌，为人钦羡。
　　李嘉诚来到五金厂后，主要是负责镀锌铁桶的推销。
　　当时，这一行当的推销对象都集中于卖日杂货的店铺。推销员众多，而店铺有限，因此，17岁的李嘉诚一入行就感到竞争十分激烈。
　　李嘉诚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最初，他也是去向杂货店推销铁桶，但收效甚微。他觉得按这种老套子走，很难有突破，必须另寻他法。经过一番思考，最后他决定避实击虚，独辟蹊径，采取直接向用户销售的方法进攻。
　　当时，推销员到酒楼旅店直接推销的不多。但直销方式却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来直销的价格是按厂价，比客户到市场去买来得便宜；二来送货上门，节省了客户的时间和精力。而且，酒楼旅店是进购铁桶的大客户。
 



第13章 论谋事(3)


　　经过以上分析之后，李嘉诚便决定集中精力向酒楼旅店推销。结果，他这一招一出手，便大获成功。
　　李嘉诚曾经联系了一家旅店，一次就推销出100多只铁桶，这在当时，可谓十分惊人的业绩。
　　酒楼旅店毕竟也不多，铁桶又经久耐用，成交一次，要间隔很长时间才有再做一笔生意的机会。为扩大业务，李嘉诚又对家庭散户进行了一番细致的研究。他发现，当时高级住宅区的住户大多使用铝桶，而很少有人买铁桶。于是，他就把目标瞄准中下层居民区。
　　但问题在于：家庭散户对铁桶的需要量太少，一户家庭，通常也只使用一两只铁桶，其购买量远非酒楼旅店可比。
　　然而，李嘉诚认为，家庭散户又有一个酒楼旅店不能比拟的优势，那就是积少成多的庞大数量。
　　如何占领这一分散而又不可忽视的庞大市场？李嘉诚一时一筹莫展。
　　一天，李嘉诚又在居民区附近徘徊，思考对策。他偶然看见几个老太太正围坐在居民区的庭院中择菜聊天，顿觉茅塞顿开，随即心生一计。
　　于是，李嘉诚专找老太太卖桶。
　　为什么呢？李嘉诚认为，在老太太中，只要卖掉了一只铁桶，就等于卖掉了一批。因为老太太都不上班，闲居在家，喜欢串门唠嗑，她们自然而然就成了他的义务推销员。
　　李嘉诚这一招果然产生了奇效，销售业绩突飞猛进。
　　从这个偶然的机会里，李嘉诚发现选准对象是行销的一大秘诀。
　　渐渐地，李嘉诚发现自己不仅推销有术，而且大有发展潜力。他还发现自己在茶楼当堂倌时学会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也在此派上了用场，他总能凭直觉看出客户是什么类型的人物，并且能马上了解客户的心理和性格，从而制定出相应的推销策略。有些人认为，推销靠的是口才，靠的是“把稻草说成金条”的本事。这恐怕只是一种误解。靠提供虚假信息欺骗顾客，做的是“绝路”生意，长不了。如果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态，这种方法或许管用。如果想在这一行有所发展，还需以诚实为本，让顾客当时欢喜，过后不悔。
　　推销员的工作是需要诚心与耐心的，没有一开口就能够把产品推销出去的事情。很多时候，推销都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李嘉诚就是凭着自己的意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且，他总是能够替客户着想，最终就会感动客户，达到推销的目的。李嘉诚开辟了酒楼旅馆的直销路线后，其他推销员也跟风而上。渐渐地，酒楼旅店的推销业务又不好做了。
　　虽然如此，李嘉诚的销售业绩仍远远超过他的同事。有一件事，足以显示李嘉诚与众不同的商业素质。
　　有一家刚落成的旅馆正准备开张，大家都知道，这是推销铁桶的大好时机。李嘉诚的几个同事兴冲冲地去找旅馆老板洽谈，不料全都碰了一鼻子灰，无功而返。原来，旅馆老板早巳看好了另一家五金厂的铁桶。
　　由于李嘉诚的推销业绩不凡，已在同事中有了一定的影响，他们无不对这位聪明的少年刮目相看。因此，知难而退的同事们公推李嘉诚出马。李嘉诚不愿放弃这一难得的推销机会，欣然应允。
　　李嘉诚并没有急于去见那位老板，而是找机会与旅馆的一个职员套近乎。没多久，他与那位职员拉上了关系，很快便和他像老朋友一样。通过这位职员，他得知了一些有关这家旅馆老板的情况。有一件事引起了李嘉诚的特别注意。
　　原来，这位老板中年得子，将儿子看得像宝贝一样。现在旅馆开张在即，千头万绪，而他儿子却整天缠着要去看赛马。他根本抽不出时间满足儿子这一愿望。
　　这位职员本是把这件事当作趣闻提起的。然而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李嘉诚听到这件事，便感觉他已经找到了突破口。
　　于是，李嘉诚让这个职员牵线，自掏腰包带老板的儿子去快活谷马场看赛马。在跑马场上，老板的儿子兴高采烈，十分快活，回家后仍兴奋地向父母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李嘉诚此举令旅馆老板十分感动，他一时不知如何答谢才好。在李嘉诚的劝说下，最终同意从李嘉诚手中买下了380只铁桶。
　　这次行动，使李嘉诚成为五金厂的一等“英雄”。
　　善动脑筋、善作变通是一个优秀推销员的必备素质。李嘉诚在这方面显示出了突出的天分。
　　李嘉诚所用的这种小手腕，显得有点狡猾。狡猾是一个贬义词，不过他做的是一件利人利己的事，而不是损人利己，因此，恐怕只能用聪明来形容。他的聪明之处在于通过对客户有益的行动，表达了自己愿意与之做生意的诚意，这比纯粹用语言表达要有效得多。
　　有一次李嘉诚进入一家酒楼推销铁桶，被老板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李嘉诚沮丧地走出那家酒楼。
　　李嘉诚不是个轻易认输的人。离开酒楼不远，他便重新思考对策。他很快便有了主意，于是，不再垂头丧气，又转身重新回到酒楼。
　　再次见到老板后，不等对方开口，李嘉诚就抢先说：
　　“我这一次不是来推销铁桶的。我只是想向您请教，在我进贵店推销时，我的动作、言辞、态度等行为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请您指点迷津。我是个新手，又是晚辈，您比我有更丰富的经验，在商界您已经是成功人士了。我恳求您的指点，好让我改进。”李嘉诚这种虚心坦诚的态度令老板大为感动。他随之一改拒人千里的冷冰冰态度，向李嘉诚提出了一些批评建议。虽然李嘉诚的本意并不在此，但一贯善于博采众长的他确实得到了一番教益。
　　老板也喜欢上了这位谦虚诚实的的少年，当即决定购买李嘉诚的铁桶。
　　李嘉诚这一招可谓是一箭双雕，既得到了成功人土的指导，又做成了生意。
　　后来，李嘉诚的这一招屡试不败。
　　感悟：
　　古人有：“满招损，谦受益”的格言。这是什么道理呢？好比一个杯子，如果装满了水，别人就不会再往里面添水了，担心会溢出来。做人做事也是这样，如果你表现得很自满，别人就不会再给你什么了。如果虚心，空出地方来，别人才会乐于为你添加点什么。
　　4.从包装入手--先把自己推销给别人
　　李嘉诚语：眼光要放远，做好自己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自我充实。这样很多本来不可能的事，也可以变为可能。
　　李嘉诚认为，一个优秀的推销员，在推销产品时，首先要注重推销自己。只有将自己成功地推销给别人，别人才能由人及物，购买你的产品。所以，若能把自己推销出去，推销就已成功了一半。
　　首先，李嘉诚十分注意自己的包装。他认为，产品需要包装，而推销员就更应该注重包装。
　　推销员的包装，不仅在于服装，更重要的是言谈举止、行为修养。
　　李嘉诚为自己定下的标准是要具有绅士风度。
　　因此，尽管李嘉诚收入不高，家庭负担沉重，而且他还怀有大抱负，想攒钱办大事，但他仍然十分注意自己的仪表修饰。他的服装虽然并非名牌，但相当整洁。
　　他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简单而又全面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要给任何人都留下好印象。
　　在推销过程中，李嘉诚注意有意识地去结交朋友。他经常在拜访一个客户时，先不谈生意，而是建立友谊。他认为，只要友谊长在，生意自然不成问题。
　　另外，李嘉诚结交朋友，并不全以客户为选择标准。他认为，某人今天成不了客户，或许将来会是客户；某人自己做不了客户，可能会引荐其他的客户；即使促成不了生意，帮忙出出点子，叙叙友情，也是一件好事。
　　有道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李嘉诚广博的学识、诚恳的态度，塑造了他那种独特的魅力。因此，人们十分乐意与他交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李嘉诚的周围总会有一帮朋友为他出谋划策。
　　有了朋友的帮衬，李嘉诚在推销这一行，更是如鱼得水。
　　如何让生意跑来找你呢？当然得靠朋友。
　　如何交朋友呢？关键要注意信誉，处理好利益问题。
　　李嘉诚认为，善待他人、利益均沾是生意场上交朋友的前提，诚实和信誉是交朋友的保证。
　　后来的李嘉诚在生意场上的朋友，多如繁星，几乎每个与他有一面之交的人，都会成为他的朋友。
　　正如在积累财富上创造了奇迹一样，李嘉诚的人缘之佳在险恶的商场同样创造了奇迹。李嘉诚在生意场上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对待工作，李嘉诚总是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的诚意，从而给老板、同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也是他推销自己的一种方法。
　　一般的推销员，能做好推销的分内事就算不错了。李嘉诚不做则已，要做就做最好的。他除在推销的本职工作内干出了非凡的业绩外，还利用推销行业的特点，捕捉了大量的信息。
　　他注重在推销过程中搜集市场信息，并从报刊资料和四面八方的朋友那儿了解塑胶制品在国际市场的产销状况。
　　经过调研之后，李嘉诚把香港划分成许多区域，把每个区域的消费水平和市场行情，都详细记在本子上。他对哪种产品该到哪个区域销售，销量应该是多少，一清二楚。
　　李嘉诚经过详尽的分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然后建议老板该上什么产品，该压缩什么产品的批量。
　　李嘉诚推销不忘生产，他协助老板以销促产，使塑胶公司生机盎然，生意一派红火。
　　只有充分掌握市场状况，至少对这一行业未来一到二年的发展前景有了准确的预测，那么，着手每一件事情，就会简单得多，准确得多。
　　注重行情，研究资讯，是为商场决策之基本要素，年纪轻轻的李嘉诚在这方面已显示出了其过人的从商资质。
　　李嘉诚因此于一年后被擢升为部门经理，统管产品销售。这一年，李嘉诚年仅18岁。
　　可以这么说，推销无处不在。这不只是针对推销产品而言。一个人光有能力是没有用的，若不能将自己的才能推销给别人，为别人真心接纳，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学一点推销技巧，对自己绝对有益。
　　李嘉诚善于思考，善于总结经验，在推销实践中，形成了许多独到的经验。
　　李嘉诚认为，对于有可能争取的顾客，要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相反，对那些根本没有可能做成生意的客户，则应当机立断，决不磨蹭。
　　这样可以争取时间。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你无端耗掉的这段时间里，在别处也许你早就做成了另一桩生意。
　　时间就是金钱。李嘉诚在推销生涯中，细心揣摩，进一步提高了察言观色的能力和准确的判断力。这是他判断有没有成交希望的条件。
　　在察颜观色方面，李嘉诚有几条经验可以给初入推销行的人士以启迪和借鉴。
　　李嘉诚说，如果进入办公室后，你被客户请到办公桌的对面椅子上，与客户面对面的谈话，这就意味着，客户有诚意与你对话，但这仅是纯商务式的谈话，你的谈话必须措辞谨慎、简洁而实在，切忌夸夸其谈，以免引人厌烦。
　　如果你被请到办公室的沙发落座，则表示该客户有兴致与你长谈。
　　如果你根本没有被请坐下，那么，你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如果客户请你喝茶，就表示他对你欢迎并产生了兴趣。但切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你，他希望谈话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一杯茶的功夫。
　　如果在谈话过程中有电话打来，他安排秘书或别人代接，就说明客户对你推销的产品感兴趣并可能产生购买的意向。相反，客户对每个电话都接，并且对进来请示汇报工作的下属没完没了地下指示或作决定，那就是说，他希望你尽快离开。
　　作为一个推销员，就要通过这样一些细节，揣摩客户的态度，然后综合分析推销成功的概率有多大。
　　如果毫无希望，你最好立即告辞。
　　因销售业绩非凡，18岁的李嘉诚被提拔为业务经理，统管产品销售。两年后，他又晋升为总经理，全盘负责日常事务。
　　李嘉诚对推销工作已是十分内行，但生产及管理对他来说却是非常陌生的领域。不怕不懂，就怕不学。李嘉诚深知自己的薄弱环节所在。因此，他很少坐在总经理办公室，大部分时间都蹲在工作现场，身着工装和工人一道摸爬滚打，熟悉生产工艺流程。
　　对于每道工序李嘉诚都要亲自尝试，他兴致很高，一点也不觉得苦和累。
　　这或许是李嘉诚心怀远大抱负使然。此时的李嘉诚内心正在暗自酝酿着独立创业的计划，他当然要熟悉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有一次，李嘉诚站在操作台上割塑胶，不小心把手指割破了，一时鲜血直流。
　　十指连心，疼痛钻心。但李嘉诚吭都没有吭一声，迅速缠上绷带，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又继续操作。
　　后来，伤口发炎肿胀，他才到诊所去看医生。
　　许多年后，一位记者向李嘉诚提及此事，说：“你的经验，是以血的代价换得的。”
　　李嘉诚微笑着说：“大概不能这么说，那都是我愿意做的事，只要你愿做某件事情，就不会在乎其他的。”
　　李嘉诚自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谦逊持重。其实，就客观而言，记者的话并没有夸大其辞。
　　李嘉诚以他的勤奋和聪颖，很快掌握了塑胶生产的各个环节。塑胶厂生产势头良好，销售网络日臻完善，许多大额生意，他都是通过电话完成的，具体的事，再由手下的推销员跑腿。
　　李嘉诚逐渐成了塑胶公司的台柱，成为高收入的打工仔，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二十岁刚出头，就升到了打工族的最高位置，确实令人称羡。
　　感悟：
　　从李嘉诚取得的这些进步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
　　其一，他从不片面强调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该干什么事，而是从对自己是否更有益出发选择工作。这样，他很容易对自己所干的每一件工作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十二分的效力。其次，他从不考虑“拿多少钱，干多少活”，而是对任何事都全力以赴，因而很容易得到信任和重视。这两点，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5.培养兴趣，追求理想
　　李嘉诚语：追求理想是驱使人不断努力的最主要因素。
　　财富不是抢夺别人的所有物，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如果一个人满足于给别人打江山，那么，他只能是一个优秀的打工仔，李嘉诚在塑胶公司步步高升，前途光明，似乎应该心满意足了。然而，此时的李嘉诚，虽然年纪很轻，但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在他所经历的各行各业中，都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他的信心一点一点地开始膨胀起来，他觉得这个世界在他面前已小了许多，他渴望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闯荡一番，他渴望能够拥有自己的企业，创出自己的天下。
　　李嘉诚不再满足于现状，也不愿意享受安逸。于是，正干得顺利的他，再一次跳槽，重新投入社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始了新的人生搏击。
　　老板自然舍不得放李嘉诚离去，再三挽留不止。
　　据说曾有个相士，拉住李嘉诚看相，说他“天庭饱满，日后非富即贵，必会光宗耀祖，名震香江”。此事在公司传为佳话，老板不信相术，但确信李嘉诚的确具备与众不同的良好素质，他不论做什么事，都会是最出色的。他认为，李嘉诚绝非池中之物，他谦虚沉稳的外表下，实则蕴含着勃勃雄心，他未来的前程，绝非凡人所能比拟。
　　这就是老板与李嘉诚相处几年得出的判断。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事实上，李嘉诚此时依然没有多么宏大的抱负，他只是想找更大的机会，赚更多的钱。
　　贫穷的生活境遇，让他产生了一股赚钱的冲动。这股冲动使他走上了从商之路。
 


第14章 论谋事(4)


　　如果说还有什么比赚钱更高的愿望的话，那就是赚了钱后，像自己的祖辈、父辈那样，去从事教育事业。此时，他还是不喜欢做生意，而对童年的梦想念念不忘。
　　老板挽留不住李嘉诚，但并未指责他“不记栽培器重之思”，反而约李嘉诚到酒楼，设宴为他饯行，令李嘉诚十分感动。
　　席间，李嘉诚不好意思再加隐瞒，老老实实地向老板坦白了自己的计划：
　　“我离开你的塑胶公司，是打算自己也办一家塑胶厂，我难免会使用在你手下学到的技术，也大概会开发一些同样的产品。现在塑胶厂遍地开花，我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的。不过我绝不会把客户带走，用你的客户销售我的产品，我会另外开辟销售线路。”
　　李嘉诚怀着愧疚之情离开塑胶公司--他不得不走这一步，要赚大钱，只有靠自己创业。这是他人生中一次重大转折，他从此就一去不回头，迈上了充满艰辛与希望的创业之路。
　　后来，李嘉诚创办了自己的塑胶厂。果然，有不少原塑胶公司的客户转向与李嘉诚合作。但李嘉诚无一例外地谢绝了，并一再强调他原先打工的那家塑胶公司的实力和那位老板对自己的深情厚义，希望这些客户继续与那家塑胶公司保持往来。
　　李嘉诚的真诚使这些客户感动不已，他们便继续与那家塑胶公司做生意。
　　20多年后，由于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香港塑胶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原料大危机。李嘉诚牵头建立了潮联塑胶业商会，担任主席，挂帅救业。同时，将自己公司的库存原料拨给那家塑胶公司，把自己的恩公从倒闭的边缘挽救了回来。
　　已经年过花甲的塑胶公司老板噙着热泪说：“阿诚的为人，我没有看走眼。”
　　当然，这已是后话，在后来的日子里，李嘉诚虽然是在商言商，但重义轻利本质始终未变。其为人有口皆碑，这便形成了他生意兴隆的人际基础。
　　李嘉诚走上创业之路后，环境又改变了。生意场上的风风雨雨和挑战刺激，不容李嘉诚有片刻喘息与停留，他已无法回头。
　　于是，他强迫自己定下心来，强迫自己培养做生意的兴趣。然后，他真的有了兴趣，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并一步步地向前发展。
　　独立创业是很多青年人的梦想，这当然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志向。在创业之前，至少应该考虑资金和经验两个问题，如果这两方面，尤其是经验方面有不足，则宜慎重。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考虑，那就是：失败后怎么办？一般来说，如果失败后还有再战的勇气和再战的能力，才称得上是一个成熟的创业者。
　　李嘉诚独立创业，是基于对时势的准确判断。
　　20世纪后期，大批难民从陆路水路涌向香港，使香港人口从40年代日占时期的五六十万人一下子激增到了1950年的近200万人。这批内地人，给香港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劳动力，也使香港本地的市场容量扩大了许多。
　　此外，外国资本家的在华利益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设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外国洋行及工厂纷纷撤到香港。
　　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占领时期给香港带来的创伤。香港经济获得了资本的起动力和人才的辅助力，加上有大量的廉价劳工，使香港经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以及重振的基础。
　　不过这时的香港却谣言四起，认为中共会趁战胜之威，收复香港，弄得大家人心惶惶。
　　但是，整个世界经济自二战后迅速恢复，开始迅速增长。这一切都显示着香港经济起飞的迹象。
　　李嘉诚坚定地看好香港的经济前景。他十分肯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创立自己的事业，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不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则悔之晚矣。
　　李嘉诚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毅然辞工，独立创业的。
　　他选择塑胶业作为发展方向，是基于两种考虑，首先，他在塑胶公司积累了充足的全盘经营塑胶厂的经验，这完全可以作为他创业的本钱。李嘉诚后来在回忆塑胶公司的经历时，感慨地说：“这段生活，是我人生的最好锻炼，尤其是做推销员，使我学会了不少东西，明白了不少事理，所有这些是我今天用10亿也买不到的。”
　　其次，塑胶业在当时世界上尚属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塑胶制品加工容易，投资少、见效快，适宜小业主经营。塑胶原料从欧美日进口，产品既可在本地市场销售，又可扩展到海外，销售渠道比较广。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行业。
　　李嘉诚为什么能做出如此明智的选择呢？这是因为他在工作之余，时刻不忘关注时局的变化，对各种行业前景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机会和挑战，都有一定了解，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看法。因此，他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
　　不管我们是在打工，还是在自己创业，都有必要对自己所从事行业的前景有清醒的认识。经营往往受非人力所能为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明察善断，未雨绸缪。
　　“盛极必衰，月盈必亏”。道家的朴素辩证法，自然也适用于商界。当一个行业刚刚兴起时，往往意味着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也同时意味着需要一个艰苦的开拓过程。当一个行业非常成熟时，容易进入，但也意味着发展前景有限。在一盛一衰之间，蕴藏着无穷的风险和机遇。
　　正可谓：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审时度势，是为商者最重要的素质。
　　机遇来了，许多人都能发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成功者并没有天生把握机遇的能力，他们只不过是在平时多留心、多观察、多思考，并且多积累了一些知识而已。
　　创业之初，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问题。
　　李嘉诚打工时间没有几年，而且他打工的薪水也不是很高。他每赚一笔钱，除了日常必用的部分外，全部交给母亲，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积蓄。
　　据他的同事朋友回忆，李嘉诚从未奢侈过一回，他外出从来都是吃大众餐，他的衣着，没有一件称得上是高档货。
　　不过，李嘉诚从不认为他的积蓄，是他自己省出来的。他总是对他人说；“我之所以能拿出一笔钱创业，是母亲勤俭节省的结果。我每赚一笔钱，除日常必用的那部分外，全部交给母亲，是母亲精打细算才维持了全家的生活。我能够顺利创业，首先得感谢母亲，其次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后来，他好不容易凑了5万港元创业资金。其中较大的一笔，是他几年来推销产品的提成，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向亲友借来的。李嘉诚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日常交往中，都给别人留下了良好的形象，大家都感觉到他诚实稳重，将来定会大有前途，所以都乐意资助他创业。所以，在借钱时，并没费太多的周折。
　　李嘉诚既然决定要做，就决心一定要做好，所以极希望给自己的塑胶厂起一个响亮的名字。他从辞工时起，一直在思考厂名，他先后取了几十个厂名，都觉得不满意，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中华民族的骄傲--长江。于是，他就把厂名定为“长江”。
　　他对这一名称的解释是：“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长江之源头，仅涓涓细流，东流而去，容纳无数支流，形成汪洋之势。日后的长江塑胶厂，发展势头也会像长江一样，由小到大。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未来的长江集团，也应该为中国人引以自豪。长江浩荡万里，具有宽阔的胸怀，一个有志于实业的人，理当扬帆万里，破浪前进，去创建宏图伟业。”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李嘉诚的开阔胸襟和远大抱负。
　　当然，李嘉诚是个实干家，他要以行动来实现他的宏愿大志，而不愿意挂在嘴上。很长一段时间后，别人问他“长江”的厂名之意，他只是淡淡地说：“长江的大名响亮，我便借了过来。”古话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得乎其下下。”要想做大事，赚大钱，就必须目光远大，如此“取法乎上”，至少可得其中。
　　因为远大的目标可以激励我们，可以培养我们的气魄，可以让我们经受得住挫折，输得起也赢得起。如此坚持不懈，不可能没有一番作为。
　　李嘉诚后来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是以高远的理想为基础。当然，在创业之初，他也经历了不少艰辛。资金有了，厂名有了，厂房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李嘉诚从港岛到九龙，跑了一个多月，才在港岛东北角筲箕湾租借了一座破烂不堪的厂房。
　　当时，数十万内地人涌到香港，使香港的房产一下子水涨船高，闹起了房荒，房租高得吓死人，工业用户自然更高。李嘉诚手头的资金实在太紧张了，他只能找最廉价的厂房，暂且建起厂来再说。
　　筲箕湾山清水秀，但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实在不是办工厂的好地方。但就是这样的地方，也让李嘉诚费了好一番周折。
　　李嘉诚当然也明白办工厂应该选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但谁让自己穷得没有钱呢？正因为偏僻，所以租金较低，几经讨价还价，李嘉诚便租下了这间厂房。
　　李嘉诚想，创业之初，到处都需要钱，就这么点钱还是尽量放在生产上，等以后羽毛渐丰，收入有余时，再迁到市区吧。李嘉诚这一做法，可谓量力而行，深得自然之道。
　　然而，这间厂房实在是破旧不堪，窗户几乎没有一扇完好无损的，不是玻璃破碎，就是风钩脱落，房顶上到处都是天窗。香港春夏两季雨水特别多，雨水经常漏泄得遍地都是。厂里的压塑机是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是欧美淘汰的第一代塑胶设备，落后的不能再落后了。
　　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李嘉诚开始了自己艰辛的创业历程。
　　感悟：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机遇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成功人士往往在机遇到来的时候，能表现出准确的判断力，坚定的信念和果断的决策，从而跃上机遇的快巴，成就人生的转折，走向辉煌。
　　6.有了目标就去做，不能犹豫不决
　　李嘉诚语：我们做任何事，都应有一番雄心大志，立下远大目标，才有压力和动力。犹疑之间，寸阴即逝。
　　企业的成功在于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这样就会把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为此目标而奋斗。1971年1月。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中国内地“文革”运动暂时告一段落。同年7月，美国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
　　这表明，中国可能很快就会与美国消除敌对状态，紧锁的国门将会逐步打开，那就将使香港的转口贸易地位进一步加强。
　　国际大环境和中国内地大环境的变化，为香港经济的腾飞带来了宽松的政治气候，香港经济界重新恢复了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从70年代起，香港经济由正业化阶段，逐步转入多元化经济阶段，百业转旺，对楼宇的需求激增，地产市道逐步转旺。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决心集中物力、财力和精力发展房地产业。
　　在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上，李嘉诚满怀信心地提出，要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有超过置地的规模。
　　香港置地有限公司，于1889年由英商保罗·遮打与怡和洋行杰姆·凯瑟克合资创办，当时注册资本为500万港元，为全港最大的公司。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置地公司不仅在香港处于绝对霸主地位，并跻身全球三大地产公司之列。除地产外，置地还兼营酒店餐饮、食品销售，其业务范围以香港为中心，辐射亚太14个国家和地区。
　　李嘉诚居然提出超越置地的目标，颇有点不自量力的味道。所以，引来股东们嘘声一片，李嘉诚手下各部门主管也是满脸狐疑之色。
　　一位部门主管忍不住站起来问道：“与置地等地产公司比，长江还只能算小型公司，我们能竞争得过地产巨霸吗？”
　　“能！”李嘉诚充满自信说道：“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公司，都是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置地创始人遮打爵士由英国初来香港时，也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贫寒之士，他靠勤勉、精明和机遇，终成一代巨富，他创九仓（九龙仓）、建置地、办港灯（香港电灯公司），多有胆识和魄力。
　　当然，以目前长江的实力，远不可与置地同日而语，但我们可以先学习借鉴置地的经营经验。置地能屹立半个多世纪不倒，主要得益于它以收租物业为主、发展物业为次的方针。置地不求近利，注重长期投资。今后长江，也将以收租物业为主。
　　置地的基地在中区，中区的物业已发展到极限，寸金难得寸土，甚至可以说是寸土尺金。以长江的资金储备，自然还不敢到中区和新兴市镇去拓展。待资金雄厚了，再与置地正面交锋。
　　记得先父生前曾与我谈起久盛必衰的道理，我常常以此话去验证世间发生的事，多有验证。久居香港地产老大的置地，近10年来，发展业绩并非尽如人意，其势头远不及地产后起之秀太古洋行。
　　我们长江，草创时寄人篱下栖身，连借来的资金合计才5万元。物业从无到有，现在已达35万平方（英）尺。现在我们集中发展地产，增长速度将会更快。因此，超越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可见，李嘉诚并非夜郎自大，说大话空话。他是有的放矢，把置地当成靶子，在心理上先把置地“吃”透。
　　然而，李嘉诚这番有理有据的话，并未使在座的各位完全信服。
　　长江和置地，两者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业界素来就有：“撼山易，撼置地难”之说，人们认为，李嘉诚要实现其目标，除非真的具有“超人”的本领。
　　谁也没想到，李嘉诚后来真的实现了“超越置地”的目标。他的远见卓识，再一次让人叹服。
　　李嘉诚始终坚持自己定下的目标，采用迂回包抄的战略战术，先从地价较低的市区边缘和新兴市镇拓展，具备了一定的资金实力后又挺进中区，与置地直接对垒。最后，李嘉诚终于把置地这个巨人掀翻在地。直到那时，人们才真正体会到了李嘉诚气吞山河的力量。
　　1977年，是李嘉诚事业上不寻常的一年。
　　当时，国际经济环境逐渐转好，世界性石油危机已成为历史；中国内地已结束了十年浩劫，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开始逐步推行改革开放政策。
　　在此形势下，香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百业繁荣，刺激了地产的兴旺；地产的兴旺，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一时间，地产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举足轻重。
　　自从1958年李嘉诚涉足地产以来，他先是在1971年将长江工业改为长江地产，而后又更名为长江实业，并成功上市，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1976年，长实的年经常性利润达到了5887万港元、拥有地盘物业635万平方英尺、资产净值增至5.3亿港元，创历史最好业绩。李嘉诚在业界实力渐强，声誉日隆。
　　不过，此时的李嘉诚仍未被业界和传媒视为地产巨子，商界名人。长实说到底，仍不过是一家中型地产公司而已，认识他的人很少。例如，当年在一次拍卖会上，有个实习记者问旁边的老记者：“那个额头高高，头发微秃，频频举手应价的中年人是谁？举一次手加个几百万，好像很平常？”
　　老记者说：“他叫李嘉诚，长江实业公司的老板，当年靠做塑胶花发迹，还被捧为塑胶花大王。近些年投资地产，拥有多座工业大厦，还在赛西湖发展高级住宅楼宇，在地产界已小有名气，看他在拍卖场上的气度，实力不可小觑。”
 



第15章 论谋事(5)


　　这位老记者解释了好一番，才使这位实习记者知道了李嘉诚这一名号。而在后来，李嘉诚的声名可谓是如雷灌耳，家喻户晓。若有哪位记者认不出李嘉诚，那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李嘉诚享有盛名，始于1977年。此后，他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只要他出现在拍卖场，记者就会盯着他穷追不舍，采访拍照。
　　这一转变是因为李嘉诚参与了地铁遮打站（亦称中环站）、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的竞投。
　　结果长江实业一举击败置地巨人而中标，吹响了华资向英资全面进攻的号角。李嘉诚也因此被大家誉为“民族英雄”，从而声誉鹊起。
　　地铁工程，是当时香港开埠以来最浩大的公共工程。整个工程预计8年完成，需耗资约205亿港元。
　　首期工程经九龙观塘，穿过海底隧道到达港岛中环，全长15.6公里，共15个站，耗资约56.5亿港元。
　　其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种渠道：由港府提供担保获得银行的各类长期贷款，地铁公司通过证券市场售股集资，地铁公司与地产公司联合发展车站上盖物业的利润充股。
　　中环站是地铁首段的终点，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金钟站是穿过海底隧道的第一站，又是港岛东支线的中转站，周围有香港政府公署、最高法院、海军总部、警察总部、红十字总会、文物馆等著名建筑，附近就是中环银行区。
　　有人说，中环、金钟两站，就像鸡的两只大腿，其上盖将可建成地铁全线盈利最丰厚的物业。因此，全港地产商无不垂涎欲滴。
　　李嘉诚又何尝不为之动心呢？不过，在李嘉诚眼里更看重的还不是上盖发展的利润，而是长实的声誉。一旦中标，则可使长实的声誉直线上升，脱颖而出，跻身第一流地产商行列。
　　而目前在人们的眼里，长实只是一家在偏僻的市区边缘和荒凉的乡村山地买地盖房的地产公司。在寸土寸金、摩天大厦林立的中区，长实根本就没有半砖片瓦，真可谓无立锥之地！
　　李嘉诚涉足地产20春秋，拥有的地盘物业面积已直逼置地，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已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李嘉诚觉得改变形象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他决心挺进中区，与置地展开正面交锋，“最后夺取城市”。
　　早在1976年下半年，新闻界就在风传香港地铁公司将招标车站上盖发展商的消息。1977年初，这一消息终于得到官方确认，各大地产商无不闻风而动。
　　在这场决战的前夕，李嘉诚的心情既兴奋又沉重，连日来寝食难安。
　　中环、金钟两站的招标，一定不乏实力雄厚的大地产商、建筑商前往竟标。究竟鹿死谁手，必将有一番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
　　假如一战而捷，占领中区，长实就可“一飞冲天”，跻身地产诸强之列；假如不幸败北，长实还得屈居人后，卧薪尝胆。
　　长实的把握究竟有多大？若渺茫无望，不如不投。以前也曾有过政府拍卖中区官地的机遇。中区地价极为高昂，而且日涨日升，每平方英尺已突破1万港元，是世界上地价最贵的地段。一块地皮，动辄就要数亿乃至10多亿，这绝非长实财力所能够参与的竞价。
　　但不敢参与，并非不敢期望。李嘉诚渴望已久的目标就是要打人中区。
　　这天傍晚，李嘉诚信步走到深水湾的山坡，眼前是维多利亚海湾朦胧的轮廓。潮声在他耳畔激荡，他眼前仿佛看到两座商业大厦，从地铁车站拔地而起。这两座大厦应该属于长实！
　　李嘉诚一贯渴望挑战，也乐意应战。
　　“不必再有丝毫犹豫，竞争既是搏命，更是斗智斗勇。倘若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谈何在商场立脚，超越置地！”
　　李嘉诚终于拿定了主意。他大步回到家中，来到书房，翻阅研究有关地铁建筑的材料。
　　李嘉诚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家。他定下超越置地的目标后，自己暂时根本不具备抗衡的实力，便采取避其锋芒、迂回包抄的战术。20年来，李嘉诚从没有与置地正面交锋过一次，可见其忍耐力之强。
　　现在，李嘉诚觉得机会来了，虽然实力依然不及置地，但足以一搏。
　　既然决定投身战斗，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何况对手比自己强大，这就更需要吃透对手，摸清他的劣势所在，然后制订有针对性的对策。
　　李嘉诚估计，参加地铁竞投的将会有置地、太古、金门等英资大地产商、建筑商。相比较而言，华资地产建筑公司的实力稍逊一筹。
　　自然，置地公司的夺标呼声最高。
　　港岛中区，可以说是置地的“老巢”。置地创始人保罗·遮打当年因参与中区填海，而获得港府成片优惠地皮。置地在中区，拥有数十座摩天大厦。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又名怡和大厦），正好位于未来的中环地铁车站两翼。中环车站又恰好座落在遮打道上，遮打道的南侧，则是遮打花园广场。就凭这些物业和街道的名称及主人，不难看出置地在中区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公众和传媒才习惯于把中环站称为遮打站。
　　而金钟站离遮打花园广场也只有100多米，简直就处在置地的眼皮子底下。
　　可以说，如果能够攫取中环、金钟车站上盖的兴建权，就等于打入中区的心脏，到置地这只饿虎的食槽里夺食。
　　卧榻之侧，置地岂能轻易让他人染指？置地虽未公开声称参与竞投，但众多媒体都认为，置地必然会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谁与置地竞争，无疑是“以卵击石”。
　　李嘉诚深知，论实力，长实远远不是对手。要扳倒置地巨人，必须出奇制胜。
　　李嘉诚又开始冷静地分析对手，试图从其内部找到薄弱环节，寻找突破口。
　　置地属怡和系，怡和大班又兼任置地大班。现任大班是纽璧坚，此人20岁起就参加怡和洋行的工作，他没有任何背景，完全是靠自己的勤勉努力一步步爬上了董事局主席的高位。
　　置地的另一个创始人，是凯瑟克家族的杰姆·凯瑟克。凯瑟克家族又是怡和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因此，纽璧坚身兼两局大班，又受到股东老板的制约，加之凯瑟克家族由于对内地政府怀有太重的戒心，一直力主把发展重点放到海外。所以，纽璧坚坐镇香港，制定战略的精力自然会被分散。
　　这正是常人不易察觉的薄弱之处，人们往往会被置地的“貌似强大”蒙住双眼。
　　而且，置地一贯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自然不会冷静地研究竞争对手，也不会“屈尊”去迎合合作伙伴。
　　这也是置地的一个致命弱点。
　　李嘉诚因此认为，只要决策正确，周密而谨慎地行事，置地并非不可战胜。
　　于是，李嘉诚又回过头来，仔细研究地铁公司招标的真正意向。
　　香港地铁公司属于港府的公办公司。地铁公司除拥有少许政府特许的专利和优惠外，它的资金筹集、设计施工、营运经营，都按市场的通常规则运作，
　　李嘉诚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港府当局对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估价约2.443亿港元，原址用作中环、金钟两地铁车站上盖；再加上九龙湾车厂地皮估价，两者合计约6亿港元。港府将以估价的原价批予地铁公司，由地铁公司发展地产，弥补地铁兴建经费的不足。
　　地铁公司为购得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曾与港府多次商谈。他们想用部分现金、部分地铁股票支付购地款，而港府坚持要全部用现金支付。
　　通过地铁公司与港府之间发生的这一分歧，李嘉诚看出，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地铁公司以高息贷款支付地皮，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得更大的盈利。这就是地铁公司招标的真正意向所在。
　　于是，李嘉诚采取了不动声色、避其锋芒的奇袭原则，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克敌制胜的具体方案。
　　通过这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李嘉诚的思路逐渐明朗，脑海中已有了投标书的大致轮廓。
　　李嘉诚在投标书上，首先提出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但这仍不足以挫败其他竞投对手，因为任何竟投者，都会想到并有能力兴建高级商厦物业。
　　李嘉诚将方案重点着眼于两点：一、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二、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这个方案对长江来说，是一笔沉重的现金负担。但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冒一次险。
　　为储备足够的现金，1976年冬，长实通过发行新股，集资1.1亿港元，大通银行许诺长实可以随时取得2亿港元的贷款，再加上年盈利储备，如此，李嘉诚可调动的现金约有4亿港元。
　　这样，李嘉诚已做好了充分的资金准备，使方案的具体实行有了保证。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李嘉诚紧张而急切地期待着竞投的开始。
　　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竞投。
　　参加竞投的财团、公司共有30家，创历史最高纪录。它们是置地公司、长江实业、太古地产、金门建筑、辉白美公司、霍英东集团、恒隆地产等。
　　各竞投公司频频与地铁公司接触，都准备好了保密的投标书及附件，在限定期限内交了上去。
　　公开招标为各公司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投标书内容属机密。各公司都知道，在投标中，若过多考虑己方利益，则中标希望微乎其微；若条件过于优惠对方，自己就会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因而，各家都对投标内容精心设计，却又秘而不宣。一时，香港媒体上各种猜测甚嚣尘上。
　　舆论界自然一致看好置地，因其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面对记者的采访，置地大班纽璧坚，显得高深莫测，只是用自信的口气说：“等着看结果吧。”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1977年4月5日，香港务大报纸纷纷用大幅标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投标结果：“长实击败置地！”
　　请看当日《工商日报》对此事的详细报道：
　　“时值约2.4亿港元，为30个大财团争相竟投的中区地王--旧邮政总局地皮，终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得……”
　　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所提交的建议书列举之条件，异常优厚而具有诱惑力，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已同意，在签订协议时，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并继续交付现金若干次，保证地铁公司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利。”
　　“地下铁路公司董事局昨日已经批准协议条款，规限长江实业公司在地铁未来中环站上盖占地2270英尺、建造37层高的商厦与办公室混合的单塔型建筑物一座。
　　4月4日，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和李嘉诚签订了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并决定两天后签订金钟站上盖协议。”
　　其他报章也对长实中标进行了大肆渲染，说这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地产新贵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云云。
　　也有报纸传言，凯瑟克家族对纽璧坚痛失中区地王大为不满，并以此为借口，胁逼纽璧坚下台。
　　1978年5月，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开始分层发售，时值地产高潮，用户购楼踊跃，广告见报后8小时内就已全部售完，交易总额5.92亿港元，创下了香港楼价的最高记录。
　　1978年8月，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开盘，物业总值9.8亿港元，创开盘售楼一天成交额的最好业绩。
　　后来，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这两幢发展物业，总计为长实获得7亿多毛利，纯利近0.7亿港元。
　　这个盈利水平，实际上低于当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甚至还可以说是亏了。然而，李嘉诚却由此获得了无法以金钱估量的无形利益--形象和信誉，而这恰恰是李嘉诚参与竞投的主要目的。
　　李嘉诚的“一飞冲天”，向全香港庄严宣布，长实不再只是一家只能在偏僻地方盖房的地产公司。
　　李嘉诚和他的长实从此树立起了一流地产商的形象，也为取得银行的信任、股市的声誉，以及继续在中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后来的长江实业，也正是以此为契机，加速了拓展的步伐。
　　此一举，眼前看是亏了一点，但从长远看，实在是大大地赚了。
　　当时也曾有记者询问李嘉诚与地铁公司合作成功的奥秘，李嘉诚谦虚地说：
　　“奥秘实在谈不上。我想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也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
　　感悟：
　　人生在世，无大志者，仅满足于蝇头小利，是不会有大成就的。
　　倒不是立大志就能成大富，但成大富必须有大志。否则，小富即安，没有进取的动力，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就是所谓的战略眼光。自古高手作战，从不纠缠于一地一时之得失，而以大局为重，以最后之成败论英雄。
　　李嘉诚在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中，取胜的秘诀在于：
　　其一，沉着冷静，保持低调，以麻痹对手的警觉。
　　其二，知己知彼，吃透置地和地铁公司两方。然后，投地铁公司之所好，一举中标。
　　其三，李嘉诚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次牵动全香港地产界乃至全香港市民关注的地王大战，改变形象，树立声威。因此并没有太多计较眼前利益。
　　7.做大事需要镇定的心态
　　李嘉诚语：镇定的心态能让烦躁不安的人冷静下来，以便休养身心，充沛精力。
　　李嘉诚认为，在任何危急关头，商人都必须坚持镇定自己的心态，在最清醒的时刻做出重要决策，不可因急性病而痛失一切。因此李嘉诚恪守经商的“镇定本”。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弹丸之地，不仅狭小，而且多山。有限的土地，无限的需求，加之港府采取高地价政策，寸土寸金。
　　身为一业之主，李嘉诚多次为厂房伤透脑筋。寻找交通便利，租金适宜的厂房有多难？数次扩大生产规模，都是在现有的厂房重新布局。车间里，设备、人员、制品，挤得水泄不通。
　　香港工业化进程出人意料地急速发展，物业商喜笑颜开，趁势提租。许多物业商只肯签短期租约，用户续租时，业主又大幅加租。用户苦不堪言，李嘉诚亦然。李嘉诚曾多次构想：我要有自己的厂房该多好，就用不着受物业商任意摆布。他的构想，经过长时间酝酿胎动，进一步明朗：我为什么不可做地产商？
　　1958年，李嘉诚在繁盛的工业区--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1960年，他又在新兴工业区--港岛东北角的柴湾兴建工业大厦，两座大厦的面积，共计12万平方英尺。李嘉诚虽吃准了房地产的乐观前景，仍采取谨慎入市、稳健发展的方针，他没有走捷径--预售楼花，而是将之作为出租物业。
　　卖楼花是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他一反地产商整幢售房或据以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即可动工兴建。卖家用买家的钱建楼，地产商还可将地皮和未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真可谓一石二鸟。
　　继霍英东后，许多地产商纷纷效尤，大售楼花。银行的按揭制度进一步完善，蔚然成风。在这种方式中，用户只要付得起楼价的10%或20%的首期，就可把所买的楼宇向银行按揭。银行接受该楼宇作抵押，将楼价余下的未付部分付给地产商，然后，收取买楼宇者在未来若干年内按月向该银行付还贷款的本息。
　　无疑，银行承担了主要风险。
 



第16章 论谋事(6)


　　李嘉诚认真研究了楼花和按揭。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又直接波及银行。唇亡齿寒，一损俱损，所以过多地依赖银行不一定就是好事。
　　依据高利润与高风险并存的道理，李嘉诚制定了自己初入地产的进攻战略，即：资金再紧，李嘉诚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加速建房进度；他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他兴建收租物业，资金回笼缓慢。但他看好地价楼价及租金飓升的总趋势。李嘉诚认为，收租物业，虽不能像发展物业（建楼卖楼）那样牟取暴利，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物业增值，时间愈往后移，愈能显现出来。
　　事实证明李嘉诚这一决策是非常明智的。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1959年港府拍卖市区土地平均价：工业用地每平方米104.85元；商厦、写字楼。娱乐场等非工业用地1668.44元；住宅用地164.75元。而到1980年，这三类拍卖地价分别狂升为29549.03元、124379.06元。13728.30元。升幅分别为280.8倍、73.5倍、82.2倍。
　　地升楼贵，李嘉诚“坐享其利”。他拥有大批物业，储备了大量土地，渐成为香港数一数二的地主。
　　诚然，当时地产界的许多人士，认为李嘉诚的作风过于保守。
　　1961年6月，潮籍银行家廖宝珊的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廖宝珊是“西环地产之王”，他在西环大量购买地盘兴建楼宇，并在中环德辅道西兴建廖创兴银行大厦。廖宝珊发展地产的资金，几乎全部是存户存款，将其掏空殆尽，而引发存户挤提。
　　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亡。廖氏是潮商中的成功人士，深得商界新秀李嘉诚的尊敬。从廖宝珊身上，李嘉诚进一步意识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但是许多地产商与银行界人士们仍未对此产生足够的重视。
　　廖创兴银行挤提事件，并未引起地产银行界人士的足够重视。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筑条例并公布1966年实施。地皮拥有者，为了避免新条例实施后吃亏，都赶在1966年之前建房。从而引发了一股建房狂潮。
　　炒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
　　但是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深知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他丝毫不为短期的暴利所动，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长江实业公司下属的塑胶部经营状况良好，盈利可观；地产部已由开初的纯投资转为投资效益期，随着新厂的不断竣工出租，租金源源不断成几何级数涌来。
　　但是，那些从事房地产投机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965年1月，本埠小银行--明德银号因参与房地产投机，使其没有流动资金，丧失偿债能力。明德银号的破产，加剧了存户的恐慌心理，挤提风潮由此爆发，迅速蔓延到一系列银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陷于危机之中，不得不出卖股权予汇丰银行才免遭破产。
　　形势危机，为稳定香港经济，港府采取紧急措施，才遏制住挤提潮，但银行危机却持续了一年有余，不少银行虽未倒闭，却只能“苟延残喘”。在银行危机的剧烈振荡下，兴旺炽盛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一派肃杀。地价楼价暴跌，脱身迟缓的炒家，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靠银行输血支撑的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
　　由于李嘉诚早有预见，所以在这次危机中长江的损失，与同业相比微乎其微。只不过是部分厂房碰到租期届满，续租时降低租金，而未动摇其整个根基。
　　感悟：
　　在做事中，如果能面对竞争压力保持镇定，有胆有识，不图一时的冲动，就不会落得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下场。
　　8.做大事就要虚心坦诚，善听意见
　　李嘉诚语：决定大事的时候，我就算百分之一百的清楚，我也一样召集一些人，汇合各人的资讯一齐研究。因为始终应该集思广益，排除百密一疏的可能。这样，当我得到他们的意见后，看错的机会就微乎其微。这样，当各人意见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就绝少有出错的机会了。
　　干大事业的人，一方面要有自己的主意，另一方面还需要能够听进别人的意见。李嘉诚虚心坦诚，不但善用身边的人，而且极会利用外脑的智慧。
　　《明报》记者在一次采访中，问李嘉诚：“您的智囊人物究竟有多少？”
　　李嘉诚说：“有好多吧！凡是跟我合作过，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智囊，数都数不清，比如，你们集团的广告公司就是。”
　　这位记者大感惊奇，不知李嘉诚此话从何而来。
　　原来，当初李嘉诚在发售新界的高级别墅群时，曾委托《明报》旗下的广告公司做代理商，这家广告公司便派人去别墅现场察看。
　　广告公司的人见到这些高级别墅已全部落成，确实十分漂亮，颇具欧洲的典雅风格，又不失中式的豪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四周的道路还没修好，而且恰好这天下大雨，走起路来泥泞不堪。
　　李嘉诚这些日子很忙，也没去看过，知道已建成了就打算立刻发售。
　　广告商到现场查看过之后，向李嘉诚提议：能不能稍迟些日子，等路修好，装修好几幢示范单位之后再正式出售？这样不但售得快，售价也可标高。
　　“对对对！”李嘉诚忙不迭地答道，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你们比我更聪明，我入行这么多年，本该想到这一点，结果还是忽略了，多谢你们的提醒，我们就照你们说的办。”
　　李嘉诚马上按照广告商的建议去办，效果果然不错。
　　后来在修建大坑龙华花园时，李嘉诚接受了这一经验教训，在发售前就修好路，还在四周种植上了美丽的花木，楼卖得更是出奇地好。
　　广采博纳，融汇众智的“绝桥”（好主意），便是李嘉诚超人智慧之源泉。
　　李嘉诚自己不仅善于广采博纳，融汇众智，而且也这样要求下属。他说：
　　“我很不喜欢人说些无聊的话。开会之前，我会预先几天通知人准备有关资料。到开会时，他们已经预备了所有的资料，而我自己也已准备妥当。所以在大家对答时，不会浪费时间。”
　　即使是超人和天才，终究也是人，也有力所不及和大意疏忽的事。
　　李嘉诚以稳健著称，其超人之处在于他能够以其超人的脑袋集思广益，力求圆满。
　　感悟：
　　人的强大不仅在于提升自身智慧，凝聚众人智慧更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总是抱着一颗坦诚谦虚之心，善纳忠言，广采博纳，凡人也可能成为超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善集众人之智慧于一身者，方能成大事。
　　9. 做事稳健不浮躁，有旷达的胸襟容人
　　李嘉诚语：取名长江，基于长江不择细流的道理，因为你要有这样的旷达的胸襟，然后你才可容纳细流--没有小的支流，又怎样成为长江？只有具有这样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会那么骄傲，也不会认为自己样样出众，而不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假如今日，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替我办事，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对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有人能够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哲学。
　　凡是成大事者，都力戒“浮躁”两字，希望通过自己踏踏实实的行动换来成功的人生局面。同样，任何一位试图成大事的人都要扼制住浮躁的心态，专心做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些焦虑和烦躁不安的人，多半不能适应现实的世界，从而跟周围的环境脱离了所有的关系，退缩到自己的梦想世界，以此来解脱自己心中的忧虑。所以，成大事者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自己的浮躁情绪。
　　李嘉诚认为，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越着急，你就越不会成功。因为着急会使你失去清醒的头脑，结果在你的奋斗过程中，浮躁占据着你的思维，使你不能正确地制订方针、策略以稳步前进。
　　当目标确定，你就不能性急，而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来做，即所谓“性急吃不得热粥”。
　　当你控制了浮躁，你才会吃得起成功路上的苦，才会有耐心与毅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才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诱惑而迷失方向，才会制定一个接一个的小目标，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实现它，最后走向大目标。在这方面，李嘉诚可谓稳健、不浮躁的典范。
　　李嘉诚打了一段时间的短工之后，通过朋友介绍到一家小塑料玩具厂当推销员。李嘉诚时时不忘父亲的临终教诲：“好汉不怕出身苦”，始终以积极的心态对待人生。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很快就当上了工厂的业务经理，视野比以前开阔多了，与人的交往相对也增多了。在他当业务经理期间，工厂的产品十分畅销，致使不少推销员经常向他讨教。经他的指点、帮助后，一般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
　　然而，正当别人认为他可以青云直上、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却毅然地辞职了。李嘉诚辞职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战争创伤的医治需要实业家的发展，二是塑料行业大有可为。
　　辞职后，李嘉诚自己开设了一家小塑料厂。想起亡父曾教他背诵苟荀《劝学篇》，当中提到的“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句话，意思是为学要成功，就要循序渐进。他觉得很有道理，就把工厂取名为“长江塑料厂”。李嘉诚期望自己的事业也像长江一样，由小至大，由弱到强，并希望借这个响亮又富有气势的名字，令其日后的业务能得到完满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李嘉诚的机遇终于来了。为此，他急于扩大生产，便向朋友告贷，周转资金。同样，他也遇到所有不成熟企业家碰上的普遍问题：产品出现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由于他没有富亲，一般朋友的钱也不能长期占用。因此，李嘉诚一度面临破产的境地。
　　但李嘉诚并没有被困难吓倒。经过冷静的分析后，他果断地收缩生产规模，把得力的人派去推销产品。这时，李嘉诚已经注意到，物色优秀的推销代理商是非常重要的，他背着自己的产品跑遍了港岛，拜访了500个代理商。这次出访收获很大，因为产品好，得到了几个经销商的支持，支付他给一些定金，使他很快度过了危机。
　　但是好景不长，他的长江厂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这次小小的成功，使得年轻且经验不足的李嘉诚忽略了商战中变幻莫测的特点，他开始过于自信了，心态出现了浮躁情绪。几次成功以后，他就急切地去扩大他那原本资金不足、设备简陋的塑胶企业。于是，他的资金开始周转不灵，塑胶产品的质量开始下降，迫在眉睫的交货期使重视质量的李嘉诚也无暇顾及愈来愈严重的质量问题。于是，仓库堆满了因质量问题和交货日期的延误而积压的产品，工厂的亏损愈来愈严重。塑胶原料商开始上门催缴原料费，客户也纷纷上门寻找一切借口要求索赔。
　　这种代价几乎将李嘉诚置于破产的境地。
　　但难能可贵的是，李嘉诚并未就此而灰心丧气，而是勇敢地面对他所遭遇的失败，坚定地树立起他一定会战胜失败的信心。
　　明察秋亳的李嘉诚知道，塑胶花的工艺并不复杂，因此，长江厂的塑胶花一旦面市，其他塑胶厂势必会在极短时间内跟着模仿。所以，李嘉诚在经营策略上采用“人无我有，独家推出”的方针，在极短的第一时间内，以适中的价位迅速抢占香港的所有塑胶花市场。一时间，长江塑胶厂也由原先默默无闻的小厂一下子成了蜚声香港塑胶业的知名企业。仅1958年一年，长江公司的营业额就达一千多万港元，纯利一百多万港元。塑料花使长江实业迅速崛起。李嘉诚也成为世界“塑料花大王”。
　　李嘉诚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必须克服急躁心理，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最终才能达到光辉的顶点。
　　感悟：
　　对于渴望成功的人，应该记住：着急可以，切不可以浮躁。成功之路，艰辛漫长而又曲折，只有稳步前进才能坚持到最后，赢得成功；如果一开始就浮躁，那么，你最多只能走到一半的路程，然后就会累倒在地。在这里，浮躁与稳健对于一个人成功的影响，一目了然。
　　10.着眼长远，敢打敢拼才会赢
　　李嘉诚语：如果做不到的事，从开头我就不接受。
　　在时势不好时，自己担心，别人也担心。自己手紧，别人也手紧。千万别鼓励恶性循环。
　　一般做生意的人，总是斤斤计较眼前利益，而只有商界大腕，才能不计较眼前的得失，而把目光投向未来。李嘉诚做生意就表现出这种大家风范。当亚洲的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李嘉诚领导下的和黄奉行“继续扎根香港，但同时也不排除在海外寻求投资机会”的经营策略，加快了向国际化发展的进程。
　　李嘉诚早就认识到了科技的力量，并悄然着手在欧洲、美洲、亚洲以及非洲扩建自己的“通信产业王国”。
　　1989年，李嘉诚在英国和记电讯注资84亿港元收购一家英国电讯服务公司，开始涉足于英国的电讯市场。然而此番出师不利，新购公司处于长期亏损状态。
　　1992年和黄在英国推出的ct2流动电话服务，名为rabbit（兔子）。由于它只能打出却不能打入，跟这一时期的电讯服务技术比起来，要逊色得多，所以它没能引起更多客户的兴趣。一年之后，“兔子”败下阵来，宣布死亡。和黄也身受重伤，为此留下了巨额负债。
　　李嘉诚说，电讯业务是未来集团业务发展的重点，他已知道和黄未来五年要做什么。做生意的期限是五年、十年，而不是一年，两年。
　　可见，着眼于未来，善于把握形势是和黄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嘉诚的长远目光和正确策略为长和（长实、和黄）指明了航向。
　　和黄集团从事电讯事业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它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曲折和艰难。
　　在投资英国电讯市场初期，由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曾受到海内外证券业的不断批评。其后，李嘉诚又于1994年将电讯业务重新包装，改名为“橙”（orange），推出gsm流动电话服务业务。起初也不被业界看好，唯恐是ct2的翻版，但后来渐渐被消费者所接受、喜爱，手提电话的销售也不错。
　　即使是经营orange，也是历经数年奋斗才有今天的结果。
　　但是不管经历多大的困难，李嘉诚都凭着他对未来趋势的正确分析与把握，绝不轻言放弃。就在市场普遍对该项业务不看好的时候，他曾经亲自出面澄清了市场上有关它的一切传言，表示将继续支持和黄在英国的电讯事业。
　　果然不出李嘉诚所料，仅仅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和黄集团便从“橙”身上取得了惊人的回报。这种前瞩未来的能力，使得李嘉诚的事业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长立不败之地。
　　李嘉诚在发展电讯业务上始终坚持不懈，与他往日在商战中一见不利，即时撤退的作风，很不相同。难道这是因为他偏爱电讯业吗？当然不是。无论他继续进取还是退避三舍，都是从该项业务是否有前途考虑的。有利则进，无利则退。事实上，他从不偏爱任何一项业务，他说：“不要与业务‘谈恋爱’，也就是不要沉迷于任何一项业务。”
　　感悟：
 



第17章 论谋事(7)


　　对于一个真正的成功者来说，在他的眼中，应该是只有赢利的业务，而没有永远的事业。任何一项事业，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之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这项事业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说起来也许容易，但做起来可并不简单，这主要是与一些人的自我欣赏情结有关。在取得了某项事业的成功之后，很多人往往将其作为自己日后发展的基础和向别人炫耀的一块招牌。然而，招牌只象征着过去的辉煌，却可能会成为进一步前进的绊脚石。
　　11.以和为贵，无为而治
　　李嘉诚语：何解我每年只收5000元薪水？我收5000元薪水，却给大家这么好的待遇，如此好的花红，还照顾你一世，你敢贪污？敢做对不起我的事？所以我公司的雇员都非常忠诚。
　　我一直奉行互惠精神。当然，大家在一方天空下发展，竞争兼并，不可避免。即使这样，也不能抛掉以和为贵的态度。
　　有时候，急于成功，反而会适得其反。收购和黄大获成功之后，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沾沾自喜，他显得异常平静。
　　李嘉诚初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时，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及众董事交谈中，分明感到他们的话中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难道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因为当时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才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管理好如此庞大老牌洋行的本事。”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
　　沈弼答道：“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颇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自摆脱1975年的困境步入正轨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理所当然的。”
　　他还说：“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我坚信长江实业会为和黄未来的发展作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深怕有负汇丰大班对自己的厚望。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只希望用实绩来证明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领薪水的董事局主席之上，但李嘉诚却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
　　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争取董事局主席之位。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敬重有加。
　　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有异曲同工之妙。
　　按惯例，董事局应为他支付优厚的董事袍金，但李嘉诚坚辞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从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的确很少。更多人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捞好处。例如，香港另一位潮商--有股市杀手之称的刘銮雄，他在自己所控的几家公司里，能捞则捞，能宰则宰。小股东怨声载道，开起股东年会来，就吵得天翻地覆，致使刘銮雄不敢再出席股东年会，害怕股东的愤怒情绪会将他撕成碎片。
　　因此可见，李嘉诚的精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让，大利不放，取舍之间，张弛有度。
　　李嘉诚很快便获得了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量建议的口气发言，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渐渐地，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实际就已开始主政。后来，在股东大会上，众股东一致推选李嘉诚为董事局主席。
　　李嘉诚只在和黄领取董事袍金，并非为博取好感，一时大方，而是一贯如此。
　　李嘉诚出任10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归入长实公司的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还不及当时一名清洁工的年薪。
　　以80年代中期的水平，像长实系这种盈利状况较好的大公司，仅一家公司的主席袍金就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更递增到1000万港元左右，李嘉诚20多年坚持只拿5000港元，便意味着出让了数以亿计的个人利益。
　　不过，李嘉诚每年放弃数千万袍金，却赢得了公司众股东的一致好感。爱屋及乌，他们自然也会信任长实系股票。
　　李嘉诚是大股东和大户，股票升值，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有公众股东的帮衬，长实系股票自然会被抬高，长实系市值必然大增，股民得到好处，李嘉诚欲办大事，就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
　　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袍金当然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及增值。
　　1994年4月至1995年4月，李嘉诚所持长实、生啤、新工股份，所得年息共计有12.4亿港元，这还尚未计算他的非经常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的年息。不管怎么说，在香港这个拜金若神、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李嘉诚能不为眼前的利益所动，处处照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实在是难能可贵。
　　难怪有人说，长江实业最珍贵的财产就是李嘉诚。这就无怪乎香港人提到李嘉诚，多少带有崇敬的意味。
　　对那些有生意头脑的人来说，赚钱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名利双收。有的人赚了钱，名声却臭了；有的人绞尽脑汁追求名利双收，却竹蓝打水一场空。要想这两方面兼顾，靠运气没用，靠使诈弄巧更不行，非得才华品德两全不可，后者甚至更为重要。
　　李嘉诚在部署收购和黄的同时，又盯上了英资青洲英泥（水泥）公司。他重演了收购九龙仓时的旧法，在市场悄悄吸纳青洲英泥的股票。
　　收购青泥，李嘉诚主要是看上了它的地皮。这家公司拥有红冠鹤图的庞大地产，其大量平价地皮可供长实日后发展之用，这种间接而有效的收购大量地皮的方法，比购入地皮更为有利。1998年，李嘉诚持有的青洲英泥股票达到25%，正式进入其董事。1979年底，长江实业拥有该公司多达39%的股票，因此，李嘉诚顺理成章地坐上青洲英泥董事局主席之位。
　　嘉诚全面收购青洲英泥，除看中它的地皮外，还考虑到水泥是重要的建筑材料，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水泥用量将会大大增加，能保证获得经常性的合理利润。
　　由此可见，收购一个公司，除了看它表面上的综合绩效外，更重要的是要仔细研究，准确判断它是否具备潜质，然后再采取相应的对策。
　　收购青洲英资后，李嘉诚又在酝酿另一次大行动，那就是收购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港灯）。这是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重要一役。港灯公司成立于1889年，并于1890年12月1日开始向港岛供电。公司的发起人是保罗·遮打爵士，股东是各英资洋行。
　　港灯是香港第二大电力集团，而且是香港一个英资上市公司之一，90余年来，一直是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
　　港灯收入稳定，加之港府正准备实行“鼓励用电的收费制”（用电量愈多愈便宜），港灯的供电量将会有大的增长，盈利自会递增。现代社会，无论如何都是离不开电的，故经济的盛衰，都不会对电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港灯是拥有专利权的企业，不可能会有第二家企业在港岛与其竞争，能确保盈利稳定。这正是李嘉诚属意港灯的主要原因。因此，港灯可以说又是一块大肥肉，令人唾涎欲滴。除长江实业外，怡和、佳宁等财团都想染指港灯。此时，在海外大量投资，但回报不佳的怡和系置地，又掉头在港大肆投资很快便购入了电话公司、港灯公司的众多股份。
　　面对置地的大肆扩张，李嘉诚坚持以退为进。避免正面交锋的策略。他按兵不动，静观其势，寻找机会。
　　1982年4月，市面风传置地公司即将着手收购港灯。人们都以为长实、佳宁也会参与竞购，所以港灯、置地、长实、佳宁的股票均被炒高。
　　4月26日周一开市，置地公司便以锐不可挡之势，一举收购了港灯股份2.22亿股。
　　为避免触发全面收购，置地将增购的股份控制在35%以下（按收购及合并委员会规定，超过35%的临界点，就必须全面收购，持股量要过50%才算收购成功）。
　　置地重拳出击，顺利完成了对港灯的收购。长实与佳宁欲竞购的传闻迅即化为乌有。佳宁此时正面临着危机，而长实只是不急于出手，放其一码。
　　李嘉减暂时不采取行动是经过仔细分析和深思熟虑的，这充分体现出了他的精明之处。
　　首先，他认为置地此时的收购行动，有志在必得之势。如果与之碰硬，置地必会竭尽全力而战，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未必能胜；二来即使能胜，也会元气大伤，还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做成蚀本生意。
　　其次，李嘉诚认为置地不惜重金，四处出击，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到那时，再从置地手中夺过港灯，将会易如反掌。
　　基于上面的分析，李嘉诚只是密切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并不急于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李嘉诚可谓深得兵家“避实击虚”之精要。好比两军交战，当敌方势大时，己方坚壁清野，固城自守，避不交兵。当敌人粮草用尽，人疲马乏时，再主动出击，一举取胜。无疑，避实击虚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良法，比咬紧牙关、浴血拼杀不知要高明多少。
　　李嘉诚的判断没有错。置地在完成对港灯的收购后，形势便急转直下。
　　置地在香港的急速扩张，耗尽它的现金资源，不得以只得向银行大笔贷款，使其负债额高达160亿港元。
　　本来以置地的实力来说，大举负债不是问题，只要地产市道尚佳，经济前景明朗，坐拥中区地王的怡置系就不愁没钱赚。
　　然而，当时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在北京谈判，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表现不佳，使香港人对未来的信心大减。香港出现了移民潮，移民连资金一道卷走，汇率大跌，港人纷纷抛出港币套取外币。
　　再加上欧美日本经济纷纷陷入衰退之中，更使得香港商界为愁云惨雾所笼罩--地产市道滑落，兴建的楼宇由俏转滞。这一切终于使地产大王置地陷入困境，手头的楼宇由奇货可居变成有价无市，欠银行的贷款不仅无法偿还，光利息一年就等于赔掉一座楼宇。1983年，地产市场全面崩溃，置地陷入空前危机。1983年财政年度，置地出现13亿港元的亏损。作为怡和旗舰的置地把母公司怡和也拖下泥淖，使怡和在同期财政年度盈利额暴跌80%。
　　怡和大股东凯瑟克家族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便向纽壁坚“兴师问罪”，在怡和置地大班宝座上坐了8年之久的纽璧坚无奈之下，只好准备下台。
　　1983年9月9日晚，纽璧坚宣布辞去怡和、置地两家公司的董事局主席职务。1984年1月1日，纽璧坚又辞去董事职务，无比伤感地离开了他服务了30年之久的怡和洋行。
　　此时的李嘉诚，密切关注着怡和的一举一动。那时马世民尚未正式加盟长实系和黄，但两人接触频繁，常坐在一起研究马世民服务过14年的怡和。马世民认为，怡和高层一直患有“恐共症”，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此时，置地陷入困境，马世民极力建议李嘉诚从置地手中夺得港灯。李嘉诚也早有此意，但他奉行“将烽火消弭于杯酒之间”的战略，主张以谈判的温和方法购得。
　　在纽璧坚辞职前，李嘉诚曾向纽璧坚提出收购港灯，遭纽壁坚拒绝。那时，纽璧坚的大班地位已岌岌可危，他不想在自己任上失去九龙仓，又失去港灯。尽管他也知道，出售港灯乃两全之计，而且这也是早晚的事，但他依然不甘心。
　　纽璧坚辞职后，由西门·凯瑟克接手怡和，置地的管理大权，同时接管了前任留下的累累债务。
　　西门于1942年生于英国温切斯特市，少年时就读于全英著名的伊顿公学，毕业后进人世界名校剑桥三一学院。但西门仅读了一年大学就烦了，他别出心裁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葬礼。他躺在棺材中，由同学抬出校门，从此永别了全球学子心神向往的剑桥大学。西门如此玩世不恭，令他父亲威廉暴跳如雷，认为这个儿子“孺子不可教也”。
　　西门的叔父约翰和哥哥亨利·林德利都曾多年担任怡和大班。很自然地，西门也于1962年加入怡和公司。先是在海外的分公司任职，1982年初，西门调回香港，同年出任常务董事，接着说服其他董事，频频向纽璧坚发难。最终西门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大班尊位，成为凯瑟克家族出任怡和大班的第五人。
　　已过不惑之年的西门·凯瑟克，虽不再是年轻时的纨绔子弟，但他是否有能力统治香港最大洋行？不少人都心存疑问。
　　虽然许多人认为以西门·凯瑟克过去的行为和资历，难以胜任怡和公司首席管理人的职位。然而，事实证明，他有能力领导庞大的怡和公司。
　　李嘉诚也反复研读有关怡和家族及西门·凯瑟克的报道。他已经向怡和表示过欲购港灯的意向，而现在，他则不再作任何表示，他有了足够的耐心与韧性，等待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1984年，马世民加盟长实系，李嘉诚随即委任他为和黄董事行政总裁，和黄的业务从此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长实系的盈利大户。
　　同一年，西门·凯瑟克出台了“自救及偿还贷款”的一揽子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要出售海外部分资产以及在港的非核心业务。
　　统揽怡和地产业务的置地自然是核心业务，置地的旗舰地位无论如何要保住，而置地又是怡和全系的欠债大户。汇丰银行逼债穷追不舍，债台高筑的置地大班西门，不得不忍痛决定，出售港灯以弥补巨额债务。
　　要想出售港灯，第一买家自然首选李嘉诚。现在已是财大气粗的李嘉诚有能力支付理想的价位。而且，李嘉诚向前任大班纽璧坚有过这样的表示，当时西门也正好在场，那时他就特别佩服李嘉诚的君子作风。
　　让西门·凯瑟克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这一年里，李嘉诚再也没有任何表示，而且也没有做出任何举动，难道说他早巳放弃购买港灯了吗？
　　看来，李嘉诚的欲擒故纵之计确实生效了，它让西门如坠云雾里一般不明就里。
　　西门终于按捺不住了，决定主动上门，请求李嘉诚出手。一切都在李嘉诚的妙算之中，因此，他牢牢掌握住主动权。
　　1985年1月21日，西门派人前往长江实业兼和记黄埔公司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商议转让港灯股权问题。
　　其间李嘉诚曾把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请来，与他一块具体商议有关收购的事情。
　　大约16小时后，和黄决定以29亿港元现金收购置地持有的34.6%港灯股权。这是中英会谈结束后，香港股市首宗大规模收购事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拍板定夺这么大的一笔生意，可见李嘉诚早已是成竹在胸。
　　这次收购，仅用了两次会议，便达成了一项总值达29亿港元的现金交易。消息传出，引起了全港商界的再一次特大轰动。
 



第18章 论谋事(8)


　　当初置地以高出市价31%的条件收购了港灯；而现在和黄却以6.4港元的折让价（收购前一天市价为7.4港元）捡了这个“便宜”。如果以市值计算，李嘉诚为和黄省下了4.5亿港元。由此可见，李嘉诚确实要高出对方几筹。
　　因为没有超过35%的界限，所以不必提出全面收购；因是“和平交易”，所以也不用担心反收购的问题。这完全可称得上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正式交割时，李嘉诚又大方了一回。按协议，整个现金交易额29亿港元须在2月23日前交清，和黄于2月1日就提前付款。置地提出扣还利息，依计算，2月1日至23日间，利息额达1200万港元。和黄同意扣还利息，但只收400万港元，将另外800万港元送还置地。
　　这就等于是和黄亏了800万港元。但是李嘉诚却认为这笔交易很划算。他所看好的并不仅仅是港灯常年的盈利，他更看好港灯电厂旧址发展地产的价值。
　　李嘉诚持巨资收购了港灯，对恢复港人信心起了很好的强化作用。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即1985年的3月份，包玉刚收购了大型英资洋行会德丰。
　　这样一来，四大英资洋行中的两家--和记黄埔、会德丰就先后落入了华资的手中。尽管怡和仍是最大的英资洋行，但其旗下的九龙仓和港灯已先后被华资两大巨头控制，往日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了。
　　“四大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了英资在香港的优势，是香港经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李嘉诚、包玉刚二人因此也名声大振，引起了世界经济界的瞩目。
　　李嘉诚未正面评价舆论有关他“收购英资洋行”的报道。他认为买与不买，都是从商业利益上考虑的，他从不把对方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非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虽然李嘉诚是港灯之战的赢家，但怡和公司反而要感谢他。西门·凯瑟克在港灯售购协议书上签了字之后，擦擦汗长舒一口气说；“从此置地不再处于被动了！”
　　几天后置地便宣布投资7.5亿港元，兴建差点胎死腹中的交易广场第三期工程。
　　在这场港灯收购战中，我们领略了李嘉诚所表现出来的一派商界王者的气度。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李嘉诚挥洒开来，滴水不漏。他冷静理智地避开置地誓死必夺的锋芒，避免了两败俱伤的结局，保存了实力。然后以近乎得道高僧的耐性，静待其变。
　　“以不变应万变”。李嘉诚基于对形势的准确预测，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可以说，李嘉诚真正发迹，是从收购和黄开始的，他的发迹史无疑是一部吞并史。在最近的两次浩大收购中，李嘉诚头脑异常冷静，从未情绪化就是他出色的商人头脑。
　　感悟：
　　事实上，任何事情要想做好、做精，都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不为情绪所左右。武林高手不会轻易挥动老拳，军中名帅不会一怒出师。精明的商人也是这样，绝不会凭一时冲动而撒财使气。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到艺术的境界。
　　12.审时度势，学会放弃
　　李嘉诚语：做事业必须放大眼光，努力赚来的钱还要加以妥善运用，继续发展下去，追求更大的成就和贡献。
　　虽历经坎坷，但从未徘徊不前。我深刻感受到：资金，它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信誉、诚实，也是生命，有时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在塑胶业界经历了一番风风雨雨的李嘉诚，终于在商海中站稳了脚跟，并赢得“塑胶花大王”的美誉，赚得盘满钵满。
　　然而，物极必反。早在李嘉诚开发塑胶花之前，他就预见到，塑胶花只是社会快节奏的产物，只能风行一时而已。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将趋向于崇尚自然，而塑胶花无论如何也不能取代有生命的植物花卉。
　　处于全港塑胶业领先地位的李嘉诚，空闲之余，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塑胶花的大好年景还会持续多久？什么时间会结束呢？
　　虽然长江公司拥有稳固的大客户，同时又是塑胶业的龙头老大，不用发愁市场问题。但如果整个行业在走下坡路，长江的发展前景也必然有限。
　　此外，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向李嘉诚敲着警钟--
　　香港塑胶厂已是遍地开花，塑胶花简直都快泛滥成灾了。据港府劳工处注册登记的数据，塑胶及玩具业厂家，1960年为557家，1968年为1900家，1972年则猛增至3358家。该行业的从业人员，由1960年占全港制造业劳工总数的8.4%，上升到1972年的13.21%。而且，该行业的厂家，有半数以上是塑胶花专业厂和兼营塑胶花的。
　　李嘉诚深知，塑胶花业之所以如此兴旺，一方面是由于这种产品本身所具备的某些优点，另一方面是它迎合了人们追求时髦的心理。而且，后者才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
　　曾几何时，富人穷人，全都以系塑胶裤带为荣，可是后来，塑胶裤带渐渐地再也无人问津了。最终，人们还是觉得真皮裤带好。
　　塑胶花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尽管塑胶花可以变幻无穷，但无论怎么变最终还是塑胶花，绝对无法完全替代充满自然气息的植物花。
　　李嘉诚从海外杂志上了解到，有的家庭已把塑胶花扫地出门，又重新种上了天然的植物花。在国际塑胶花市场，发达国家的需求量日益减少，已形成了严重积压的局面。市场已开始渐渐地向南美等中等发达国家倾斜了，而这些国家，也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塑胶花。在香港，劳工工资逐年递增，劳动力不再低廉。由于塑胶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一定不会长远。
　　香港已出现过几次塑胶花积压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生产过滥和欧美市场的萎缩。虽然积压并没有造成大灾难，更未直接影响长江，却引起了李嘉诚的高度重视。
　　正是在这一系列分析的基础上，李嘉诚未雨绸缪采取了应变行动。
　　他的未雨绸缪，不是增加投资，强化竞争能力，而是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让其自兴自衰。逐渐从塑胶花市场中淡出，慢慢放弃这个使他成名的产业。
　　他逐渐开始把全部精力投注于缔造以地产为龙头的商业帝国，这也是他从商以来，在心中逐渐酝酿成形的宏伟抱负。
　　与塑胶花相比，后者在他的心目中地位更重要，也正是由于他后来实现了这一抱负，舆论界才给他加上了“超人”的桂冠。
　　识时务者为俊杰--李嘉诚正是这样一位商界奇才。
　　李嘉诚是第一个进入塑胶花领域的商人，赚了一大笔之后，他又审时度势，急流勇退。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他都占尽了先机。
　　做生意就是这样：该投入时就要果断投人，该撤离时也不能有丝毫犹豫，要义无反顾地离开。
　　从某一方面来说，只有勇于放弃的商人才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商人。
　　“盛极必衰，月盈必亏。”道家的朴素辩证法，自然也适用于商界。
　　任何一项行业，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着该项业务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勇于撤退的实例很多。比如香港“假发之父”刘文汉发现美国盛行“假发热”，于是断定善于跟风赶潮的香港必定会步其后尘，所以抢先在香港成立假发制造公司，结果真如他所料，大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料定假发热只会维持一时，不会长久。于是，在市场攀到高峰时，及时退出，并携资移居澳大利亚，开创新的事业。不久，事实证明了刘文汉判断的准确性。美国的“假发热”消退，香港的假发制造厂家纷纷倒闭。此时，香港假发业的开拓者刘文汉，却在隔岸观火。
　　日本商战圣手松下幸之助说过：“高明的枪手，他的收枪动作往往比出枪还快。”
　　尽管李嘉诚果断收手，退出了塑胶业，但无论他后来的事业发展到如何庞大，获得的盛誉有多少，他都永远不会忘记从事塑胶花生产的那段岁月。
　　那是他开拓自己事业之初最艰辛的一段岁月，是塑胶花把他引入了辉煌事业的大门，给了他实现远大抱负的信心，也使他的意志力得到了磨炼。
　　李嘉诚在后来的创业中一直牢记这些经验和教训，使他的事业走向了更大的辉煌。
　　感悟：
　　李嘉诚是靠一招鲜，赢得了事业的辉煌发展。如果他一直靠着一招鲜，那么，今天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他的成功就在于及时放弃了帮他成功的塑胶花产品，而选择了另一种产业。
　　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或许很多人都可以做到能“拿得起”，但真正到了需要“放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犹犹豫豫，不甘不愿。事实上，没有永远的行业，只有赢利的行业，在该放弃的时候，就应该学会放弃，利用从事前一种业务所积蓄的力量，可以轻松地开展下一个行业。行业不断转移更换，但赢利的中心却不能不变。
　　无论我们目前正在做什么，不管是不是我们最终所愿意干的，都应该尽力干好它。人生的征程需要一步一步地去走，每一步都可能是决定未来成功的因素。脚踏实地，善待今天，学会勇于放弃。
　　13.绝不满足已有成就
　　李嘉诚语：我表面谦虚，其实很骄傲，别人天天保持现状，而自己就老想着一直爬上去，所以当我做生意时，就提醒自己，如果继续有骄傲的心，迟早一定碰壁。
　　李嘉诚在五金厂主要是负责推销镀锌铁桶。自从李嘉诚加盟五金厂，五金厂的业务蒸蒸日上，以销促产，产销均步人佳境。老板喜不自禁，在员工面前称阿诚是第一功臣。
　　然而，倍受老板器重的李嘉诚，刚刚打开局面，就要跳槽弃他而去。老板心急火燎，提出给李嘉诚晋升加薪，他仍没有回心转意。
　　李嘉诚去了塑胶裤带制造公司。在现代人的眼里，这是一间小小的山寨式工厂，位于偏离闹市区的西环坚尼地城爹士街，临靠香港外港海域。
　　这间山寨工厂的魅力安在？李嘉诚此举，一是受新兴产业的诱惑，二是塑胶公司老板的“怂恿”。
　　40年代中期，塑胶工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香港作为全方位开放的世界自由贸易港，市面上很就出现欧美输入的塑胶制品。塑胶有易老化、含毒性等缺点，但这些缺点，被人们趋赶时髦的风气所湮没。直至90年代，塑胶制品仍大行其道。
　　李嘉诚在推销五金制品之时，就敏感到塑胶制品的巨大威胁。最初，塑胶制品是奢侈品，价格昂贵，消费者皆是富人阶层。塑胶制品的价格一直呈下降趋势，舶来品愈来愈多，尤其是港产塑胶制品面市，造成价格大跌。李嘉诚清晰地意识到，要不了多久，塑胶制品将会成为价廉的大众消费品。
　　香港是接受新事物最快的地方。香港没有传统工业，它与世界有广泛的联系，能够迅速地引进适宜在本地发展的产业。最初的塑胶厂屈指可数，但很快成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趋势。
　　美国汽车业骄子，曾任福特公司总经理、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的艾柯卡指出，20世纪前半叶，产业是制造家的天下，社会商品相对匮乏，生产出来就会变成钱。到20世纪后半叶，社会商品日趋饱和，厂家竞争激烈，生产出的产品，非得竭力推销出去才能产生效益，因此，执产业牛耳者，由制造大师转为推销大师。
　　艾柯卡本人、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等，莫不是以推销见长，把推销与制造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美国早期的产业巨子，汽车大王福特、钢铁大王卡内基、波音飞机之父波音等，皆是制造家或发明家。
　　塑胶裤带公司的老板，是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经营者。他靠塑胶裤带起家，短短的一年，开发出10多个产品。香港的塑胶厂愈来愈多，竞争也将愈来愈激烈。老板四处招聘推销员，前后有20多人做过推销，真正能胜任者寥寥无几。老板自己也常常出马推销，他到酒店推销塑胶桶时，与推销白铁桶的李嘉诚不期而遇。李嘉诚成了老板手下的败将。酒店更青睐塑胶桶，而不惜废掉进白铁桶的口头协议。
　　不打不相识。李嘉诚虽败在塑胶公司老板手下，他的推销才能却深得老板赏识。
　　言谈中，李嘉诚表现出对新行业的浓厚兴趣。但他说：“老大（老板）还算蛮器重我，我去他厂做事没多久就走，恐怕不太好。”
　　“晚走不如早走，你总不会一辈子埋没在小小的五金厂吧？看这形势，五金难得有大前途。”
　　这正是李嘉诚所不愿的，他离开舅父的公司出来找工，只是作为人生的磨练，而不是作为终身的追求。
　　李嘉诚终于跳出了五金厂。
　　从五金厂进入塑胶公司，李嘉诚已经多次变换工作。每次变换，李嘉诚都从一个困境跳进另一个困境，同时又是通向成功的一次跳跃。每克服一个困境，都是在为独立创业积累经验、铺路搭桥。
　　进入塑胶裤带公司后，李嘉诚还是干推销员的老本行。
　　当推销员的日子，李嘉诚每天工作16至20小时，没因香港战乱而放弃拼搏。早上9时上班前，他到其他地区发掘新客户。人家喝下午茶，他继续工作。晚上，他又跑到工厂视察“跟单”。工作尽责勤奋，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熟客。
　　加盟塑胶公司一年后，老板以营业额计算，派发年终花红，李嘉诚排在第一位，花红高出第二位7倍。
　　老板十分赏识李嘉诚的杰出才华，因此，李嘉诚18岁就被提拔为业务经理，统管产品销售。两年后，又晋升为总经理，全盘负责日常事务。
　　李嘉诚以勤奋和聪颖，很快掌握了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势头良好，销售网络日臻完善，许多大额生意，他都是通过电话完成的，具体的事，再由手下的推销员跑腿。
　　李嘉诚成为塑胶公司的台柱，成为高收入的打工仔，是同龄人中的杰出者。他才20出头，就爬到打工族的最高位置，做出令人企羡的业绩。
　　李嘉诚应该心满意足了，然而，在他的人生字典中没有“满足”两字。功成名就、地位显赫的他再一次跳槽，重新投入社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始新的人生搏击。
　　感悟：
　　满足等于失去前行的动力，要想成大事必须对自己有的成就不满足。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只有始终抱着一颗不满足的心，才能在机会来临时识别它，进而抓住它。反之，如果满足于现状，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的。
　　14.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李嘉诚语：深信事在人为，人生路在于不断探索，而不是乞求迷信。不要相信天上会掉下来美味可口的馅饼。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古训意义深刻，它告诉人们谋略与胜局的关系，之所以到底成与败，那是一种天意。李嘉诚一贯主张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的坎坷挫折，也是他成功经验的一部分。
　　李嘉诚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在葵涌坐大。80年代，葵涌集装箱港现有的六个码头，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拥有2、4、6号三个码头，另三个码头由其他集团分别拥有。
　　1988年4月，拥有葵涌半壁江山的李嘉诚，以44亿港元在政府投标中中标，获7号码头发展经营权，7号码头共三个泊位。两年后，国际货柜码头、现代货柜码头两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联合投得8号码头，该码头在昂船洲西北旗海区，共四个泊位。
　　李嘉诚不仅是香港屋村大王，还是货柜码头大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占据同业市场约7\/10，是同业的绝对霸主。
 



第19章 论谋事(9)


　　人生字典中没有“满足”一词的李超人，当然不会满足现有占有额。香港经济迅猛发展，国际航运越来越集装箱化，葵涌现有和兴建中的货柜码头越来越难适应形势发展。9号码头的选址及招标提上港府议事日程，李嘉诚踌躇满志，志在必得。
　　9号码头的发展和经营权，鹿死谁手？夺标呼声最高者，非李超人莫属。
　　李嘉诚占有地利人和。国际货柜执同业牛耳，业绩骄人，经验丰富，素有葵涌“地头蛇”之称。论人和，即李嘉诚在方方面面有良好关系，尤其是港府决策机构立法局，9名非官守议员就有6名是李嘉诚私下的“幕僚”，他们是长江集团“特邀”的董事，每年可享不菲的酬金。行政局通过的决议，港督通常不会否决（港督亦兼行政局主席）。
　　若论天时，则发生重大变化。1992年7月，英国职业政治家彭定康接替卫奕信出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到港不久，视察葵涌码头。正值国际货柜码头公司举行处理2000万个货柜庆贺盛典。有好事者评议道：李氏与其说是庆贺自己，不如说是借盛典之名来取悦港督。
　　好些有意角逐9号码头的财团，看见彭定康与李嘉诚父子晤面时的微笑，如寒天里淋了一身雪水，心想事情黄了。
　　具有地利人和的李超人，现在又占尽天时。
　　不料事情又有变化，彭定康对港府大动干戈，撤换了一批议员，使李嘉诚在港府的数载经营前功尽弃。彭定康这一招，并非针对李嘉诚，“一朝君子一朝臣”--新官上任，都喜欢提拔新人。彭定康的这一切，都是围绕他的“政改方案”而做的。
　　可这一招，给李嘉诚竞投9号码头抹上一层阴影。先前，与李嘉诚关系甚密的行政局议员，公开发表言论，主张宜将码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这与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竞投先声，口径惊人地一致。如果这样，无人敢与掌握了百亿现金的超人较个你死我活。
　　与李嘉诚关系最密的议员下台，新一代行政局议员们，不再于9号码头上做李嘉诚的“御用议员团”。结果，9号码头的招标方式不再是公开招标，而是协议招标--不以价高为中标唯一标准，而是看竞投者的综合条件。
　　综合条件是个软指标，有很大的灵活性。不过，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综合条件甚佳，李嘉诚亦会像昔日中标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那样，拿出“煞食桥”（妙计）。
　　协议招标消息传出，各大财团蠢蠢欲动。李嘉诚自然跃跃欲试。
　　结果，超人败北。港府将9号码头的四个泊位，批给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等财团兴建经营。
　　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嘉诚已经尽了自己的人事，横出变故，只有另做努力。
　　9号码头，超人落马，是彭定康有意与李嘉诚过不去吗？
　　1991年，彭定康任英国保守党主席期间，李嘉诚曾向保守党捐赠一笔大额竞选资金。彭定康即使不投桃报李，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因此，李嘉诚能在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庆典日，很顺利地邀请彭督亲莅庆典，并视察葵涌。其后不久，彭定康邀请李嘉诚进入“总督商务委员会”，李嘉诚婉谢后，结果让其子李泽钜进入总督商委会，成为最年轻的委员。此事全港哗然，亦成为臆事者认定超人与彭督关系非同寻常的佐证。然而，舆论普遍认为，港府确确实实有意削弱李嘉诚在货柜码头的垄断地位。
　　按国际通则，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五成以上，则可认定处垄断地位；若在七成以上，则是高度垄断。经济学家及法律专家均认为，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亦会令政府管理失控，处垄断地位的厂商可垄断价格，因无竞争对手或对手太弱而不思改革经营与提高技术。
　　政府对非得实行垄断的行业（供水、供电、供气等）实行专利管理，控制价格，而对其他行业则允许并鼓励自由竞争。香港政府未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制定反垄断法（该法核心是遏制处垄断地位一方的发展，扶植较弱的一方），香港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
　　但它在行使有限权力之时，“均衡”是其抉择的因素之一。
　　读者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属卫视与无线之争。港府在制定新条例之时，既不偏袒李嘉诚，也不优惠包玉刚。最后出台的条例，虽未满足双方要求，却照顾了双方的利益--为双方所能接受。
　　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垄断香港市场，遭到欲夺9号码头的各财团的抨击。他们的“利己”观点在工商界、舆论界及港府中很有市场，有议员说：“经验与财力不是首选条件，如是这样，当年选择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商，就不该是在中区毫无发展物业实绩的小地产公司长江实业。”
　　港府在选择9号码头发展商时，首先就把李嘉诚排斥在外，另选实力与长实系相当的财团--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这又是一种平衡。
　　一位财经分析家说：“凯瑟克家族雪洗了当年痛失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权的耻辱，李嘉诚成了纽璧坚第二。不过，两者失利的原由不同。置地号称中区地王，实则上拥有的地盘物业，不及一成，纽璧坚是大意失荆州。李嘉诚控有货柜码头的七成，算是真正的霸主，超人失利，非本人努力不够，故仍可歌可叹。”
　　李嘉诚之输，错不在他，而在于他的垄断地位。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反垄断都是政府干预商业的强制手段之一。
　　感悟：
　　在商战中要想成功最忌讳患得患失而缩手缩脚，最终一事无成。真正有气魄的成功都往往尽力而为，对结果如何并不做过多考虑。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屡次跌倒又充满信心地振奋精神，再次崛起，最终取得成功。
　　15.精于谈判，敢于与对手相竞争
　　李嘉诚语：“机遇是不可以金钱估量的，是生存和发展的法宝。但要把握好机遇就得敢于挑战竞争对手。
　　由于李嘉诚精明的谈判，长江公司的塑胶花很快占领了欧洲市场，营业额及利润成倍增长。1958年，长江公司的营业额达1000多万港元，纯利100多万港元。李嘉诚因此赢得了“塑胶花大王”的称号。
　　1958年的李嘉诚刚好度过了30岁生日，李嘉诚也正是在这一年里开始涉足房地产。长江工业有限公司下设地产部和塑胶部，他非常看好香港地产业的前景，但却并没有因为要涉足地产业就放弃了塑胶业。相反，在塑胶业，他要大力发展，他给公司定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进军北美。美国和加拿大，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消费水平极高，占世界消费总额的1\/4。李嘉诚陆续承接过香港洋行销往北美的塑胶花订单，这纯属小打小闹，远不是他所期望的。
　　在当代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中，“守株待兔”是纯粹的机会主义，最终只能使工厂走向没落；“酒香不怕巷子深”，显然是陈旧过时的经营理念，根本就不符合发展快速的信息时代。
　　李嘉诚作出了这个决定，他设计印刷了精美的产品广告画册，并通过港府有关机构和商会了解到北美各贸易公司的地址，然后分别寄了出去静候佳音。
　　稍停一段时间，果然就有了回音。北美一家大贸易公司，在收到李嘉诚寄去的画册之后，对长江公司的塑胶花彩照样品及其报价都特别满意并且决定了派购货部经理亲自来香港一趟，以便“选择样品，考察工人，洽谈入货”。李嘉诚接到了来函之后，立即通过人工转接的越洋电话，与美方取得了联系，表示“欢迎贵公司派员来港”。交谈之中，对方简单询问香港塑胶业的大厂家，提出：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想请李先生陪同他们的人走访一下其余的几户大厂家。这家公司是北美最大的生活用品贸易公司，销售网遍布美国加拿大。机会千载难逢，但还不敢说机会非长江一家莫属。对方的意思很明显，他们将会考察香港整个塑胶行业，或从中选一家作为合作伙伴，或同时与几家合作。
　　李嘉诚面临的又是一场残酷的竞争，这次要比信誉、比质量、比规模、斗智力的逐鹿中原方能确定鹿死谁手。是使长江成为北美公司在港的独家供应商。他自信产品质量是全港一流的，但论资金实力、生产规模，却不敢在本港同业中称雄。
　　因为香港有十家实力雄厚的大型塑胶公司，其他不讲，就只看工厂的外观，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了。长江公司的工厂格局，还未摆脱山寨式的窠穴，更不用说生产规模了，就这点给来自先进工业国的外商们看了，最起码的第一印象就过不了关。
　　与欧洲批发商做交易，既是李嘉诚的胜利，也同时给他带来了教训，有限的生产规模，差一点就让李嘉诚的美好希望终成泡影。时间给予李嘉诚只有短暂的一周。李嘉诚召开公司高层会议，宣布了令人惊愕而振奋的计划：必须在一周之内，将塑胶花生产规模扩大。
　　正是在这一年里，李嘉诚正在北角筹建一座工业大厦，原计划是等建成之后，留下两套标准厂房自己用。而现在呢？他却必须另外租别人的厂房应急了。
　　做事一向精明的李嘉诚这次是怎么了？商人还没有来，生意还没有谈判，就已经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工业大厦给抵押进去了，如果生意谈不成，那不就抓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吗？这个险冒也未免有点太大了吧？但是凡事都有双面性，只有这样做，才存在着一线生机，否则，就只有放弃了。而这必定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具有远见的李嘉诚又怎么会放弃呢？但是这一系列的工作又是那样的杂而多，旧厂房的退租，可用设备的搬迁，购置新的机器设备，新厂房的承租改建，设备安装调试，还有新聘工人的培训及上岗，工厂又要入新的轨道并保证正常运作……这么巨大的工程，要在一周内完成，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更何况，无论在哪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都极有可能导致一招不胜，满盘皆输。那样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这时间的消耗又岂是哪一个视时间为财富的商人能承担得起呢？
　　为此李嘉诚和全体员工一起，奋斗了七昼夜，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李嘉诚忙而不乱，哪组人该干什么，哪些工作由安装公司做，以及每二天的工作进度，全在日程安排表中标得清清楚楚。就这一点可见李嘉诚的冒险，并非草率行事。
　　当北美贸易公司的负责人到的那天，全部的工作也正好结束，李嘉诚把安排全员上岗生产的事情交付给了副手去负责，自己亲自驾了汽车去启德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港岛与九龙，隔着一道维多利亚海峡。那时还没有海底隧道，港岛九龙的汽车一般不流通。李嘉诚为了表示诚意，几经周转来到启德机场接机。在这位大客商到来之前，李嘉诚早已为他在港岛希尔顿酒店里预定好了房间，等到客人上了车，李嘉诚就问这位外商：“先生，您是先住下休息一下，还是先去工厂里参观一下呢？”
　　那位外商不假思索地说道：“当然还是先去工厂里看一下了。”
　　李嘉诚不得不立即调转车头，朝北角来时的路驶去。说实在的，这时他的心里也忐忑不安，他在担心：全厂的员工上岗生产，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呢？当汽车驶进工业大厦后，李嘉诚停了车并亲自为美商打开车门，听到了那再熟悉不过而又觉得异常亲切的机器声响，同时也闻到了塑胶的气味，简直是好闻极了，一颗悬挂的心才放了下来。
　　外商在李嘉诚的带领下，参观了全部生产过程和样品陈列室，由衷称赞道：“李先生，我在动身前认真看了你的宣传画册，知道你一定有不小的厂房和较先进的设备，没想到规模这么大，这么现代化，生产管理是这么井井有序。我并不想恭维你，因为你的厂完全可以与欧美的同类厂媲美！”
　　李嘉诚说道：“感谢您对本工厂的赞誉。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和交货期限您已经看过我们的报价单，如购货批量大，还可以价廉。总之，信誉问题，请您们绝对放心。”
　　“好！我们现在就可签合同。”美国人的性格，性急而爽快。
　　外商办完了工作要回去，李嘉诚又亲自驾车送他去希尔顿。当他告辞要离开的时候，李嘉诚诚恳地对美商说：“明天我再来接您，带您去参观一下别的塑胶公司，您说怎么样？”外商道：“不必去了，我倒想请你做我的向导，去参观中国寺庙。我知道你的内心，其实并不希望我参观其他厂，你好做我们的独家供应商。”
　　“不，不。”李嘉诚说道：“我有这个自信。”
　　因此北美公司从那天起就成了长江公司的大客户，每年来香港长江公司的订单数都以百万美元来计算。更令人惊喜的是，通过这家大公司，李嘉诚获得了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信任，并且发展成为合作好伙伴的关系，进而也为李嘉诚进军海外架起了一道桥梁，为李嘉诚成立跨国公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李嘉诚的精明的眼光对市场趋势了如指掌，塑胶花的销售行情愈来愈好。他建立了香港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塑胶花工厂，被誉为“塑胶花大王”。
　　感悟：
 



第20章 论谋事(10)


　　李嘉诚做事精明，在谈判上能充分的体现，他的目的、要求、观念、构想，都在谈判过程中有效地传递给对方，加上对市场趋势的了如指掌，使他后来居上，敢于跟对手竞争。
　　16.有胆有智，敢做敢拼
　　李嘉诚语：睿智的重要作用是可以引导人生走向正确成功之路。经商更需要睿智，如此才能保证出手时不失手。
　　1960年前后，李嘉诚以天才的头脑，睿智地察觉出，塑胶花也并非久留之地。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凡是装饰品，日子久了就使人厌倦。美国人更是喜欢新潮流，生产鲜花代替塑胶的日子不会长久。李嘉诚必须为自己手中一亿元的庞大资金寻找出路。
　　一次，李嘉诚独自驱车在外兜风，突然看到田野的农民正忙于耕作，建筑工人正忙于盖房子。李嘉诚脑袋茅塞顿开，是啊，为什么不去搞房地产呢？
　　从50年代起，香港平均每十年便增加一百万人口，住房问题十分紧张。香港地域狭小，人口密集。四五百万人挤在区区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5000余人，成为当今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使这个素有“东方明珠”称誉的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珍珠。今天的香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正步入历史的垃圾堆，社会对房子的需求直线上升。他从人口的激增，生存空间的有限，经济发展的神速，土地使用的日趋重要，预见到地价来日必然暴涨，香港地产业极具发展前途。他赞成有人曾指出的“从古至今，以房地产最能保存币值和牟取暴利，尤其在‘寸土尺金’的弹丸之地的香港。”
　　睿智的李嘉诚当机立断，毅然决定上马地产业。1958年，他开始涉足地产界，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高的工厂大厦。1960年又在柴湾购地兴建另一座工厂大厦。这两座大厦的面积共达12万平方莱尺。这就是说，当香港、九龙和新九龙中心地区地价猛增，私人土地开发者于60年代在荃湾、元朗和大埔开始投资房地产的时候，李嘉诚早巳捷足先登了。
　　有的人用冒险的办法，采取“开发”方式投资。所谓“开发”方式，就是买空卖空，侥幸取胜。即是说，你手上只有10万元，却要做100万元的生意，那不足的90万元就用地皮或楼宇向银行抵押，交纳利息。这种做法投机性大。好处是可以用小本赚大钱，物业市场猛涨就发大财，你想赚更多的钱就向银行多借点。拼命搞“开发”投资，就是希望赚更多的钱。犹如“滚雪球”，财源滚滚而来，但做生意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商品决不会只涨不跌。物业市场一旦跌落，狂泻，或者银行资金紧缩，“开发”客就毫无招架之力，因为他没有资本，银行利息又多，只能乖乖投降，宣布破产。
　　睿智的李嘉诚决不做没有把握的投资、投机又非他所长，稳健发展方是英雄本色。他从用现金购买旧楼改造着手，地价低时大量买进土地，他看准了地价一定会上涨，因此并不急于把买得的土地和房产脱手。特别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香港进入了真正的黑暗时期，谣言四起，担心“中共要用武力收复香港”，纷纷逃往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等地，把工厂、商店、酒楼、住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李嘉诚却独具慧眼，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历史不会倒退，中国人民一定会拨乱反正，力挽狂澜。
　　睿智的李嘉诚一面小心翼翼地严格控制财务开支，不致为银行所乘，一面又利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充分利用经营塑胶工业中每年不下千万元利润的盈余，把它们都投到购买低价的地皮和旧楼上去。在人们争先恐后地抛售地产、物业的时候，他却胸有成竹地购买了一幢幢设备齐全的旧大楼，盖起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大厦。
　　李嘉诚在地产高潮中迅速崛起。
　　60~70年代，香港进入了工业化大发展时期，被国际经济组织列为十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一。早在60年代，香港就成了亚太地区棉纺织品、服装、电子及塑胶玩具等少数几种轻纺工业中心。70年代进入了“工业成熟期”，成为地区性的国际贸易中心、海空交通枢纽、金融旅游和通讯中心，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愈来愈大，香港却是个海港，陆地山峦起伏，可供商业用地的面积占全港面积（包括新界）的1\/8。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大陆许多人避难来到香港，人口激增，社会对工、商、学、住等各类楼房的需求急剧增加，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港府面对此情况，实行了高地价政策。一方面大规模填海造地高价销售，另一方面垄断经营，实施了“价高者得土地”的方针，更加助长了地产业投机活动的狂热发展，“炒”楼风更为盛行，因而造成了地产业随着市场的波动起伏不定。
　　一些人高瞻远瞩，广置地产，把握时机，大发横财；一些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下错了赌注，倾家荡产。
　　睿智的李嘉诚也真不愧称得上是一位“顶级企业家”，他熟谙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善于掌握买入和卖出的时机，时而迂回前进，时而单刀直入，因势利导，为公司未来的大发展打开道路。他左右逢源，得心应手，顺利地闯过各种险滩急流，在地产业几次大起大落中稳步前进。
　　1972年李嘉诚就已拥有楼宇面积35万平方英尺，1975年增加到510万平方英尺，1976年发展到635万平方英尺。这一年中国大陆打倒“四人帮”，政治开始稳定，昔日离开香港的大亨纷纷重返家园。
　　70年代末，中国政府又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作为西方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门户和中国通往世界市场的桥梁的香港，更加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各种各样的商务活动从四面八方涌向了香港。他们大开办事处，建立商场、宾馆，成立贸易公司，这样对地皮的需求就更加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使得香港土地、楼宇供不应求，刺激着房地产价格的猛升猛涨。李嘉诚洞察时机，看好房地产市场和发展趋势，利用各种渠道扩展资金，大力发展地产业。到1977年，李嘉诚拥有的楼宇面积，扩大到了1020万平方英尺，1979年增到1450万平方英尺。
　　70年代以前的香港地产业虽有几起几落，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1970年每平方米工业用地高达1107元，非工业用地为38074元，住宅为951元，分别是1959年的10.5倍、2倍和5.8倍。进入70年代以来，香港地产业经过五年连续发展，1979~1980年达到了顶峰。1979年房地产急速发展，地价之狂升猛涨十分惊人。这一年工业用地每平方米大约为13876元，约为10年前的12.5倍，20年前的133.5倍。非工业用地每平方米为70976元，比10年前约增长一倍，为20年前的42.5倍。住宅用地地价一直高于工业用地，为10年前的15倍或20年前的87倍。随着地价几十倍、上百倍地猛涨，地产界巨子李嘉诚的财富也就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感悟：
　　我们许多人感叹命运对自己不公，觉得机遇总是垂青别人而跟自己吻别，其实我们想过没有，我们是否敢打敢拼，用睿智的头脑去抓住机遇。
　　17.以弱胜强要一步一个脚印
　　李嘉诚语：以弱胜强的结果是逐步强化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的做大自己。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港岛的媒体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龙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道：“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玉口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上星期，亿万身家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及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但总的来说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以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赞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对于人们的称赞，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过人的睿智，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收购成功和记黄埔。”
　　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时，沈弼就对李嘉诚留下良好印象。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予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感悟：
　　首先给我们感触的是蛇能吞大象，所以不要瞧不起蛇，当哪一天蛇的能量与机遇来临时，它能做出越乎自己想象的事情。
 



第21章 论经商(1)


　　1.训练商家之眼
　　李嘉诚语：准确而又有远见的预测对于一个商人的成功至关重要。
　　眼光独到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少年李嘉诚辞去茶楼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
　　他已经熬过最艰辛的一年，老板给他加了工钱，他能够像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茶楼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谢茶楼老板，老板成全了李嘉诚养家煳口的基本愿望，给予他极好的人生锻炼。
　　李嘉诚进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为嘉诚是外甥而予以特别照顾。李嘉诚从小学徒干起，初时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开始，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说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
　　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
　　庄静庵对少年李嘉诚刮目相看，将李嘉诚调往公司属下的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李嘉诚在茶楼，已学会与人打交道；进中南公司，经过装配修理的学艺，对各类钟表了如指掌。他很快就掌握了钟表的销售，做得十分出色。与李嘉诚同在高升钟表店共事的老店员，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
　　“嘉诚来高升店，是年纪最小的店员。开始谁都不把他当一回事，但不久都对他刮目相看。他对钟表很熟悉，知识很全，像吃钟表饭多年的人，谁都不敢相信，他学徒才几个月。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会成为一个能工巧匠，也能做个标青（出色）的钟表商，还没想到他今后会那么咸水（显赫）。”
　　这个高升店年纪最小的店员时刻关注钟表业的市场信息，经过半年的观察和分析，李嘉诚对钟表业的现状和未来有了成熟的看法。
　　1946年初，17岁的李嘉诚突然辞别舅父庄静庵。临行前，他对庄静庵就香港钟表业的前途做了一番今天看来依然堪称大商家眼光的分析。
　　世界钟表市场的态势：高档表市场为瑞土人独霸，中档表市场为日本人独步。
　　这样，中低档表市场就是可开拓的空档。李嘉诚建议舅父迅速抢占这一滩头。
　　历史已经证实，后来的香港就正如李嘉诚所预言，以价廉物美的中低档表迎合中下层顾客的需要，成为世界继瑞士、日本外的又一大钟表基地，中低档表生产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
　　可惜又所幸的是，商业天才李嘉诚志不在此。
　　后来，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成为香港钟表业界的巨擘，这其中是否与少年李嘉诚的建议有关联，就无从考证了。但不管怎样，李嘉诚此时的商业眼光已经具备了大家风范。
　　感悟：
　　商家的眼光应当是敏锐的，能看到潜藏的各种商机，从而做到先人一步。当然商家眼光是需要不断被训练的。
　　2.不为股市暴利心动，坚持稳健发展的原则
　　李嘉诚语：经商一定不能缺少勇与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凡遇小利能沉着冷静者，必当能在商战中谋取大利。李嘉诚趿入股市时，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心动，追求稳健发展之路，终于在股市中扎住根基，平稳前航。
　　香港注册的公司在伦敦上市并不稀奇。令人瞩目的是长江实业首开香港股票在加拿大挂牌买卖之先河。1974年6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促成下，加拿大政府批准长江实业的上市申请，长实股票在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发售。
　　李嘉诚全方位在香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江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将公司上市，是壮大自身实力的一条快捷而有效的途径。立志赶超置地的李嘉诚，及时跻身股市。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嘉诚在股市比他办实业更具天赋。
　　李嘉诚找到了发挥专长的最佳舞台。海外上市，更使李嘉诚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长江上市，是李嘉诚事业的一次大飞跃，上市之后，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李嘉诚是个从传统文化氛围中走出来的新型企业家，他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剔其糟粕，取其精华，与现代商业文化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我们回顾李嘉诚走过的历程，会发现他的行为轨迹，与古人推崇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惊人的相似。西方经济学家探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奥秘，惊奇地发现东方传统文化的神奇作用。
　　我们不得不折服李嘉诚在“炒风刮得港人醉”的疯狂时期，丝毫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心动，稳健地走他认准了的正途--房地产业。而不少房地产商，放下正业不顾，将用户缴纳的楼花首期（款），将物业抵押获得银行贷款，全额投放到股市，大炒股票，以求牟取比房地产更优厚的利润。炒风愈刮愈炽热，各业纷纷介入股市，趁热上市，借风炒股。连众多的升斗小民，也不惜变卖首饰、出卖祖业，携资入市炒股。职业炒手更是兴风作浪，哄抬股价，造市抛股。
　　香港股市处于空前的癫狂状态。1972年，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指出：“目前股价已升到极不合理的地步，务请投资者持谨慎态度。”桑达士的警告，湮没在“要股票，不要钞票”的喧嚣之中。
　　1973年3月9日，恒生指数飚升到1774.%的历史高峰，一年间，升幅5.3倍。初入股市的李嘉诚丝毫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动，他深知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他坚持稳健发展的原则，显出了高人一筹的心理素质。
　　果然物极必反。在纷乱的股票狂潮中，一些不法之徒伪造股票，混入股市。东窗事发，触发股民抛售，股市一泻千里，大熊出笼。
　　当时远东会的证券分析员指出：假股事件只是导火线，牛退熊出的根本原因，是投资者盲目入市投机，公司盈利远远追不上股价的升幅，恒指攀升到脱离实际的高位。恒生指数由1973年3月9日的1774.96点；迅速滑落到4月底收市的816.39点的水平。是年下半年，又遇世界性石油危机，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加工贸易业。1973年底，恒指再跌至433.7点；1974年12月10日，跌破1970年以来的新低点--150.11点。其后，恒指缓慢回升，1975年底，回升到350点。
　　除极少数脱身快者，大部分投资者都是弃甲而归，有的还倾家荡产。香港股市一片愁云惨雾，哀声恸地。
　　长实自从上市那天起，股市便成了李嘉诚重要的活动领域，他日后的许多震惊港岛的举动都是借助股市进行的。
　　70年代初，股市无论对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都是个陌生的课题。人们普遍表现出盲目幼稚。在这一点上，李嘉诚显出高人一筹的心理素质。显而易见，李嘉诚是这次大股灾中的“幸免者”。长实的损失，仅仅是市值随大市暴跌，而实际资产并未受损。相反，李嘉诚利用股市，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
　　李嘉诚步步为营的作风又一次保证了长实平稳前航。
　　李嘉诚在这个大举动给我们的启发是，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确定发展的原则方略，而不应只顾眼前利益，为暴利所动，炒一把再说。而偏离轨道，也许会赚一两次，但长此以往，没有自己的原则，终不是成大器之所为。
　　虽然我们不敢说李嘉诚的经商法则是唯一可行的，但以李嘉诚的今日的巨大成就，足以让我们去深思、去探究。
　　感悟：
　　3.“空手套白狼”的迂回战术
　　李嘉诚语：天时地利人和是商业兴隆的因素，但必须靠个人去创造和争取。要想取胜，单刀直入有时不如迂回前往，稳步推进。
　　香港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早在1891年就已经开始，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则是1969年前后的事，而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1969年以前，香港股市规模停滞不前，其原因是：第一，由于与中国内地的特殊关系，内地政治的任何波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香港前途；第二，与香港证券市场相比，海外市场能为香港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至少海外证券市场的投资工具比香港市场要丰富些；第三，1961年以后，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使贷款变得比较容易，相对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
　　另外，在未有其他交易所成立之前（1969年之前），香港所有股票买卖活动均通过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进行。当时香港会的会员大部分为外籍人士及通晓英语的高级华人，而上市公司则主要为外资大银行，股市为香港本地工商企业集资的功能并未发挥出来。
　　对众多欲上市的华资企业来说，香港股市可望不可及。香港会上市条件之苛刻，使不少条件具备的华资大企业，长期被拒之门外。
　　证券经纪，是股市与股民间的桥梁。香港会只使用英语，把不谙英语的华人经纪排斥在外，这样，无形中又把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投资者排斥在外。投资者难以入市，股市自然萧条；股市萧条，投资者越发望而却步。
　　1969年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开始营业，打破了香港会一所垄断的地位。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辟了香港证券业新纪元。香港经济经大动荡后恢复并开始起飞，急待筹资的企业纷纷触发上市的需求。1970年，远东会的成交额高达29亿港元，占当时香港股市总成交额的49%。
　　其后，金银证券交易所（金银会）、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相继成立。加上原有的香港会、远东会，形成香港股市“四会”并存的格局，从而使公司上市变得容易，为上市公司集资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大大刺激了投资者对股票的兴趣。股市成交活跃，恒生指数攀升到1971年底收市的341点。低迷多年的香港，股市大牛出世，一派兴旺。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李嘉诚萌动并筹划将长江上市。公司上市，绝非易如反掌，李嘉诚为此也几经思忖，颇费周折。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随即，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同年10月，向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2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2元，溢价1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等三间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选择好恰当的时机，长实骑牛上市，倍受投资者青睐。上市后24小时不到，股票就升值一倍多。“僧多粥少”，认购额竟超过发行额的65.4倍，包销商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是长实的公众股东。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股票升值一倍多，意味着公司市值增幅一倍多。消息传来，长实职员惊喜若狂，买来香槟庆贺。此时的李嘉诚，并未显出特别的欣喜。他深知股票升值，并不表明投资者独钟长实，而是大市的兴旺所致，其他上市股票均有升值，有的比长实股升值更惊人。要使投资者真正信任并宠爱长实股，最终得看长实的未来实绩，以及股东所得实惠。
　　有着多年商场搏杀经验的李嘉诚敏锐地意识到：股票升值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会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无常，风险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从1950年创业，李嘉诚经历了独资、合股的漫长岁月，现在终于跻身上市公司之列，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筹措无门的问题。从此，长实必须按上市公司规则运作，接受证交所和证监会的管理及监督，向证交所提交由独立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量必须在25%以上；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必须向公众股东公开；重大决策，必须经董事局甚至股东大会通过……这些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企业大股东和经营者的手脚，是他们所不希望的。但李嘉诚必须这样，他是个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渴望从事具有挑战性事业的人。
　　李嘉诚是个“儒”商，其经营方略的一招一式莫不浸透着古老的东方哲学。
　　李嘉诚是个“情”商，其发展过程的一步一节无不闪烁着拳拳赤子的报国雄心。
　　李嘉诚在“炒风刮得港人醉”的疯狂时期，丝毫不为炒股暴利所心动，“众人皆醉我独醒”，虽然这会令他损失不少既得利益，他仍稳健地走他认准了的正途--房地产业。此举的确令人折服。
　　股市是个奇妙的天地，长实自从上市那天起，股市便成了李嘉诚重要的活动领域，他日后的许多震惊香港的大事，都是借助股市进行的。
　　20世纪70年代初，股市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对上市公司，都是个全新的课题。人们普遍表现出盲目幼稚。在这一点上，李嘉诚显出高人一筹的心理素质。
　　在香港股市的这次暴跌中，毫无疑问，李嘉诚是这次大股灾中的“幸运儿”。长实的损失，仅仅是市值随大市暴跌，而实际资产并未受损。相反，李嘉诚利用股市，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
　　长实上市时，拥有收租物业约35万平方英尺，年租纯利390万港元；发展物业7项，正兴建或拟建，其中独资拥有的地盘3个，合资共有的地盘4个。上市时将25%股份公开发售，集得资金3150万港元。这笔巨资，加速了长实的物业建设。与其他地产商合资发展的楼宇，均作出售；独资兴建的楼宇，做收租物业。
　　感悟：
　　所谓“空手套白狼”是指一种从无到有的经营手段。这种手段需要的是智慧和技巧、李嘉诚“骑牛”上市借以融资的做法，可以说是巧妙运用这一手法。这种手法在股市也多有人运用，但拿捏如此之妙者，股海之中未有几人，我们可以从以上文中细细解读，定能出些许借鉴。
　　作为投资者，应确定自己开拓发展的原则方略，坚持独行，而不应只顾眼前利益，为暴利所动炒一把再说。
　　4.鸡蛋分篮，分散投资
　　李嘉诚语：根据投资的法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
　　1988年，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以及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世博发展公司（李嘉诚占该公司10%股权），以32亿港元投得“1986年温哥华世界博览会”会址的一幅2百英亩的市区边缘黄金地段地皮，将在上面建筑加国规模最宏伟的商业中心及豪华住宅群，预计10-15年完成。李嘉诚约占50%股权，其余50%为各大股东分有。预计整个建筑费在100亿港元以上。李嘉诚等华商的大举扩张，引起当地一些居民的不满，有的地方还出现排华情绪。1989年3月，李嘉诚等华人财团，投得世博会场址地皮后，卑诗省温哥华出现一张告同胞书：
　　加拿大同胞们，请制止癌症扩散！
　　醒来吧！否则太迟了！政府出卖我们，鼓励华人渗透，买光我们的土地，提高我们的税，中国人口超过10亿，正像野火般蔓延！我们的前途呢？我们下一代的前途、文化和机会呢？倘若我们不制止这种癌症的扩散，我们的孩子将一无所有！政府辩称这是有利于国家，怎样有利呢？中饱他们的私囊而已！谁得益呢？可以打赌不是我们！如果我们想维持一个民主国家，现在站起来，为着你们的权益团结起来，否则太迟！
 



第22章 论经商(2)


　　当地华文报章刊登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告同胞书，引起华人的不安。一位华裔记者说：“我们的同胞花几十万元，买一张‘太平门’门票，来到加拿大是否又能买到‘太平门’呢？”
　　卑诗省华裔省督林思齐博士（本人也是地产巨富），在温哥华市-次集会上，劝告当地居民善待华裔移民，并对移民同胞进行拜访安抚。
　　在阿伯达省省府赫斯基大厦，当地商会和政要为李嘉诚一行举行盛大酒会。李嘉诚及长子李泽钜，左右手马世民、麦理思出席酒会。加国殷商和政要，热情洋溢称赞李嘉诚的投资伟业，殷切希望彼此间继续愉快合作。
　　其实，有关赫斯基，李嘉诚还有许多心结。
　　一次，李嘉诚在加拿大一家中国餐馆，吃饭至半途，老板拿出一瓶红酒，他对李嘉诚说，刚刚为你服务的是个博士生，他说他要送你一瓶红酒，又怕你不接受。博士生说，我们中国人听说你收购赫斯基（加拿大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一事，都非常兴奋，中国人不单单在这里开餐馆、开洗衣店，中国人来这里真的干了一番大事业。
　　还有一次是在加拿大的飞机场，当李嘉诚的私人飞机要离开时，骤然看到一辆车，飞快地驶来，驶近后，司机交给李嘉诚一封信，他说：“几个albea省的中国学者一定要我赶在您离开前送到！”打开一看，这是一封有中国的学者、讲师、副教授、教授联合签名写的信，信上说：我们第一批中国人来，是建设从加西到加东的铁路，很多人都死了。虽然我们现在的知识水平提高了，我们有职业，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可是我们的专业人士一升到工程师，就没有办法再升上去做行政管理者。今天，也有了中国人做大老板，下面有超过1000名的外国人是助理员工，我们感到扬眉吐气。”谈及于此，李嘉诚说：“这些海外华人对我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其后那间石油公司业务发展理想，国际投资者也希望向我们收购，但当我回头一想以上种种，我便舍不得卖掉它。”
　　李嘉诚先后动用69亿港元全面收购了加拿大赫斯基公司。虽然加拿大一些地区曾因华人移民的急剧增加，而产生过抵触情绪，但是，至今为止，李嘉诚的海外公司无论在加拿大或英国，都从未有发生过工潮，原因是他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和坚持不分国籍、惟才是用的原则，对待所有员工一视同仁。他的观点是：“世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核心人物。老板也要讲义气。”
　　继赫斯基与世博会两项重大投资外，李嘉诚在加国再没有推出轰动北美的大型项目。加国《财经月刊》说：投资的魅力在于环境，除硬环境外，软环境是否适宜这些华裔巨富呢？
　　确实，面对激进的民族情绪，有许多非己力所能左右的事情。既如此，还是稳健为好。
　　李嘉诚投资英国，几乎与投资加国同步进行。1986年，他斥资6亿港元购入英国皮尔逊公司近5%股权。该公司有世界著名的《金融时报》等产业，在伦敦、巴黎、纽约的拉扎德投资银行拥有权益。该公司股东担心李嘉诚进一步控得皮尔逊，不甘让华人做他们的大班，组织反收购。李嘉诚随机退却，半年后抛出股票，盈利1.2亿港元。
　　1986年，李嘉诚决定在伦敦以私人出售方式，把香港电灯股份的10%脱手。当时，他的和记黄埔的董事经理马世民知道香港电灯公司不久就要宣布获得了丰厚的营业利润，建议李嘉诚等消息宣布之后再出售，获益更大，但李嘉诚不为所动，仍按原计划进行。马世民认为“李嘉诚先生让投资者得到利润，以建立公司的名誉，使日后的销售更加容易。”他对下属说：“李先生多赚点钱，在今日的环境中并不是件困难事，要维持好名誉，那才是主要的。”
　　1987年，李嘉诚与马世民协商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投资3.72亿美元，买进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5%股权。李嘉诚成为这间公众公司的大股东，却进不了董事局。原因是掌握大权的管理层，提防这位在香港打败英国巨富世家凯瑟克家族的华人大亨。1990年，李嘉诚趁高抛股，净赚近1亿美元。
　　1989年，李嘉诚、马世民成功收购了英国quadrant集团的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使其成为和黄通讯拓展欧美市场的据点。
　　李嘉诚进军美国的一次浩大行动，是1990年试图购买哥伦比亚储蓄与贷款银行的30亿美元有价证券的50%，涉及资金近100亿港元。因为这家银行是加州遇到麻烦的问题银行，卷入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中。结果，李嘉诚的投资计划搁浅。
　　李嘉诚在美国最有“着数”（合算）的一笔交易，是他与北美地产大王李察明建立友谊。李察明陷入财务危机，急需一位“叠水”（粤语水即钱，意为很富有）的大亨为他解危，并结为长期合作伙伴。为表诚意，李察明将纽约曼哈顿一座大厦的49%股权，以4亿多港元的“缩水”价，拱手让给李嘉诚。
　　在新加坡方面，万邦航运主席曹文锦，邀请香港巨富李嘉诚、邵逸夫、李兆基、周文轩等赴星洲发展地产，成立新达城市公司，李嘉诚占10%股权。
　　1992年3月，李嘉诚、郭鹤年两位香港商界巨头，通过香港八佰伴超市集团主席和田一夫，携60亿港元巨资，赴日本扎幌发展地产。李嘉诚的举动，引起亚洲经济巨龙--日本商界的不小震动。李嘉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正像日本商人觉得本国太小，需要为资金寻找新出路一样，香港的商人也有这种感觉。一句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根据投资的法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
　　感悟：
　　做大生意的人不会局限在一个地方投资，他的目光应是全局性的。当今社会是一个全面对外开放的社会，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世界之大，企业之多，到处都可以施展才能，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经商就应灵活机动，不拘一格。
　　5.精心策划每一步战略
　　李嘉诚语：聪明而谨慎的商人既然知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在经济过热，炒风过劲时，就应该认真研究整个市场趋势，要居安思危，该出货时，要毫不犹豫地出货。
　　在股市浪潮中，起伏不定，漂东漂西。这就需要精心策划每一步投资战略，以保不败。李嘉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在“股市浪潮中掌舵的老手”。
　　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香港各界对股票产生“要股票，不要钞票”的强烈投资狂热，掀起了一阵比一阵更高涨的“上市狂潮”。在这股疯狂的“炒风”之中，人们纷纷卖掉金银首饰、工厂、土地房屋，甚至有的地产公司，将楼宇建造所筹集的贷款，也冒险全额投放在股票市场，大“炒”特“炒”股票。
　　1973年3月，在这股暴涨狂潮中，恒生指数竟升至1170点的高峰。然而好景不长，在随之而来的时间里，变幻无穷的世界经济袒露了它神秘莫测的另一面。在1973年中期，世界石油危机的猛烈冲击下，香港经济受到巨大影响，出口市场萎缩，股票市场大泻，并且跌去市值七成以上。整个香港的经济，特别是其中占有显著地位的房地产、金融业更是一片阴风惨惨、人心惶惶。
　　这段时期，沉稳持重的李嘉诚，在塑胶花、房地产的经营方面相继显示了他的独创之才后，又在经营股票方面进一步地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高超的理财技能以及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超乎寻常的领悟力。由于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前景看好，1972年10月趁香港股市处于牛市而挂牌上市的长江实业，充分吸纳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并将巨额现金投放于大量物业的低价收购上。这样，就在人们用低价卖出物业并用所得的钱去购买股票时，李嘉诚统率他的长江实业一边发行股票，一边将发行股票所吸纳的资金成批地收购那些低价出卖的物业。
　　1975年3月27日，长实通过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讨论决定授权董事局发行新股2000万股以每股3.40元价格全部发行配予李嘉诚。该项新股之权益与现行发行之股份相同，但不能享有1975年和1976年所派发之任何股息。李嘉诚则将本人手上持有的长江实业股份中，取出2000万股交与获多利有限公司，以私人配售方式，照每股3.40元的价格全部包销。配售取得资金将用以购买此次发行2年无股息之全部新股，目的在于吸收6800万元现金，为该集团准备了充裕的资金，在即将复苏的香港经济中大显身手，并可使长江实业股票得以更广泛分配与各大公司机构及社会人士持有。
　　1973年末至1975年，长实曾两次发行新股集资1.8亿元。趁世界经济严重衰退，香港市场大幅度波动，地产处于低潮之际，成功地大批购入楼宇地皮十多个地盘。其主要是：（1）购入鱼涌太古一号地盘，面积约34万平方米，几个月后将所占一半股权出售，获利1450万元，超过上年全部租金收入。（2）与亨隆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发展位于九龙亚皆老街地盘，面积约63600平方米。（3）与新鸿基、永泰新世界联合组成“有得置业公司”，投得位于沙田小沥源之沙田市地段第一号土地一幅。该地段面积为四千亩，计划兴建住宅楼宇约共楼面积570万平方米及商业楼宇约共楼面积36.5万平方米（长江实业占25%权益）。（4）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透过直属联营机构成立“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bridgewaterod.ltd）斥资8500万元，购入港岛北角半山著名风景区之赛西湖大地皮一幅，占地区达86.4万平方米，平均每平方尺地价不过99元。计划仅用约5.3万平方米地皮面积兴建十幢高级住宅大厦，每幢计四层（每一单位可配购车位-个），全部大厦楼面总面积可达130万平方米，2年内竣工。1978年全部售出，由于大厦占全地盘面积仅为6%，余下约81万平方米即占地盘约94%均为空地，利用赛西湖风景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娱乐、运动和休息场所。
　　1976年长实进一步发展，大量收购地皮楼宇，其主要有：（1）与新鸿基、亨隆及周大福合资购入高士打道、港岛湾仔海傍的英美烟草公司原址。该地盘占地约6.8万余平方米，计划兴建五幢30层高住宅\/商业大厦，其中包括伊利莎白大厦及洛克大厦。（2）与香港另一家地产公司合作购入薄扶林道rbl806-807号地段。该地段占地约逾20万平方米，计划兴建住宅大厦，约有楼面面积100万平方米。（3）购入占地1.03万平方米的英皇道499号和占地4600余平方米的马宝道78号，计划兴建24层高工业大厦一座。（4）购入九龙尖沙咀汉口道2号现在商业大厦全座（即美轮酒店现址）占地约1万平方尺，楼高14层。（5）购入香港坚尼地道凤凰台地盘其余50%权益，占地约5.16、万余平方米，为五座兴建中之高级住宅大厦；每座楼高19层，楼面总面积35万平方米，住宅单位共360个。（6）购入九龙琼林街地段n·k·i·l15722号工业用地一幅，占地约5.4万平方米，计划兴建13层高新型工业大厦，全部楼面总面积约达53.3万平方米。（7）购入葵涌地段k·c·t·l322-325号工业用地一幅，占地约9.2万余平方米，计划兴建12层高新型工业大厦，楼面总面积约达80万平方米（长实占50%权益）。（8）购入九龙金巴利道25号现成商业大厦全座（即中秋月酒店现址），占地约6300余平方尺，楼高7层，计划改建为一座17层高新型商业大厦，楼面总面积可达7万平方米（长实占50%权益）。（9）购入新界屯门农地（属政府蓝图内地农地），占地共约135万平方米（长实占55万平方米），等等。这一年长实集团的资产净值总数达5.36亿元，比1972年公司上市时的法定资本2亿元增加了一倍以上。全年除税后之综合纯利达5887.9万元，另有经常性收入653万元，仅租金纯收入即达2192万元。
　　在香港，能否利用股票市场，关系到每一个公司企业的成败。一般地说，投资股票必须根据本地“市场走势”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确立熊市或牛市的趋势，然后决定买入或卖出。许多地产公司不谙此道，在股市疯狂时期将上市集资所得悉数购买高价的股票，结果在股市大跌中焦头烂额，一败涂地。但长江实业却能从股市上升中获得大量现金，趁地价低落时期购入大量地盘。经营手法之高低，相去何止千万里。此无他，有李嘉诚这位“股市高手”掌舵之故也。
　　1977年长江实业突飞猛进。李嘉诚在1976年度业务报告中乐观地展望说：“1977年本港经济及一般工商业有所进展，以本业而言，购买楼宇需求依然殷切，楼价则因地价高涨及建筑成本关系仍然缓步上升。租值方面应可维持稳定。”他看准了地产市场极好即将到来，特地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做出集资决定：将当时法定资本港币2亿元增加至港币3亿元，即增加票面值每股2元之股份共5000万股；发行每股票面值港币2元之新股2000万股，以每股港币5.6元价格并由获多利有限公司拟配售方式全部包销，获得新资金1.1亿元。同时又与国际银行签订4年长期贷款。上述两项新资金共3.1亿元，为长江实业在1977年进行庞大投资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由于李嘉诚出色的财务管理，长实集团在短短几年内获得了飞速发展。
　　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时，拥有物业为35万平方英尺。其后几年，长实拥有的物业和地盘统计数据如下：
　　1975年，面积增至510万平方英尺。
　　1976年，为635万平方英尺。
　　1977年，跃至1020万平方英尺。
　　当时，香港除港府之外的首席地主--置地拥有物业和地盘近1300万平方英尺。
　　上市短短5年多时间，长实在地盘物业面积这点上，开始直逼置地。
　　长实的盈利状况：
　　1973年，公司盈利0.47亿港元。
　　1976年，盈利增至0.59亿港元。
　　1978年，递增到1.33亿港元，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79年，为2.54亿港元，增幅近2倍。
　　1980年，迅速增长到7.01亿港元。
　　1981年，跃至13.85亿港元，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6年间，长实盈利增长近30倍，全港瞩目，委实不凡。
　　198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攀高峰，与汇丰银行联手合作，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
　　感悟：
　　股市是一块大蛋糕，充满诱人的色味；股市又是一个大陷阱，隐藏着惊人的恐惧。投资股市不可盲目跟进，而要有的放矢，精心策划，不可人云亦云。
　　6.张扬经营个性
　　李嘉诚语：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我很审慎，会跟一切有关的人士商量，但到我决定一个方针之后，就不会变更。
　　未攻一定要先守，每一个政策的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make sure，有超百分之一百的能力。
 


第23章 论经商(3)


　　1991年11月6日，新上任的香港财政司（主管财政的最高行政长官）麦高乐，宣布增加楼宇转让印花税和限制内部认购比例，以刹楼市炒风，平息民怨。
　　据说李嘉诚虽知悉此事，因筹备多时，耗费相当财力精力，改期不利。于是，天水围嘉湖山庄第一期仍按期开盘。
　　是日，炒家买家十分踊跃，排队的长龙浩浩荡荡，3天内竟有3万人登记，相当于发售的1752个单位的20多倍。
　　据传媒报道：“麦高乐对此大表不满，觉得李嘉诚明知他在当天宣布打击炒楼措施，却偏偏不避风头在同日推出大楼盘，与政府‘对着干’。麦高乐于是使出厉害的招数，11月13日由银行监理处致函各银行，将新旧住宅楼宇按揭贷款，由原来的八九成，降至七成。”
　　李嘉诚一贯谨慎从事，最忌树大招风，这次却不慎撞到枪口上。
　　地产同仁，都为李嘉诚捏一把汗，原以为咄咄逼人的麦高乐会枪打出头鸟，却不料麦高乐一竹篙打一船人--地产商均挨五十大板。
　　银行按揭的比例，直接关系到买家与炒家首期现金的承担，进而影响到楼市的兴衰，楼价下滑，地产商与代理商要双双栽进去。
　　李嘉诚毫不示弱。11月21日，李嘉诚在其“家店”--希尔顿酒店，设宴招待来访的加拿大卑诗省总督。
　　李兆基、郑裕彤、郭炳湘、郭鹤年、罗嘉瑞等地产巨头应邀作陪。
　　有人认为，这是向港府“示威”，如果逼人太甚，他们将把投资重点移向加拿大等美欧澳国家。
　　记者询问他们对政府降低按揭成数的反应。
　　一贯在公众场合甚少开腔的李兆基率先表态，声称会透过自己旗下的财务公司，提供较高的按揭成数，防止楼市下跌。
　　其他地产巨头异口同声附和，口气异常坚决。
　　李嘉诚在记者的穷追之下，最后也表态说，希望能与政府协调好关系，如果地产同仁都这样，他也会跟随潮流。
　　麦高乐等一批官员，对地产商的“对台戏”异常恼火。
　　第二天，麦高乐与汇丰银行大班浦伟士、恒生银行主席利国伟紧急磋商，由两位金融寡头出面还击。
　　香港银行公会主席浦伟士措辞极为激烈，严厉警告地产商，如果一意孤行，日后其他发展计划将得不到银行的支持。
　　香港首席财主汇丰大班发了话，地产商马上妥协，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接受七成按揭规定，并无意与银行对立。
　　但日后的事实证明，李嘉诚等地产巨头，只是做策略上的退让。
　　按照李嘉诚的一贯性格，是不会自己撞在枪口上的。但是，他撞上了。
　　李嘉诚敢于与港府“对着干”，显示了华资尤其是地产华商日益强大的实力。此外，李嘉诚也不是故意作对，日期凑巧相同，而改期不利。因为有不怕的心理，李嘉诚便我行我素。对付港府的打击措施，众地产群豪团结一致，联合作战，在共同利益下，结成统一阵线。
　　然而，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与政府作对，终究是要吃亏的。在麦高乐请出汇丰大班强硬相对时，众群豪亦适时识趣地做战略撤退，因为众群豪与港府针锋相对，分庭抗礼，已经达到了显示实力警告港府的目的。
　　感悟：
　　每个人都是一个多面体。李嘉诚也是如此，看准的事就坚持下去，是他的原则；不得已与港府对着干，则突显了李嘉诚的个性。事有先后缓急，一定要先清楚，李嘉诚筹备多时，推出楼盘在先，港府的措施在后；而且改期可能损失过大，所以，李嘉诚宁可得罪港府亦不收兵。一则实力使然，二则利益驱动。且不论结果如何我们已能知李嘉诚也是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性情中人。
　　经营有个性，不囿于一个模式，才更易于他人接受。
　　7.用准精锐人才
　　李嘉诚语：对于我来说，人才是相当重要的，甚至比金钱还要看得重要。在我心目中，不论你是什么肤色，不论你是什么国籍，只要你对公司有贡献，忠诚肯做事，有归属感，有长期的打算，我就会帮你慢慢地经过一个时期而成为核心分子，这是我公司一向的政策。
　　制度比血缘更可信，人才比亲人更可贵。
　　马世民等于是李嘉诚连公司一道买下的人才。1984年，马世民即坐上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
　　除和黄，马世民还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董事主席。马世民是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李嘉诚表示：“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家做那么多间公司的主席。”另外，青洲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达数十人之多。
　　马世民把李嘉诚左右手称为“内阁”。评论家说：“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70年代末一80年代中期，李嘉诚大举进军香港英资企业。
　　1977年，李嘉诚购得美资永高公司后，迅速把矛头指向称雄香港的英资。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怡和系的九龙仓，以退为进的李嘉诚放弃九龙仓收购，把经营不善的和黄洋行作为收购对象。
　　他在部署收购和黄的同时，在市场悄悄吸纳英资青洲英泥（注：水泥）公司的股票。1978年，李嘉诚持有的青洲英泥股票达25%，他人局出任董事。1979年，他所持的股份增购至40%，顺理成章坐上青洲英泥董事局主席之位。
　　李嘉诚完成收购和黄洋行先后达3年，1981年伊始，他正式出任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
　　港刊称，“以鬼治鬼”是李超人完成收购英资企业后的治理大计。青洲英泥的行政总裁选留布鲁嘉，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是李察信。
　　1982年秋，英首相撒切尔夫人赴京就香港的政治前途与中方谈判，香港英人惶恐不安，信心危机席卷香江。李察信竭力主张和黄集团将重心转向海外发展，李嘉诚却看好香港前途。
　　两人在发展方向上分歧严重，导致了李察信的辞职。接替行政总裁一职的是另一位英籍人士--马世民。马世民上任不久就参与收购英资港灯集团，并出任港灯主席。
　　马世民一上任，便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港灯集团。是为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
　　马世民辞去和黄董事总经理一职，与李嘉诚跨地区投资重点移向中国内地不无关系。
　　1984年，马世民接替英籍前任李察信，坐上和黄首席行政长官交椅。李察信的辞职，是主张放弃香港，大举投资海外。这与老板李嘉诚立足香港的信念背道而驰，李嘉诚便启用看好香港前途的马世民。
　　马世民上任，把和黄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1986年，马世民提出立足香港、跨国投资的策略，得到李嘉诚的支持。于是，就有了和黄、长实及李嘉诚私人大笔投资海外的惊人之举，引起世界经济界的瞩目。
　　谁知，种子撒出去，却不见摘回丰硕的果实--投资回报不理想。
　　李嘉诚无疑是海外投资金额最大的一位香港华人富豪。与此同期，香港不少财团已在中国内地轰轰烈烈干起来，取得骄人业绩。李嘉诚先输一轮，不甘再落后，从1992年起，把港外投资轴心放到内地市场。
　　正是这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经济特区，掀起改革开放的巨浪。中国内地，被世界经济界看成全球最具潜力的投资市场。据传，亲英亦亲华的马世民，固执地要李嘉诚三思而行。李嘉诚往往行动迟人一步，但决策已定，就不易随便更改。
　　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
　　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马氏就用8.9港元\/股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长实股票，当日就按每股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净赚2500多万港元。
　　商人在商言商，皆为利来。
　　李嘉诚体恤下属，让下属分享利益，可使集团拥有更强的凝聚力。
　　其实，如果要计算的话，李嘉诚给予下属额外的利益，比他们因勤奋工作而创造的效益，相差不知凡几。
　　就以马世民来说，低进高出长实股票，净赚2500多万。但是，马世民为和黄与李氏家族创造的盈利则以十亿百亿计。
　　以小换大。最大的赚家还是李嘉诚。
　　李嘉诚过去对收购来的英资公司，不但保留英人，还继续招聘英人，实行“以夷制夷”，港人惯称之“鬼打鬼”。
　　1993年9月，马世民辞去和黄行政总裁的职务，该职由长实董事副总经理与和黄执行董事霍建宁接替。
　　马世民成为和黄最后一位洋大班。
　　也就是说，从霍建宁开始，以后不太可能启用洋大班。
　　李嘉诚向高层表示，和黄以后请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通晓普通话是必要条件--这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投资大计是放眼内地。
　　李嘉诚“以夷制夷”的策略方针，对于稳定军心、控制局势起到了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收购英资公司之后，如果实行排外，势必会使公司出现混乱，陷于停滞和瘫痪。这样，经济上势必遭受惨重的损失。
　　相反，保持稳定，以夷制夷，可使公司正常运转。
　　以马世民为例，他任和黄总裁达9年之久，为和黄创下了辉煌的业绩。
　　一些投资的失利，只是白璧微瑕。
　　马世民的政见，曾招来不少非议。但他的人品，却几近完美--他的口碑，甚至可与李嘉诚相提并论。
　　马世民辞职后，其下属无不对“波土”（老板）交口称赞，有的还掉下眼泪。
　　由此可见李嘉诚“以夷制夷”战略的成功。
　　然而，李嘉诚的投资重心转向内地时，就顺应现实需要，以当地华人为重，并且要通晓普通话，这是李嘉诚适时应变的体现。
　　《壹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还分析道：
　　“反观一些事业上没有像李嘉诚般飞黄腾达的富豪，倘若说他们有什么缺失的话，那往往就是不晓得任用人才，以至窒碍了企业的发展。环顾香港的上市公司，虽然很多公司资产值不少，但至今始终摆脱不了家族式管理。”
　　李嘉诚的长实系，是一家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他是这一商业帝国的绝对君主，但集团内部，却看不到家长制作风的影迹，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管理。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却又钟情于东方民族的企业家族氛围。西方经济学者探索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形成极富特色的儒教商业文化。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潜移默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是个善于吸收新事物的人，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了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
　　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而采取将中西方的优点和长处糅合在一起的管理机制。李嘉诚常说：“唯亲是用，必损事业。”
　　唯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
　　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到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遭到他婉拒。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而获得任何照顾。
　　得到他重用和擢升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老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
　　“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道：“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在人才使用和管理上，李嘉诚确实高人一筹。家族式管理，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这样的管理，也许凭创业者的杰出才华可以一世显赫，但很难维持第二代的辉煌，更不用说像怡和等一些具有先进管理制度的家族事业的百年兴盛。
　　当然，西方管理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不像华人经商那样富有人情味；研究和计划十分周密，但决策周期过长，不像华商握一握手，便达成协议。
　　李嘉诚中西合璧，各采其长。比如一个项目，李嘉诚会周密调查，仔细研究--这是西方的方式。一旦确定，就打一个电话或握一握手，就完成决策--这是华商风格。
　　杜辉廉是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70年代，唯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杜辉廉任驻港代表，与李嘉诚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万国宝通银行收购唯高达，杜辉廉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李嘉诚得到证券专家杜辉廉的帮助，在股市更是如虎添翼，风生水起，甚至对股市具有强大的左右力。
　　李嘉诚最辉煌的战绩在股市，最能显示其超人智慧的载体也是股市。而被称为“李嘉诚股票经纪”的杜辉廉在其中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功不可没。
　　李嘉诚投桃报李，以恩报恩，又使杜辉廉更专致不二地回报李嘉诚，充当李嘉诚的“客卿”。
　　李嘉诚从一个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由一间破旧不甚的山寨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还得益于他的“用人之道”。
　　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主下属的辅佐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亦不相同。
　　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主最希望有忠心耿耿、踏实苦干的人才。在塑胶厂草创初期，别说他的下属，就是李嘉诚本人，也须凭自己的双手安装机器、生产制品、设计图纸；靠自己的双腿，走街串巷，采购和推销。
　　李嘉诚的人才观是开放的，做到了中西合璧，各采其长。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长江的地产发展有周年茂，财务策划有霍建宁，楼宇销售则有女将洪小莲。在长江增至长江实业的初期，这些工作由李嘉诚“一脚踢”（一手包揽）。李嘉诚的领导角色，由管事型变为管人型。如商场战场流行的一句话：“指挥千人不如指挥百人，指挥百人不如指挥十人，指挥十人不如指挥一人。”指挥一人，就是抓某一部门的主要责任人。当然，对集团的重大决策与事务，李嘉诚仍得亲力为之。
　　霍建宁、周年茂、洪小莲，被称为长实系新型三驾马车。洪小莲年龄也不算大，她全面负责楼宇销售时，还不到40岁。洪小莲在60年代末期，长江未上市时，就跟随李嘉诚任其秘书，后来又任长实董事。洪小莲是长实出名的“靓女”，人长得靓，风度好，待人热情，在地产界，在中环各公司，提起洪小莲，无人不晓。
　　长江总部，虽不到2000人，却是个超级商业帝国。每年为长江系工作与服务的人，数以万计；资产市值高峰期达2000多亿港元；业务往来跨越大半个地球。大小事务，千头万绪，往往都要到洪小莲这里汇总。洪小莲是个彻底的务实派，面试一名信差、会议所需的饮料、境外客户下榻的酒店房间，她都要一竿子插到底。
　　跟洪小莲交往过的记者说她：“洪姑娘是个‘叻女’，是个完全‘话得事’的人。”
　　80年代中期，长实管理层，基本实现了新老交替。各部门负责进人，大都是30---40岁的少壮派。周年茂说：“长实内部新一代与上一代管理人的目标无矛盾，而且上一代的一套并无不妥，有辉煌的战绩可凭。”李嘉诚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聘用了不少“洋大人”。
 



第24章 论经商(4)


　　在90年代的今天，香港华人见了洋人（特指有欧罗巴血统的白种人），不再会有见“洋大人”的感觉。港人自信香港是东方之明珠，是全球经济最发达地区，港人的收人及生活水平不比西方国家差。华人公司雇佣“鬼佬”（外国人）职员，理所当然。
　　在80年代初可不同，由于百多年来洋人歧视华人的惯性，经济上开始崛起的香港人，仍存在抹不去的“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那时候，雇佣趾高气扬的洋人做下属，是一件颇荣耀的事。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会不会带有炫耀之意？
　　听亲戚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某公小时候在洋行做徒仔，扫地、抹灰、煲茶、跑腿。有时为几个小费，为“鬼佬”职员擦皮鞋。此公当时并不觉耻辱，那时在洋行和洋人家做事的人，不管清洁工、园丁、佣人、车夫，都会觉得比操同等职业为华人服务者高人二等。此公发达后，高薪雇了个英国小伙子做他的保镖，为他开车；他坐酒楼吃饭，要英国小伙子站他旁边侍候；他上洗手间，要英国小伙子为他站岗。此公风头大出，一泄心头之恨。这小伙子不觉得有失尊严，因为他酬薪丰厚。可惜好景不长，此公股海翻船，“鬼佬”保镖也请不成。不过此公道：“我再有发达时，还要雇个‘鬼妹’秘书，靓得像‘荷里活’（好莱坞）的艳星，人见人爱，我要让她在我面前乖得像猫，显显我们中国人的‘威水’（威风）！”
　　用这种方式表现民族意识的觉醒，振兴民族精神，当然并不可取。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并没有炫耀之意。
　　李嘉诚曾说：“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70年代初，长江工业的321-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处，员工2000余人，管理人员约200位。
　　李嘉诚为了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地产业，聘请美国人er-winleissner任总经理，李嘉诚只参与重大事情决策。
　　其后，长江工业再聘请美国人panllyons为副总经理。
　　这两位美国人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技术的专家，李嘉诚付给他们的薪金，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并赋予他们实权。
　　到70年代中期，李嘉诚已控有几家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有相当部分外籍员工。李嘉诚并不是没有能力直接领导他们，而是集团超常拓展，他的主要职责在为旗舰领航。
　　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洋人管洋人，这样更有利于相互间的沟通。
　　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澳有广泛的业务关系。长江集团日后必然要走跨国化道路，启用洋人做“大使”，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与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具有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
　　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ceorgem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
　　麦理思曾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认识。
　　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与香港洋行和境外财团打交道，多由麦理思出面。
　　李嘉诚器重他，不仅看重他的英国血统、名校文凭，更看重他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韦理卸职后，李嘉诚提升李察信（johnrichardson）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
　　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不咬弦”，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又雇佣另一位英国人--初时名不见经传，后来声名显赫的马世民（simonmurray）。马世民等于是李嘉诚连公司一道买下的人才。1984年，马世民即坐上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
　　除和黄，马世民还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董事主席。
　　马世民是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表示：“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间公司的主席。”
　　另外，青洲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更达数十人之多。
　　由此可见，早在70年代初，李嘉诚就已深请用人之道，以洋专家治理长江塑胶。一来洋专家更了解国际塑胶业的形势及其走向，二来使李嘉诚专注于他慧眼看好的地产业，首先解放了自身的生产力。
　　李嘉诚“以夷制夷”的策略，事实证明大获成功，硕果累累。
　　李嘉诚的“内阁”可说是最科学的组合，无可挑剔，堪为楷模。
　　李嘉诚曾郑重地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300员虎将，除李嘉诚的“近臣”外，便是总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系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
　　“客卿”之中，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影响最大。
　　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一。李业广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是个“两栖”专业人土，在业界声誉甚隆。
　　人们称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李嘉诚大概说的是实话。
　　李业广身兼香港20多家上市公司董事，这些公司市值总和相当于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1\/4强。
　　马世民曾是李嘉诚的得力助手，马世民的辞职对李嘉诚来说是一个损失。马世民辞职，究竟为何呢？
　　马世民1966年到香港工作；长期以来，马氏被人们称为“鸡蛋”，即皮是白色的，心是黄色的--他已相当中国化。他与香港的华人相处很融洽，他儿子在香港证券界工作，他媳妇还是个华人。
　　但人们最终发现，他骨子里仍是个英国人。
　　1991年，马世民公开支持民主会的麦理觉人立法局，而麦理觉的对手，是包玉刚大女婿苏海文（奥地利人）支持的华人代表郑明训。
　　这名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席位，是由香港总商会选举产生的。麦氏与郑氏在商会的拥趸势均力敌。突然间，有一批亲英的公司加入总商会，令麦氏的选票急增。事后被揭发这些公司与和黄关系甚密，故怀疑是马世民“作大”票数。
　　这事令李嘉诚十分尴尬。李氏奉劝马氏，不要直接介入政治，这对生意没有好处。
　　不料，“马仔”又一次令老板尴尬不已。彭定康到港没多久，就抛出政改方案，掀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痛斥彭氏政改方案，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连篇累牍抨击彭定康的险恶用心。香港的大部分商家，尽可能保持沉默，既要考虑1997年后，又要面对英人治港的现实。即使要表态，也都是说一些希望平稳过渡，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不含锋芒的话。此时，李嘉诚正在内地大举投资，开始尽量地与彭定康保持距离，不急于率先表态。偏偏马氏不识时务，接受英国《卫报》采访，公然声称站在彭督一边。
　　马世民被某些香港传媒称为最敢表白自己政见的商人。他说许多华商甚至英商，明明心里是这样想的，为了能继续留在香港和内地做生意，说出来的话却是那样的，有的人就干脆做哑巴。马世民敢称彭督是他心中的英雄，可望被彭督提携进行政局做议员大人。
　　马世民在9月离职后，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他否认他投机政治，渴望从政；但他承认他与李嘉诚在政治上分歧的事实。
　　“李（先）生会想我（在政治上）收声。做生意的，若对当地政治发展感到兴趣，会错失很多资讯，做生意的态度也受影响；话虽如此，我却无意在政治上多花时间。”
　　“这是我们私人间的事。”马世民解释道。但舆论普遍认为。以马氏大集团行政总裁的身份，又未得到老板的肯许，匆匆发表可能闹得满城风雨的政见。实在是不妥，至少令李嘉诚心中不快。
　　李嘉诚曾说过，香港信心危机再次泛滥以后，似乎不走，留于香港就是坐守待毙。长实集团，九成以上的董事都主张迁册，就李氏一人坚决不同意。结果，全系各公司没有一家迁册海外。
　　马世民承认他是主迁派，但他不承认他阻挡老板在中国内地大举投资。“我确实不赞成在内地搞货柜码头。因为1997年后，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区，我们在香港货柜码头坐大，深圳又搞一个，等于抢香港的生意，自己打自己。我是从商业上考虑的，绝不像凯瑟克家族那样害怕共产党。”
　　就算马氏说的是真话，李嘉诚会派拥护彭定康的铁杆分子赴内地与中共各级官员打交道吗？显然不现实。
　　李嘉诚签署上海货柜码头投资计划，“斟掂”深圳盐田港计划，都是把马世民晾在一边，带领华人助手进行的。李嘉诚过去对收购来的英资公司，不但保留英人，还继续招聘英人，实行“以鬼对鬼”。现在，李嘉诚向高层表示，和黄以后请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通晓普通话是必要条件--这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投资大计是放眼中国内地。
　　马世民的失宠，是意想中的事；他即使“不识相”呆着不走，也至少完成了大半历史使命。
　　据市场保守人士估计，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花红有1咖、万，这相当于港督彭定康年俸的4倍多。至于马氏的非正常性收入，则很难计算。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马氏就得以用8.19港元\/股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当日就按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净赚2500多万港元。
　　各公司都对高层年薪保密。从1994年起。联交所及证监会要求各上市公司公布前五名高层人员的年薪。1995年，和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的年薪为2100万港元。如扣除这两年多工薪的涨幅，那么马世民在任时的年薪会超过1000万。
　　政治观点的分歧，是原则的分歧，尤其是这种分歧影响到整个商业运作，影响到公司的利益，因此，“挥泪斩马稷”现代剧的上演就在所难免。从李嘉诚对马世民的厚待可以看出，李嘉诚是极为倚重马世民的。马世民为和黄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李嘉诚对他的回报也是以德报德。因此，两人的分手，两人都会难过，两人都是损失；但事业为重，利益为重，两人又不能不分手。
　　“钱靠大家来赚”是李嘉诚的一句口头禅，也是他为人做事的行为准则。
　　武林至尊，杀敌于无形；商海至圣，不战而屈人。二者异曲同工。李嘉诚的经商之道，仔细探究，不难从中发现其高超的商谋韬略，回顾其收购港灯的案例，就可得到“王者李嘉诚”的印证。
　　从1986年开始，李嘉诚就不遗余力地帮助中资，为他处理好与内地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李嘉诚首先帮助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借壳上市，令中信泰富迅速扩张。
　　尔后，李嘉诚又帮助荣智健收购恒昌行，这是香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中资自此令香港股市刮目相看。
　　恒昌行的正身是恒昌企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46年，历史悠久，信誉卓著，业务范围广，是华资第一大贸易行。创办人之一是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何善衡年事已高，后代又无意涉足商界，故萌生出售之意。
　　若无此传言，市场无人敢觊觎恒昌。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三大股东拥有绝对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琚2596，何添15%，共计65%），外强无任何可乘之机。
　　1991年5月，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首任已故主席林炳炎、中漆主席徐展堂等成立备贻公司，提出以254港元\/股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
　　据市场披露的消息，备贻的三大股东已事先做出三分恒昌的瓜分计划：郑裕彤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得恒昌汽车代理权（代理日本本田、日产、五十铃及美国通用汽车经销权），徐展堂则取恒昌的粮油代理等业务。
　　此时的荣智健、李嘉诚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收购，暂且按兵不动，秘而不宣。
　　备贻想获成功，非得恒昌大股东支持不可。然而大股东首先就不满买方的“拆骨”企图，不待进入价格谈判，就关闭幕后洽商的后门。
　　以中泰为核心的新财团，立即加入收购角逐。新财团great-style公司共有9名股东组成，前6大股东是：荣智健任主席的中泰占25%，李嘉诚占19%，周大福占18%（郑裕彤倒戈加盟），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公司占7%，荣智健个人占6%。
　　1991年8月初，great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作价336港元\/股（高出备贻82港元），涉及资金69.4亿港元。经过一个月的洽商，双方于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2日，香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为荣智健、李嘉诚等合组的财团完成。
　　中泰控得这间贸易巨人，遂成为香港股市的庞然大物，市值至1992年初膨胀到87亿港元。香港股市一直视中资股为无物，此番却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所谓“十年惨淡经营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甩以收购未持有的恒昌6496股权。荣智健突然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市场议论纷纷，有人说荣过桥抽板，有人说事先与李嘉诚等通过气。
　　李嘉诚极为爽快地接受了荣智健的收购条件，将手中所持恒昌股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恒昌一股，李嘉诚名利双收，既赢得帮衬荣公子的好名声，又获得实--售股盈利2.3亿港元。荣智健完成全面收购后，中泰不仅成为红筹股（中资股与国企股的统称，还于1993年上半年进入蓝筹股（恒生指数成份股，由33种上市公司股标编算恒指，均为各类上市公司的代表股票）。
　　李嘉诚与荣智健联手合作，成为股市佳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既让朋友挣了钱，自己也有的赚，这样的事，李嘉诚最乐意做，也经常做。这一方面衬映出其仁和之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李嘉诚通晓大义、长袖善舞、料机运谋、长久发达的深谋远虑。
　　在这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金额的收购战中，李嘉诚审时度势，伺机出击，再次显示出超人风范。沉得住气，是李嘉诚的强烈鲜明的个性；有人评说，李嘉诚的“耐”功炉火纯青，已成为他以静制动、百战不殆的致胜法宝。
　　李、荣筹划收购恒昌行时，已让备贻占得先机。
　　然而李嘉诚对香港商界圈子内的人和事十分熟稔。他立即冷静地分析备贻与恒昌的态度及形势。
　　当他得知备贻的“拆骨”计划时，立刻喜上眉梢。因为他太了解何善衡、梁球琚和何添这3位商界老行尊老前辈的心理了。
　　这几位老人都曾经是商场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只是年事已高，第二代又无意继承商业，才做出售的意向。
　　恒昌行是老人一生智慧和勤劳的结晶。老人出售恒昌行，是希望它能够完整保留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在此前提下，哪怕价格低些，都好商量。老人不缺钱用，也无意再搏击商海。
　　因此备贻意欲“拆骨”三分天下，恰好犯了老人的大忌。老人情愿不卖，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创下的江山分崩离析，心血付诸流水，从此化为乌有。
　　李嘉诚私下坦言断定，备贻肯定会头撞南墙无功而返。而且备贻绝无恶意收购的胆略及实力，纵是有此恶意，以老人的倔脾气，殊死抵抗，备贻的胜算实在太小。
 



第25章 论经商(5)


　　备贻败退之时，就是中泰出击的最佳时机。因此，当时他按兵不动。李嘉诚的确料事如神，备贻被他不幸言中，未能进入价格谈判，就被恒昌行拒之千里。而李嘉诚则以其进行善意收购的良好声誉及其尊重老人的谦谦君子之风，深深博得老人的好感，以致收购顺利完成。
　　这里，又一次显示了李嘉诚人品人格及声誉在商业活动中的巨大作用。有道是天酬苦心人，恒昌一役回报李嘉诚的是名利双收。
　　随着一系列成功的扩张收购，“长江”不断容纳百川，吸人新鲜血液，经营内容不断向多元化发展。除了房地产外，还经营航运服务、通讯服务、电力供应、货柜码头以及零售贸易。
　　多元化经营，相互裨益，取长补短，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使长江实业集团这条大船，在波涛汹涌的香港商界，得以顺利渡过一个个险滩暗礁。如今的长江实业集团，已成为香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型综全性财团。每年向港府缴纳的所得税项，大致占港府全部公司所得税项的5%，成为港府一个稳定的税收来源，对香港的整个经济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起，李嘉诚立足香港基地，开始向海外投资。
　　80年代起，他逐步有目的地加大海外投资的比重，开始了全球性的吞并战，在加拿大、美国、英国、新加坡都有他的物业和公司。进入新千年后，李嘉诚正率领他的李氏财团，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上全面出击，纵横驰骋，进行着一场令人鼓舞的全球性大战。
　　感悟：
　　得人才者，得商业大势。随着竞争的全球化，人才的重要性日益显得重要。
　　如何与人打交道，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因不明其道而痛失朋友和人才。与人打交道头脑清醒，轻重有别，分寸感把握得好，只有这样才能人尽其能，物尽其用。
　　用人惟以贤为标准，是古今不变的用人之策。如果违背了这一点，不管什么人都是个人私心在作怪，相反，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来。
　　8.洞察对方薄弱之处
　　李嘉诚语：做生意一要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要自信，二要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与对手较量，不能攻其优，应当击其弱，这样才能加大取胜的概率。李嘉诚善于洞察对手的薄弱之处，从而取胜对手。我们可以重温一下1977年李嘉诚参与地铁中环站和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竞投的一幕。
　　1977年是李嘉诚日后成为地王，成为香港首富的分水岭。1977年之前，李嘉诚只是不太出名的普通的成功商人；而1977年之后，李嘉诚就成了一个大名人，拍卖场上，李嘉诚举手应价，被誉为：“擎天一指”，在地产界举足轻重。
　　这一切的转变缘由是因为李嘉诚参与地铁中环站（亦称遮打站）和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的竞投，一举击败置地巨人而中标，吹响了华资全面进攻的号角。李嘉诚也因此而被誉为“民族英雄”。
　　地铁工程，是当时香港开埠以来最浩大的公共工程。中环站和金钟站，是地铁最重要、客流量最大的车站，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中环、金钟两站，就像鸡的两只腿，其上盖可建成地铁全线盈利最丰厚的物业。全港地产商无不垂涎欲滴，志在必得。
　　在李嘉诚眼中，投标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上盖发展本身盈利，更在于一旦中标，可使长实声誉直线上升，脱颖而出，跻身第一流的地产商之列。在此前，在人们眼里，长实只是一间在偏僻的市区边缘和荒凉的乡村山地买地盖房的地产公司。在寸土尺金、摩天大厦林立的中区，长实竟无半砖片瓦，无立锥之地！
　　李嘉诚涉足地产20春秋，拥有地盘物业面积已直逼置地，已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李嘉诚觉得改变形象的时机已经成熟。
　　李嘉诚立志攻坚，挺进中区，与置地展开正面交锋，“最后夺取城市”。在这决战的历史关头，李嘉诚的心情既兴奋又沉重。假如一战而捷，占领了中区，那么长实就可“一飞冲天”，但假如失败了呢？那长实将屈居人后，卧薪尝胆。
　　同时李嘉诚也深深地明白：一个公司的形象将直接关系到信誉，关系到利润的大小。所以，地铁上盖投标，机不可失！
　　这个李嘉诚，终非池中之物，时机一到，便蛟龙入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实力未够时，要忍辱负重，踏实积累。而当积蓄够了实力时，一遇到机遇就要奋力勃起，以达到一鸣惊人，给公司树立一个新的形象。因为良好的形象就意味着财富。
　　现在回味起那次竞投地铁上盖发展权，仍然有点心里发怵，那是一场香港地产界的大战。
　　在竞投之前，李嘉诚就做了估计，他预料参加竞投者将会有置地、太古、金门等英资大地产商、建筑商。稍逊于英资的华资各地产建筑公司也极有可能全力一搏了。
　　很自然的，置地的夺标呼声最高了。看来李嘉诚要真想虎口拔牙，从本质讲就是要与此庞然大物对撼了。然而，整个香港地产界谁又不知道这样一句俗语呢：“撼山易，撼置地难！”
　　港岛中区，是置地的“老巢”。当年，置地创始人保罗·遮打参与中区填海，获得港府成片优惠地皮。置地在中区拥有10多幢摩天大厦。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又名怡和大厦），位于未来的中环地铁车站两翼。中环车站又恰好落在遮打道上。遮打道的南侧，则是遮打花园广场。就凭这些街道的名称及物业的主人，就可知罩地在中区的地位。
　　还有更厉害的是，当时的公众和传媒，依据那老而得来的惯例，居然把中环站叫作了遮打站。而金钟站则离这座遮打花园广场仅100米，简直就处于置地的眼皮子底下。要攫取中环、金钟车站的兴建权，就等于是打人中区的心脏，等于是要到置地这只坐山虎的食槽里夺食。卧榻之旁，又岂能容他人酣睡呢？看来这场恶斗是在所难免了。要扳倒置地这个巨人，非同儿戏，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弄得倾家荡产全盘皆无了。因为不管怎么说，长实的实力的确是逊色于置地。
　　因此，面对着长实与置地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李嘉诚制订了不动声色，避其锋芒的战略。因为李嘉诚深知，长实如果与置地锣对锣、鼓对鼓，列阵而战，那长实将必死无疑了。所以，李嘉诚一直在考虑，看看“志在必得”的置地，是否也会有“大意失荆州”呢？
　　李嘉诚冷静地分析对手。置地的另一个创始人是凯瑟克家族的杰姆·凯瑟克。凯瑟克家族由于对中共政权怀有太重的戒心，所以，一直力主把发展重点放到海外。这样，现任置地大班及其后台老板怡和系大班纽璧坚坐镇香港抉择的精力势必被分散。
　　这是置地的不易洞察的薄弱之处，人们往往会被置地的“貌似强大”蒙住双眼。
　　其次，置地一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过于自负的置地，未必就会冷静地研究合作方，并“屈尊”去迎合合作方。
　　这也是置地的另一个致命弱点。
　　所以李嘉诚认为，只要周密而谨慎地行事，战胜置地还是很有希望的。与此同时，李嘉诚也在想地铁公司这次招标的真正意向是什么？李嘉诚不惜余力四处打探，获悉港府将以估价的原价批予地铁公司。
　　地铁公司与港府多次商榷，意欲用部分现金、部分地铁股票支付购地款合6亿港元。但港府坚持全部要用现金支付。
　　就这样，李嘉诚首先掌握了一点：竞投车站上盖发展权，必须以现金支付为条件。除此之外，透过地铁公司与港府在购地支付问题的分歧，李嘉诚还看出了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地铁公司以高息贷款来支付地皮，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取更大的利润。
　　根据获知的信息，李嘉诚知己知彼地制订出克敌制胜的方案，其中最主要的两条是：一、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二、两个地盘均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占51%，长实占49%。
　　在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宣布接受招标竞投正式开始，一共有30家财团、公司递交了保密的投标书。
　　1977年4月5日，香港各报章大力报道了投标结果：“长实击败置地！”“长实投标成功！”着实让许多人吃惊不小。
　　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招标竞投竞争空前激烈，所有建议均经详细研究，结果终为长江中选，因其建议对本公司最具吸引力。”
　　舆论界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相反，据传凯瑟克家族对纽璧坚痛失中区地王（平均地价为每平方英尺约1万港元）大为不满，并以此胁逼纽璧坚下台。
　　以后，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和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两幢发展物业，为长实获得7亿多毛利，纯利近0.7亿港元。
　　仅看这个盈利水平，要比当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低许多，但是李嘉诚却由此获得了无法以金钱盈利来估计的利益，这是个无形利益，即是形象和信誉。这也正是李嘉诚参加这次投标的目的。
　　李嘉诚一计之下的成功，向全香港说明了长实不再是一间只能在偏僻地方盖房的地产公司。通过投标的胜利，为长实树立了一流地产商的形象，为取得银行的信任和股市的声誉，继续在中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感悟：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凡在关键决战之前，行家是很低调（尤其是较弱者），因为此时他们正在研究对方，洞察对方的薄弱之处，同时使己方处于隐蔽之处不为对方所详知，而从不在意一时的得逞，只好到战役结束时，才能知道谁是真正的胜者。
　　9.以退为进，扩张要避免正面交锋
　　李嘉诚语：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精选收购对象，适时出手，是收购者必须注意的。
　　生意场上讲一个“和”字，流行“以和为贵”的原则。李嘉诚是开明之人，处处以和为贵，寻找共同点，这一点非一般人所及也。
　　港灯是香港十大英资上市公司之一，百年历史中，一直是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
　　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港灯）于1889年1月24日注册成立，于1890年12月1日向港岛供电。发起人是保罗·遮打爵士，股东是各英资洋行。
　　港灯是香港第二大电力集团，另一间是为英籍犹太家族嘉道理控制的中华电力集团，供电范围是九龙新界。二战之前，港灯坐大；二战后，九龙新界人口激增，工厂林立，中电后来者居上，赚得盘满钵满，还筹划向广东供电。港灯收入稳定，加之港府正准备出台“鼓励用电的收费制”（用电量愈多愈便宜），港灯的供电量将会有大的增涨，盈利自会递增。用电就像人要吃饭一样，经济的盛衰，都不会对电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港灯是一块大肥肉，惹人垂涎。怡和、长江、佳宁等集团都有觊觎之意。
　　这一时期，在海外投资回报不佳的怡和系置地，卷土重来--在港大肆扩张，大掷银弹购入电话公司、港灯公司的公众股份，并以破香港开埠以来最高地价的47.5亿港元，投得中环地王，用以开发“交易广场”的浩大工程。
　　以退为进，避免正面交锋，是李嘉诚一贯的扩张战术。李嘉诚按兵不动，静观形势。
　　1982年4月，置地公司拟收购港灯的消息，已在市面悄然传开。原以为长实、佳宁会参与竞购，港灯、置地、长实、佳宁等4只股票都被炒高。4月26日周一开市，代表置地做经纪商的怡富公司，以比上周收市的5.13港元高出1港元多的价格（6.3-6.35港元一股的时价），收购了港灯股份2.22亿股。为避免触发全面收购，增购的股份控制在35%以下（按收购及合并委员会规定，超过35%的临界点，就必须全面收购，持股量要过50%才算收购成功），并到市场以9.40港元的价位买入1200万股港灯认股证，占认股证总发行量的20%。
　　置地以高出市价31%的条件，顺利完成对港灯的收购。长实与佳宁欲竞购的传闻子虚乌有。佳宁正面临危机，长实是放其一码。
　　置地在香港的急速扩张，耗尽其现金资源，还向银行大笔贷款，负债额高达160亿港元。
　　李嘉诚确实精明。首先，他认为面对置地似乎是失去理智的收购，如果迎其锋与之碰硬，一来未必能胜，因为置地必是竭全力而战；二来即使能胜，也会元气大伤，还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做的是蚀本生意。李嘉诚说过：“收购不像买古董，不是非买不可。”足见李嘉诚十分冷静而理智。
　　其次，李嘉诚认为置地不惜重金，四处出击，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或者碰到外界一些因素影响，置地就可能不攻自乱。到那时，再从置地手中夺过港灯，易如反掌，或者正是置地求之不得，变成帮助置地的好事善事。
　　基于上面的分析，李嘉诚只是密切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李嘉诚信心百倍，静待其变。
　　对于置地公司负债购买的疯狂行为（港灯易手时移势转）一文指出：
　　“本来大举负债不是问题，只要地产市场尚佳，经济前景‘争气’，资本雄厚，坐拥中区地王的怡置系不愁没钱赚，可惜戴卓尔（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摔一跤，摔掉了港人的信心。”
　　香港出现移民潮，移民连资金一道卷走，汇率大跌，港人纷纷抛港币套取外币。
　　雪上加霜，欧美日本经济衰退，香港工商界蒙上一层凄云寒雾。地产市场滑落，兴建的楼宇由俏转滞，地产大鳖置地如罩进铁网之中，楼宇奇货可居变成有价无市，欠银行的贷款不仅无法偿还，光利息一年就等于赔掉一座楼宇。
　　1983年地产全面崩溃，置地联合会陷人空前危机。1983年财政年度，置地出现13亿港元的亏损。作为怡和旗舰的置地把母公司怡和拖下泥淖，怡和在同期财政年度盈利额暴跌80%。
　　怡和大股东凯瑟克家族的纽璧坚黯然下台--1983年9月29日晚，纽璧坚在董事局宣布辞去这两家公司主席职务。1984年1月1日，纽璧坚又辞去董事职务，离开他服务30年之久的怡和洋行。
　　“我只是一名打工者。”身任香港最显赫、最具权势的洋行大班的纽璧坚，用无比伤感的口气说。
　　纽璧坚对在港的英国路透社记者说：“整个形势都变了，英国准备抛弃香港，华商在70年代起就愈来愈强大。这就像当年美国扶植日本，突然一天发现，原来抱在怀里的婴儿是一只老虎。人们总是揪住九龙仓不放，而不睁眼看看对手是婴儿还是老虎。如果一个人的胳膊被老虎咬往，不管这只手是在颤抖，还是在挣扎，都会被咬断或咬伤。聪明的人，是不必再计较已经失掉的手，而是考虑如何保全另一只手。”
　　“我热爱香港，我永远热爱香港。”纽璧坚站在怡和广场大厦顶楼，面对维多利亚港，深有感情地喃喃说道。
　　传媒对纽璧坚的话进行揣测，认为他对凯瑟克家族心怀不满。九龙仓和置地被称为怡和的双翼，在纽璧坚主政时失去一翼。现在，另一翼能否保全呢？现在西门·凯瑟克接任怡和置地大班，他是否又比纽璧坚高明？
　　纽璧坚无疑是大股东与管理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第26章 论经商(6)


　　纽璧坚在离港之前，反复强调他“热爱香港”。有人估计，纽璧坚说的是实话，怡和系大举进军海外，是凯瑟克家族一贯的主张，作为薪金主政者的纽璧坚，只是秉其旨意执行罢了。怡和集团在港实力锐减，是海外投资不顺的结果。
　　纽璧坚下台，舆论的焦点渐聚在西门·凯瑟克身上。
　　李嘉诚反复研读有关怡和及凯瑟克家族的报道。他已经向怡和表示过欲购港灯的意向，现在他不再做出任何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事情的发展。
　　1984年，马世民加盟长实系，李嘉诚委以他和黄董事行政总裁的重任，和黄的业务获得长足发展，成为长实系的盈利大户。
　　1984年，西门·凯瑟克出台“自救及偿还贷款”一揽子计划，即出售海外部分资产以及在港的非核心业务。
　　统揽怡和地产业务的置地自然是核心业务，置地的旗舰地位无论如何要保住，而置地又是怡和全系的欠债大户。汇丰银行逼债穷追不舍，债台高筑的置地大班西门，不得不断其一指--出售港灯减债。
　　首先的买家，自然是李嘉诚。财大气粗的李嘉诚出得起理想的售价，他曾向前任大班纽璧坚表示过接手之意。西门当时也在场，他很佩服李嘉诚的君子作风。
　　令西门不解的是，这一年来，李嘉诚不再有任何表示。难道他真不想要港灯？港灯可是拥有专利权的企业，不可能会有第二家在港岛与其竞争，盈利确保稳定。
　　李嘉诚欲擒故纵，使西门如坠五里雾中。
　　西门终于按捺不住了，主动向李嘉诚抛去绣球。第95期《信报月刊》描绘道：
　　“1985年1月21日（星期一）傍晚7时，中环很多办公室已人去楼空，街上人潮及车龙亦早已散去；不过，置地公司的主脑仍为高筑的债台伤透脑筋，派员前往长江实业兼和记黄埔公司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商议转让港灯股权问题。大约16小时之后，和黄决定以29亿港元现金收购置地持有的34.6%港灯股权，这是中英会谈结束后，香港股市首宗大规模收购事件。”
　　这其间，李嘉诚把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请来，具体与置地商议收购事宜。消息传出，全港又一次轰动。
　　“我们不像买古董，没有非买不可的心理。”李嘉诚对新闻界说。
　　“假如我不是很久以前存着这个意念和没有透彻研究港灯整间公司，试问又怎能在两次会议内达成一项总值达29亿港元的现金交易呢？”
　　当年置地以比市价高31%以上的溢价购入港灯；现在和黄以6.4港元的折让价（收购前一天市价为7.4港元）捡了置地的“便宜”而购入34.6%的港灯股权。以市值计，李嘉诚为和黄省下4亿港元，显然要高对方一筹。
　　未过35%的线，故不必全面收购。因是“和平交易”，不会出现反收购。和黄实际上已完全控制港灯。
　　收购过程中，有关股票未做全日停牌。只是午时左右，买家和记黄埔、卖家置地公司和“货色”港灯公司主动要求四家交易所停牌。
　　四家停牌时间不一，造成部分炒手利用时间差炒这三只股票。大部分投资者做壁上观，三只股票均未像以往的收购战一样被抢高--都知李嘉诚“买货”，不会出现竞购与反收购的好戏。
　　整个现金交易额29亿港元，按协议须在2月23日前交清。和黄2月1日就提前付款。置地提出扣还利息。依计算，2月1日至23日间，利息达1200万港元，和黄只收了400万港元，另800万港元送回置地。
　　这等于和黄蚀本800万港元。李嘉诚觉得这笔交易“抵数”。他看好的不仅是港灯的常年盈利，还看好港灯电厂旧址发展地产的价值。
　　李嘉诚斥巨资收购港灯，对恢复港人对香港的信心，起了较好的作用。
　　90年代，马世民谈起港灯的收购，仍对李嘉诚称道不已。
　　“一共花了16个小时，而其中8个小时是花在研究建议方面。
　　李嘉诚综合了中式和欧美经商方面的优点。一如欧美商人，李嘉诚全面分析了收购目标。然后握一握手就落实了交易，这是东方式的经商方式，干脆利落。”
　　感悟：
　　在资产的扩张中，李嘉诚的管理术真是高明之至。他看好港灯的潜质意欲收购，没想到老对手置地也看好港灯，跑出来与他作对。置地势力强大，手脚又快，此时，李嘉诚冷静分析两家情况，采取了避开置地，避免两败俱伤的策略，保存了实力。然后，他以超凡的耐性静观其变，等待良机。由于准确预测了形势，没有多久机会果然来了，置地不堪重负，只有出售港灯，他们主动找到李嘉诚，这对李嘉诚来说真是个大好机会，于是爽快成交，盈利丰厚。
　　公司购并不是一种慈善事业，不是通过优势企业去帮带亏损企业，相反，它是一种投资行为，要讲求经济效益，只有当并购活动能够增加公司价值，为公司带来净收益时，这种收购才是成功的。李嘉诚收购港灯，以折让价捡了置地的便宜，为和黄省下4.5亿港元，不能不说是很出色的财务管理。
　　10.发挥广告的潜效应
　　李嘉诚语：做生意要注意捕捉尽可能多的信息和机会，有时不妨利用一下广告的作用。
　　广告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李嘉诚的间接广告策略术值得思考，因为他让广告的“潜效应”得到了充分发挥。
　　李嘉诚在商业生涯中，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哪怕是最小的生意。他一掷亿金，慷慨大方地做善事又另当别论。
　　李嘉诚拥有好几部轿车，名车大众车皆有。
　　李嘉诚有一部劳斯莱斯，买下已近30年。李嘉诚说，他自己决不会坐，只有陪客才劳驾它代步。
　　李嘉诚的意思是，坐太名贵豪华的车，恐会使自己贪念奢侈，忘记勤俭。
　　现在，李嘉诚多数是坐日产总统型房车。
　　李嘉诚开始拥有它时，这种房车名气并不大--香港人仍偏执地青睐欧美名车，而认为日本只配生产皇冠、丰田、本田等价廉省油的大众车。
　　李嘉诚具有名人广告效应，他拥有日产总统型座车，令此车身价大增，香港富豪纷纷增购此车，作为欧美名车的调剂。
　　该车的配额，原少人问津，现在趋之若鹜。
　　李嘉诚的偏宠，救活了一种车的销路。
　　记者惊奇地发现，原来日产总统型房车为李嘉诚参股的中泰合诚汽车公司代理经销--推销术如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敬若神明。
　　李嘉诚未为总统型房车做一句话的宣传，但他的选择比任何广告更具威力。
　　李嘉诚对隐形广告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
　　精明的商家可以将商业意识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去，甚至是一举手一投足。充满商业细胞的商人，赚钱可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长江集团的盈利大头一直来自楼市。
　　由于楼利滚滚，楼市的竞争异常激烈，楼市广告争奇斗妍。
　　传统的屋村现场广告，均是大幅宣传画和霓虹灯等。
　　李嘉诚别出心裁，在天水围的嘉湖山庄放激光广告。.两个大型激光发射器，安装在楼顶，入夜便发射出多组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激光，甚为壮观。
　　据传，这是风水先生看过风水给李嘉诚出的主意。
　　但不管怎样，李嘉诚在广告宣传上善于花样翻新的做法还是值得借鉴。
　　李嘉诚本身就是一个广告大家。
　　1996年新春间，长实集团发展的嘉湖山庄举行丰富多采的贺岁活动。
　　除了舞龙舞狮这些传统项目，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的是一副挂在大厦外墙的对联，十分瞩目。
　　该对联宽25英尺、长175英尺，约18层楼高，颜色以红、金为主，象征鸿运当头、财源滚滚。
　　对联上面写着“嘉湖千家贺新岁，山庄万户庆春风”14个大字，气势磅礴地俯瞰整个天水围区，令整个地区平添不少新春气息，为区内及于春节期间前往天水围区的市民带来好运。
　　这副对联因其奇大而成为春节期间人人争谈的话题。
　　此外，大年初七，香港公益会与长实举行全港首次新界西北区公益会百万行。李嘉诚、李泽钜、洪小莲、李业广等出席。
　　年初七是“人日”，李嘉诚特地向采访百万行活动的记者大派红包，每封200港币，出手阔绰。
　　香港《信报》以《慨将全年袍金做利是》为题形象比喻报道此事说：
　　“李超人每年只象征式收长实董事袍金5000元，但昨天收到‘超人’利是（红包）的记者保守估计也有四五十人，‘超人’支出肯定不止5000元，然则今年‘超人’的董事袍金已一次过耗尽！”
　　春节是中国人的第一大节，此时最容易沟通感情。李嘉诚深谙人们心理，抓住这大好时机，利用贺岁活动拉近人们的距离，推介嘉湖山庄。
　　别出心裁的巨幅对联出奇制胜，是一个“超人”的广告。
　　给记者派利是，显得自然大方。平时给钱，有贿赂之嫌，过年派利是，天经地义。取悦记者，实际上也是在制作广告。
　　过一个春节，喜庆之中，李嘉诚还赋予了并不显得刻意但却实实在在的商业意识。不愧是商界超人。
　　感悟：
　　在商言商，商人皆为利来。虽然有些人的追求不同，但我们可以从根本上将一切目的都归为“利益”二字。如何获得利益，各人的做法不同，但无不是从点滴的瞬间开始，抓住一个个机会，来为吾所用。
　　11.塑造高尚的公众形象
　　李嘉诚语：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
　　塑造公众形象是李嘉诚经商非常注重的人格理念，因为他懂得形象与财富的互补关系。
　　1999年初李嘉诚在一个集团高层齐集的内部活动上，形容香港是“家乡根基所在”，将继续以香港为“重要投资基地，谨慎选择优质项目积极拓展”。
　　据了解，长实集团举行周年晚宴，李嘉诚向出席的2000多名员工致词，讲述集团的“长期方针”。整篇演讲辞，绝大部分都是谈香港。
　　李嘉诚说，香港始终是长实的家乡及根基所在。去年集团在员工同心合力之下，在逆境中仍开展了多面投资项目，在稳健中不忘进取。
　　他向员工说，“如果大家想出一些对本集团、对香港都有利的业务，我会非常重视，并乐意详细研究。”
　　他又形容过去一年，是“多年来未见如此困难的一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大家受到不同程度之影响，相信香港仍要面对一段经济低迷及困难时间。
　　李嘉诚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香港人素来以灵活和适应能力强见称，但环顾世界各国，在过去10多年竞争能力不断加强。以美国为例，早以价廉物美为竞争目标，大部分国民的工作表现和从前相比，无论勤奋程度、认真和研究精神，都不可同日而语，同时更以高新科技加强各项生产的增值能力。
　　他又说，香港虽然也在不断进步，但高昂的生产成本，影响本身的竞争能力。以建筑成本为例，香港是亚美两洲中最高的，甚至比日本还高出两成。此外如货柜码头业务，经营成本也较其他亚洲国家为高。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东南亚国家由于货币贬值，竞争能力显著比香港增强，今后必须在产品增值方面加倍努力，才有突破的发展。
　　由此可见，李嘉诚发表搁置百亿港元投资的言论，不惜一石激起千层浪地引起政界与媒界的剧烈反应，目的还是在于改善香港的投资环境，增强香港的竞争能力。
　　香港《南华早报》1999年1月6日报道，随着香港富商李嘉诚批评香港不能再吸引投资者之后，中国政府已呼吁采取行动来加强香港的竞争力。
　　《南华早报》引述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的话说，中国总理已下令其智囊团成员就恢复香港竞争力的课题，拟出一项全面性的计划。朱总理要求香港恢复作为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地位。
　　此外，中央政治局也委托香港新华分社建议应采取什么办法来复苏香港的经济。香港新华分社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将得到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协助。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香港政府将获得北京全力支持。
　　他对记者说：“我不愿对猜测性的报道做出置评，但我首先要表明的是，中央政府总是竭尽所能协助我们复苏经济。”
　　他接着说，中国去年取得7.8%的经济增长率，给了香港很大协助。今年中国经济肯定将取得另一次稳健增长，这也将给予香港一定的帮助。
　　1999年5月18日上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诚先生。
　　江主席对李嘉诚先生多年来积极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和热心捐助内地教育、慈善事业表示赞赏，并称赞他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希望他继续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多做贡献。
　　在江主席会见后，李嘉诚立即表示，虽然香港经济第一季度表现不佳，但相信未来会有改善。预期香港经济下半年将有良好表现。
　　李嘉诚以自己的行动实践对香港经济的良好预测。他于1999年5月23日对传媒表示，近期港人在内地子女居港权的问题不会影响他对香港的投资信心。他说，只要有合理回报，香港永远是他投资的首选之地。
　　感悟：
　　任何可以投资做生意都会有一个重点，有一个区域区分。就像李泽矩说自己是一名加拿大公民一样，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加国认同。名人如李嘉诚者，申明自己的香港立场，可以坚定港人信心，引起港府注意，改善投资环境。这样对李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任何想要做生意者，皆可向李前辈学习，树立自己的公众形象，这样才能把事业做大做强。
　　12.打造自身的金字招牌
　　李嘉诚语：在人生的旅程中，我总要留下一点什么吧！
　　我希望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尽量做些能做到的事，尽量在人间播下种子，这才是值得的。
　　每个商人都应当有自己的金字招牌，这样才能有大效益。李嘉诚善于打出自己的金宇招牌，并在招牌寻找人生财富。
　　在广州，据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透露，从1992年秋起，他们就在与李嘉诚的长实、新鸿基地产、香港多间中资港资银行，商谈合作兴建一幢73层高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大厦占地5.5万平方米，楼面积30万平方米，以当年物价计需投资3.5亿美元。
　　现在，这幢全广州市最高的摩天大厦，已在天河拔地而起，成为广州天河新城区的招牌建筑。
　　李嘉诚可称为广告大师，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广告意识。
　　正如说到白天鹅宾馆，人们就联想到霍英东一样，李嘉诚希望创出自己的招牌。
　　现在终于如愿，提到广州最高的摩天大楼，人们就会想到李嘉诚。
　　不管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层次，只要拔得头筹，都令人注目，就会变成无形资源。
　　1992年11月下旬，李嘉诚与胡应湘达成协议，合作发展广深珠高速公路第二期广州至珠海段。
　　总投资为96亿港元，长实与合和共持控股权。
　　其余股份由新鸿基地产及数间日资公司拥有。
　　投资回报靠征收费用，是一项投资大、风险大、见效慢的长线基础投资。
　　李嘉诚看准这段公路的前景非常广阔，虽然回报缓慢，但长期而稳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速公路还会升值，使用频率还会更高。
　　此外，铺路多少兼有行善积德的意蕴，而李嘉诚一向很注重好名声。
　　事实上，好名声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在上海，李嘉诚的一项大手笔是海港工程。
　　这是他1992年9月间在上海考察码头设施的结果。
　　11月23日，和黄集团及上海港务局，就合作经营项目--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达成原则协议。
 



第27章 论经商(7)


　　和黄投资60亿人民币，建设金山标准集装箱码头、国际深水港码头等项目。
　　据预测，到90年代末，上海的货柜吞吐量，将会达到世界第一货柜港香港的1\/3。
　　下世纪的前景，更是不可估量。
　　李嘉诚不仅在香港拥有货柜码头的半壁山河，还将在内地的货柜码头业坐大，成为亚洲首席私营货柜码头大王。
　　在亚洲称王，使李嘉诚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内地与香港在货柜码头方面可以互为掎角，遥相呼应，兼顾统筹。
　　在海南，1992年9月初，长江实业、香港熊谷组、中信旗下的荣高贸易、台资大中华及海南省3间银行，合组海南洋浦土地开发有限公司，计划投资180亿港元发展洋浦自由港，长实占一成股权，投资约18亿港元。
　　感悟：
　　经商有法，但无定法。“打造自我”不是懒而不做，而是一种巧妙打造自我，推销自我的方法。每个商人都应有自己的金字招牌，这样才能有大效益。靠这种金字招牌，就能赢得顾客，获得回报。
　　13.经商信守奋斗精神
　　李嘉诚语：在剧烈的竞争中多付出一点，便可多赢一点。就像参加奥运会一样，你看一、二、三名，跑在第一的胜出，这比第二及第三就是快了那么一点点。若是跑短程的可能是不够一秒之差，只赢一点；所以快一点，就是赢！
　　奋斗可以赢得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大成功不是等来的，必须靠奋斗来获得。1990年，在加拿大做了4年打工族的李泽楷在父亲的指令下回到香港。尽管李泽楷雄心勃勃，但李嘉诚并不以为小儿子的实习期已结束，只安排他到和记黄埔做个普通职员，跟随行政总裁马世民学艺。
　　最初的日子，李泽楷向父亲抱怨薪水太低，还不及他在加拿大时的1\/10，是集团内薪水最低的，甚至抵不上清洁工。李嘉诚说：“你不是，我才是全集团最低的！”李嘉诚每月从集团支取的袍金才5000港元。李泽楷终于明白：成功不能继承，只能靠自己奋斗；财富不可接班，只能靠自己创造。
　　李泽楷安心留在和记通讯公司倒不是以父为榜样，而是他看好卫星电视，认为卫星电视大有作为。
　　20世纪80年代末，卫星电视已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普及，成为新兴高科技产业的一大支柱；由于卫视的覆盖面广，传递信息快捷，为争夺广告客户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因而投资者众。李泽楷当然不会放弃这一机会。
　　世界最大的、最知名的自由贸易港--香港，历来藏龙卧虎，不乏商界奇才，超级富豪不胜枚举。同时，香港因地域狭小，市场有限，资源不足，竞争异乎寻常的激烈，风险之大超乎想象。能在今日香港商界崭露头角一鸣惊人必属“超人”之列。今天的香港年轻一代企业家中，李泽楷就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个。
　　在卫星电视出现之前，香港已有两家电视台：“无线电”和“亚视台”。这两冢电视台历史悠久，相互间竞争激烈。其间曾冒出个“佳视台”，但开播后第3年，就被两强逐出竞技场。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似乎只能容纳两家免费的无线电视台（亚洲电视台实际上也是无线台，它们的收入来源于广告）。
　　鉴于西方有线电视的发展，以及香港电讯的垄断地位，港府计划设立第二电讯网络，并于1988年正式批准。第二电讯网络将提供有线电视和其他非专利电讯服务（如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
　　已经拥有非专利电讯业务的和黄集团捷足先登，迅速与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中信公司等集团组成新财团，力夺第二电讯网经营权。李嘉诚看好的是有线电视的广阔前景。有线电视实行向用户收费制，与免费的无线台冲突不大。
　　1988年2月24日，和黄、中信、大东合组的亚洲卫星公司成立，宣布投资发射、操作经营第一枚专为亚洲提供电讯服务的人造卫星，计划利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送入东南亚上空同步轨道。
　　李嘉诚双管齐下，一手欲夺第二电讯网，一手放卫星覆盖亚洲。1989年初，港府初步选定有实绩的和黄为第二电讯网的经营者。另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是包玉刚的九龙仓与郭得胜的新鸿基地产合组的新财团。
　　由于香港再度爆发信心危机，1989年后，港府要求投资商承担最低线是55亿港元，方可取得有线电视经营牌照。和黄集团的首脑在是否在港重点投资上举棋不定。结果，港府转手把牌照给了九龙仓有线传播公司。.包玉刚的女婿、九龙仓有线董事局主席吴光正，躇踌满志地向新闻界表示，香港市民将可在1991年1月享受有线电视共20个台的节目服务。到1995年，可提供32个频道。公司最高可提供59个频道。
　　然而，李嘉诚并未退出角逐。
　　按照亚洲卫星公司与中国航天部的原有协议，“亚洲卫星一号”人造卫星，于1990年4月7日成功发射上天。英国大东电报局亚洲区执行董事祁敖透露，连同购买卫星、送入轨道以及保险费在内，成本共计1.2亿美元（约折9.3亿港元），三家公司各占1\/3股权。
　　“亚洲卫星一号”的原设计用途是以电话服务为主，由和记通讯负责经营。该卫星共有24个转发器，全部出租，年租金约2500万美元，而当时的使用率很小。李嘉诚“移花接木”，把未尽其用的卫星和刚刚起步的电视计划接上轨。
　　李嘉诚对卫星电视的角逐，给了李泽楷一个表现的机会。其实，李泽楷对卫星电视的兴趣可追溯到他在斯坦福求学的时期。
　　那时，李泽楷已修读完吉姆·克拉克教授的课程。听说丹佛市政府将一颗坏了的人造卫星送给丹佛大学，李泽楷便跑到丹佛大学去参观，并参与现场教学研究。李泽楷回忆这件事时承认，他正是在那里学到有关卫星的知识，这有助于他日后创办卫星电视。
　　正由于李泽楷是众人公认的卫星电视的行内人士，马世民任命他为卫视的董事兼行政负责人之一。
　　1990年8月，在李嘉诚的说服下，港府放宽了有关条例。新条例规定，若使用碟型天线收看卫星电视讯号，只要不涉及商业用途（指向用户收费等）或再行转播（指向无线台、有线台有偿提供服务），便无须申请批准及领取牌照。条例又规定，只接播一部电视机的独立卫星碟型天线可不受限制领牌；若一座大厦共有卫星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则需持牌公司安装及操作。据统计，全港至少有15万座大厦符合安装卫星天线标准。这对九龙仓的有线电视是个莫大的威胁。
　　一时间，香港的卫星电视大战烽烟四起，很难确认谁最先挑起战火。李泽楷不准许九龙仓打进长实系兴建和管理的大型屋村、大厦楼宇安装有线电视；吴光正则禁止安装卫星天线的持牌公司进入该家族所控制的大厦安装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
　　显然，两位商界才俊都有靠山。吴光正的靠山是岳丈包玉刚。可这段时期，包玉刚几乎隐居起来。包玉刚逝世后，人们才知他早几年已身患绝症。李泽楷的靠山自然是李嘉诚，很多事李嘉诚不出面，但抉择权在他手中。
　　曾有记者就电视纷争问李嘉诚，他与吴光正的关系如何。说话一贯滴水不漏的李嘉诚道：“我与包先生是老朋友。”--避开吴光正不谈。
　　1990年12月，卫星电视正式获得营业牌照，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不可播放粤语节目；二是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
　　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是无线、亚视、有线等三家电视台向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三家的大股东皆有来头，无线有利氏家族、影视大王邵逸夫；亚视有李嘉诚的同乡林伯欣家族、好友郑裕彤家族；有线则是包玉刚与郭炳湘。在商言商，他们在重大利益上都不肯做谦谦君子。“亚洲卫星一号”覆盖面从地中海至西太平洋，可为30多个亚欧国家和地区提供电视电讯服务。但卫视的主要市场在香港，香港人不仅不愿看国语节目，绝大部分人连听都听不懂。不许播粤语节目，等于丧失了香港市场。
　　李嘉诚父子频频出入港府，要求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李氏父子还轮番上阵，借助传媒，指责港府规定的荒谬性：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电视台，却不准许播放本地话的节目，此乃无稽之谈…….
　　李嘉诚一直以和为贵，他如此大动干戈，绝非一时冲动。他旨在争取民心。他委托一间独立的公关公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接近百分之百的卫视用户都赞成播放粤语节目（外籍用户则希望再增加英语节目）。李泽楷将测验结果呈交港府的文康广播事务管理局，作为修改条例的参考。
　　和黄、九龙仓的斗法，到1991年中达到白炽化。双方的比拼，基本上和黄处于攻势，九龙仓处于守势--吴光正竭力敦促港府，维持有利于自己的条例。而李氏父子则攻其“死门”，既要港府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还要求准许向用户收取费用。
　　九龙仓向传媒坦言道：“根据我们多年的调查，香港这弹丸之地，只能容纳一个收费电视，两个只会造成恶性竞争，两败俱伤。”
　　对九龙仓的“善意警告”，李泽楷充耳不闻，欲置敌手于“死地”。九龙仓董事吴天海感叹道：
　　“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收费，九龙仓肯定放弃（有线电视计划）无疑。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播放广东话节目，观众的节目选择将大增，对有线电视影响甚巨。除非政府在其他方面给予补偿，如免专利权税等，否则九龙仓打退堂鼓机会亦大于一切。”
　　九龙仓采取哀兵之术，以争取公众舆论和港府有关官员的同情。而李泽楷仍不动恻隐之心，穷追不舍。据港府的态度，有可能放宽粤语节目的限制，但只维持一家收费电视。1991年9月6日版的某周刊指出：“九龙仓计划竞投的有线电视及第二网络，预计投资额达55亿港元，而和黄的卫星电视计划，投资亦达30亿港元以上。两大财团数十亿元投资的竞争，为了自保及克敌，哪有不出尽法宝力争之理！”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着力厮杀，李泽楷力撼吴光正，预期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一位评论家说：“李泽楷采取的是进尺得寸的战术，欲借五百，则开口一千。”
　　李泽楷淘的“第一桶金”便是在香港卫星电视的经营上。这一次淘金，十足地显示了他日后成为“小超人”的商战大师风采。
　　感悟：
　　从李泽楷对陈吴光正争夺卫星电视的战争。可看做是李家父子经商之道的两辈运用。
　　14.棋逢对手，磨炼胆量和智慧
　　李嘉诚语：在我看来，做生意不是一种艺术，也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高深莫测令人入迷的兴趣。
　　商海的较量，可以讲处处都有对手，甚至有“杀手”。只有那些棋对手者，才能磨炼出胆量和智慧。
　　1987年1月1日，李嘉诚与合和主席胡应湘赫然推出“西部海港--大屿山战略发展计划”，立即轰动全港，亦引起港府的高度重视--此乃香港开埠以来与地铁相当的浩大工程。
　　该计划提出由长实、合和为核心的私人财团，投资250亿港元，在香港岛西部海湾的大屿山东角，移山填海兴建双跑道国际机场及西部海港，并开发工业区、住宅区，兴建多条跨海大桥及海底隧道，使机场新区与港岛、九龙连接。另追加投资兴建联系香港、广州、澳门的广深珠高速公路。
　　李嘉诚再一次显示出超人气魄与立足香港的信心。
　　这个计划虽然被否定，但促进了新机场方案早日出台。这年下半年，港府成立“新机场发展研究小组”，对纷至沓来的方案进行对比研究。
　　1989年10月11日，港督卫奕信宣布确立在大屿山北端小岛兴建新国际机场的方案。
　　以是年价格计，完成整个工程需动用1270亿港元，以香港历史上最庞大的工程，由政府和私人财团共同开发。
　　土木工程不是长实的强项，长实的强项在楼宇工程。
　　至1995年11月，李嘉诚先后投得机场铁路车站上盖001号、013号的发展权，权益由长实、和黄、中泰三家分享。
　　据1995年10月11日《信报》，机铁青衣站上盖总面积5.4公顷，总楼面积为29.2万平方米。发展项目包括3500个住宅单位和一座商业中心。
　　两幅地皮发展，估计投资在百亿以上。
　　兴建新机场的计划被称作“玫瑰园计划”。
　　这个计划早在70年代末，就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在到北京做例行访问时，向中国政府提出过。后来，两国政府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后，此事就悄悄地被搁置了下来。
　　李嘉诚十分看好新机场的建设计划，因此汇合胡应湘，意欲以私人财团发展。
　　事实是，这么一个庞大的工程，港府是不可能单让私人财团承担的。后来的现实是，“玫瑰园计划尸还引起了中英两国政府长达9个月的反复讨论、磋商、谈判，并达成《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由此可见，李嘉诚的商业眼光是何等锐利！
　　李嘉诚与同业的竞争，莫过于与地产大亨李兆基的对撼。
　　李嘉诚的长实与李兆基的恒基，在新界马鞍山均有大型商居楼盘。
　　长实的叫海柏花园，恒基的叫新港城。两个楼盘群，仅隔一条马路。
　　1994年底，李嘉诚先声夺人，减价推出海柏花园，短时间内就卖出800余个单位，致使李兆基的新港城看客锐减。
　　李兆基急忙还招，也来个减价售楼。
　　1995年7月13日，李兆基再挑战火。恒基宣布以先到先得方式开售248个单位，售价4100港元坪方英尺，比二手价还便宜。
　　恒基还推出9成按揭，住户只要交1成的楼价就可以入住。
　　更新鲜的是恒基搞幸运抽奖，1\/10的中奖率，中奖者可得十足黄金。
　　装修示范单位，是效仿长实的一贯做法，但恒基另有创新。
　　李兆基聘请著名设计师萧鸿生推出8款装修，可供买家任意选择，最便宜的一款仅4万多港元一套单位。8款各具特色，极易为买家接受。
　　14日，恒基开始安排看楼。公司安排免费巴士不停往返沙田广场至新港城之间。私车看客，可获3小时免费泊车。看客免费享用早餐晚餐。这又是吸引看客的系列条件之一。
　　聪明的李嘉诚，岂会错失马鞍山看客如云的良机？
　　13日晚，李嘉诚从媒介获悉恒基的楼价后，马上将海柏花园定价电传给各传媒，每平方英尺售4040港元，较新港城的平均楼价要低60港元。
　　双方从董事到职员都开始互相攻讦对方。
　　恒基造声势到16日星期天步入高潮，与新港城相连的八佰伴商场开张，看客如潮。
　　周一起，就有买家提前排队，等周二正式发售。
　　长实见势不妙，又出新招。
　　周一晚11时左右，就在排队等候新港城发售的人龙前（已有180余人夜排队），挂出一条醒目的长幅：
　　“海柏花园每尺仅售$3275元起！”
　　这大概是同业竞争最可怕的情景--顶烂市。
　　一时间，新港城排队的人龙缩一截，跑掉近20人。
　　据香港某周刊《二李决战马鞍山》一文报道，恒基首天只卖出七八成单位，较预期逊色。
　　李兆基总算沉住气，表示不会再减价与海柏对撼，不再与超人顶烂市。
　　在美丽华收购战中，李嘉诚则大吃了李兆基的亏。
　　这次马鞍山比拼，长实虽未令恒基铩羽，也总算杀了一杀李兆基处处与超人争锋比肩的气焰。
　　在这场争战中，双方招数迭出，甚至出现互相诋毁和顶烂市的情况，实在不像两位商界大亨的所为。
 



第28章 论经商(8)


　　李嘉诚还有失一贯的君子作风。
　　李嘉诚也一反其不抱买古董心理的经商常态，在这一役，不惜一切代价，志在必胜。
　　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李嘉诚在对美丽华的收购中，李兆基半路杀出，令李嘉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
　　超人无往不胜的风头受挫，对其形象及信誉度都有影响。
　　如果马鞍山战役再落败，就难免令人对超人产生“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疑问。其负面影响会立即显示在股市上，并波及其所有事业。
　　股市的号召力来自于股东及股民的信心。小股东及股民的信心又来自于大股东的形象、信誉及实绩。
　　所以，李嘉诚誓要挫败李兆基，从商业角度考虑，属精明之举。
　　感悟：
　　武侠小说中高手过乎，往往是人出招只凭气势便可分出输赢，这就是智慧和胆量的双重较量。狭路相逢智者胜。智如李嘉诚、李兆基者相争之间必然会生出惺惺相惜之感，毕竟，在战争上除了殊死拼杀外，还须考验一个人的智谋。李嘉诚获胜、兆基让步都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15.经商不是靠弯刀，而是靠智力
　　李嘉诚语：最重要的是要有远见，杀鸡取卵的方式是短视的作风。
　　经商不是靠弯刀，而是靠智力。李嘉诚主张以智取天下，所以在纷纭复杂的商海大战中能够挺立不败。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制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黄埔船坞则可追溯到1843年。100多年的发展壮大，和记黄埔变成资产庞大的商业巨人。
　　但是，和记黄埔在1973年受到股市大灾和世界性石油危机以及连带香港地产大滑坡的严重影响，加上和黄主人祈德尊家族经营不善，陷进了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
　　因此，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
　　汇丰于是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和记成了一间非家族性集团公司。
　　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
　　当时，汇丰表示，在和黄经济好转后，会选择适当机会，出让其大部分股份。
　　其实，李嘉诚在觊觎九龙仓的同时，也垂青着和记黄埔。他放弃九龙仓，必然要全力并吞和黄。
　　李嘉诚一直密切关注和黄的发展。与九龙仓一样，他通过充分的研究，认定这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只是目前经营不善的集团公司。
　　另外，李嘉诚洞悉到汇丰不会长期持有和黄股，因为汇丰银行身为香港金融至尊，不会长期背上“银行操纵企业”的黑锅。也就是说，汇丰出售和黄股权势在必然。
　　事实上，李嘉诚知道汇丰一直在等待适当机会和合适人选出售和黄股权。
　　于是，在1978年的九龙仓大战中，当汇丰大班沈弼出面规劝李嘉诚时，李嘉诚果断地放弃九龙仓控制权的争夺，借以与汇丰增进友谊，为下一步收购和黄埋下伏笔。
　　之后，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二人交情日深。李嘉诚又进一步知道汇丰急需扩大实力，增强储备资金。就是说，汇丰有可能急于抛出和黄股。
　　最后就不能不说是缘份和运气了。沈弼十分赞赏李嘉诚精明强干、诚实从商的作风及其如日中天的业绩，对李嘉诚情有独钟。
　　此外，沈弼慧眼识珠，认定李嘉诚堪托大任，可以重振和黄。
　　原来，汇丰出售和黄股权，不是单纯地卖出股票套利，而是希望和黄得遇明主，重振昔日雄风。
　　因此，汇丰银行于1979年9月以每股7.1港元的价格，将其手中持有占22.4%的9000万和黄普通股售予长江实业。
　　当时，对汇丰的和黄股垂涎者甚众，但沈弼及汇丰根本没有、考虑让别人角逐和竞争。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对李嘉诚真是优惠之极。
　　接下来，李嘉诚集中火力乘胜追击，继续在股市上大量吸纳和黄股票。
　　经过一年的集中吸纳，到1980年11月，李嘉诚成功地拥有39.6%的和记黄埔股权，控股权已十分牢固。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当时，长江实业实际资产是6.93亿港元，而和记黄埔的市价总值是62亿港元。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胜强，成功控制巨型集团和黄，难怪被称为“蛇吞大象”。
　　匪夷所思，难以置信，然而这又是不争的现实。因此，李嘉诚被冠以“超人”之誉。
　　这与包玉刚夺得九龙仓的作风截然相反。包玉刚以其海派的气势，雷霆万钧重锤出击，怡和系殊死抵抗，因此两虎相斗，彼此都受重创。
　　而李嘉诚收购和黄则是和风细雨，兵不血刃，其间并没有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陈美华的《香港超人--李嘉诚传》（广州出版社出版）中，对李嘉诚此役中超人的战略战术作了透彻的分析。
　　其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
　　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香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自然是一番血战恶斗。
　　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强反击。身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记黄埔，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
　　只要能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市值高达62亿港元。
　　其三，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轨，必须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能长期控有该企业。
　　李嘉诚在吸纳九龙仓股时，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黄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
　　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四，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多万股九龙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5900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20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感悟：
　　历来兵法主张用活兵法，不主张只靠己力求胜，而是要靠人力求胜。只求己力者，反为力胜。善求人力者，可大胜。
　　有很多商人不明的借人之力的奥妙，总以为只靠自己的能耐，就能闯出天下，实则小巫之见。真正的商人总会使用巧劲的，他们在经营过程中，都善于借他人之力打开局面。
　　16.做生意要随机应变，不要得意忘形
　　李嘉诚语：做生意随机应变很重要。不要得意忘形，过度的自信会招致失败。
　　商场如同战场，需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能教条机械的搬用老一套。进入地产业以来，李嘉诚人弃我取，胆识过人，短短几年便拓展出了一片庞大的基业。
　　1979年，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拥有的地盘物业面积急速增加到1450万平方英尺。而同期香港第一大地主置地拥有的地基物业，总计只有1300万平方英尺。
　　自1972年长实上市，李嘉诚提出赶超置地的远大目标以来，仅仅用了七年时间，就已在面积上超过了置地。此时可以说，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
　　长实职工不禁为之欢呼雀跃，李嘉诚也由衷地感到欣慰。当初对李嘉诚所制定的目标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从心底里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气魄。
　　但李嘉诚并未被这一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他知道置地是中区地产大王，地盘物业都座落在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而长实的势力范围多在乡村偏僻处，在黄金地段的物业依然寥寥无几。
　　因此，虽然在面积上看来，长实超过了置地，但在物值上依然相差甚远，要完全战胜置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李嘉诚依然不急于在中区发展，他更看好中区戴九龙尖沙咀以外地界的发展前景。于是他决定独辟蹊径，迂回出击，推出大型屋村计划。
　　1978年，港府采取半官方的房委会与私营房地产商建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建成的房分为公共住宅楼宇与商业住宅楼宇两种，前者为公建，廉价出租或售给低收入者；后者为私建，以出售中高收人的家庭为主。
　　李嘉诚的大型屋村计划，就是针对这一形势，为大众家庭推出的，决定建立卫星市镇。
　　大型屋村之所以适合大众家庭，就在于这种住宅区不仅价廉，而且综合能力强，集居住、购物、餐饮、消遣、医疗、保健、教育、交通为一体，便于集中管理，统一规划，越来越受大众的好评。
　　一个大型屋村，往往由政府与多个地产商共同开发，屋村周围，还有与之相配套的工业大厦及社区服务业。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嘉诚先后完成或进行开发的屋村有：黄埔花园、海怡半岛、丽港城、嘉湖山庄。虽然单个建筑的利润不及兴建商业楼宇，但总体盈利极为丰厚，再一次显示了他独到的眼光。
　　在香港，由于只有李嘉诚大建屋村，屋村逐渐与李嘉诚之间划上了等号，备受全港瞩目。
　　李嘉诚也由此赢得了“屋村大王”的称号，成为独树一帜的地产新贵。在兴建大型屋村的同时，李嘉诚采用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在兴建商业建筑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投资：
　　1979年3月，李嘉诚与会德丰洋行联手发展会德丰大厦。
　　4月，与“地主”广生行联手发展告士打道、杜老志道、谢斐道的三面单边物业，建成一座3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大厦。
　　6月，再次与地德丰洋行合作组建美地有限公司，集资购入港岛、九龙、新界楼宇物业近20座。
　　7月，与中资侨光置业公司组建了宜宾地产有限公司，以3.8亿港元投得沙田广九铁路维修站上盖平台发展权，计划兴建30层的高级住宅大厦和商业大厦。
　　同年，长实与美资凯沙及中资侨光，三方共同投资中国（香港）水泥厂（长实、凯沙各40%股权，侨光占20%），投资额创香港开埠以来重工业投资最高纪录。
　　1980年8月，李嘉诚与联邦地产的张玉良家族联手合作，斥资10亿港元购入国际大厦和联邦大厦。5个月后，又以22.3亿港元出售，赚取利润达100%以上。
　　与刚投入地产业时不同的是，现在长实兴建和收购的楼宇，大部分用来出售，而很少用来出租。这似乎与李嘉诚当初制定的稳健发展、只租不售的发展方针相违背。
　　李嘉诚为什么改弦易辙呢？因为当初李嘉诚进入地产业时，实力太小。为了在地产界站稳脚跟，并谋求发展，就只能走稳健保守之路，而今日的长江实业已具备了一定实力，有了一定的声誉，要谋求更大的发展，就要采取不同已往的、多样化的发展策略。
　　李嘉诚说：“这并不违背我们增加经常性收入的原则，因为要决定将楼宇出售或收租，须看时势及环境而定，现在的楼宇价格急升，售楼所能获得的利润远比租屋要多，在为股东争取最大利润的前提下，是将建成楼宇出售为合算。”
　　所以，做生意要灵活机动，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确定相应的策略。李嘉诚在租楼还是售楼问题上的作法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即：若手头资金较为宽裕或楼市不景气，楼价偏低时，宜采取稳健策略，只租不售；若急需资金回流，加快建房速度，或楼市景气，楼价被炒高，售楼利润能得到保证时，以售楼为主。
　　感悟：
　　由此可见，做事无一定之规，关键是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宜。随机应变，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若是一味墨守成规，自然会被时代淘汰。
　　17.股市有危险，策略一定要得当
　　李嘉诚语：倘若下一秒钟有什么变化的话，我想我是能勇于应付的，因为我时刻都做好迎接下一秒钟风暴来临的准备。
　　李嘉诚的真正发迹，是靠地产股市。而他在股市的表现，更令人折服。他的事业壮大，无疑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李嘉诚在股市的作风，一如他在地产业中一样，表现出独特的智慧，那就是：人弃我取，低进高出的策略。
　　1972年，股市大旺，股民疯狂，成交活跃，恒指急速高攀。李嘉诚借此大好时机，令长实骑牛上市。长实股票以每股溢价1港元公开发售，上市不到24小时，股票就升值1倍多。李嘉诚第一步迈进股市就是典型的“高出”。
　　接着，1973年大股灾突然爆发，恒生指数于1974年12月10日跌至最低点。1975年3月，股市形势好转，开始缓慢回升，深受股灾之害的投资者仍“谈股色变”，视股票为洪水猛兽。
　　这时，眼光独到的李嘉诚，看到了股市的升值潜力。因此，在当时低迷不起的市价基础上，亲自安排长实发行2000万新股，以每股3.4港元的价格售予他本人。
　　同时，李嘉诚还宣布放弃两年的股息，这既讨得了股东的欢心，又为自己赢得了实利。股市渐旺，升市一直持续到1982年香港信心危机爆发前。长实股升幅惊人，李嘉诚后来赢得的实利远远超过了当年牺牲的股息，这就是“低进”。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是李嘉诚搏击股市的基本定则，他在这方面的实战案例不胜枚举。
　　1985年1月，李嘉诚收购港灯时，就是抓住卖家置地公司急于脱手减债的心理，以比前一天收盘价低1元的折让价，即每股6.4港元，收购了港灯34%的股权。仅此一项，就节省了近4.5亿港元。6个月后，港灯市价已涨到8.2港元一股，李嘉诚又出售港灯一成股权套现，结果净赚2.8亿港元。这就是低进高出，两头赚钱。
　　而著名的天水围之役，也是一次典型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战术运用实例。当时，由于港府的“惩罚性”决议，使天水围开发计划濒临流产，众股东纷纷萌发了退出之意。
 



第29章 论经商(9)


　　早就看好天水围发展前景的李嘉诚，从其他股东手中折价购入股权。于是，便催生了嘉湖山庄大型屋村的宏伟规划，长实成了两大股东中最大的赢家。
　　1989年“六四”风波后，香港股市一度低迷。1991年9月，李嘉诚斥资近13亿港元，购入一个有中资背景时团的19%股权。稍后，此财团收购了香港历史悠久的欠商行“恒昌”。4个月后，这个财团的大股东“中信泰旨”向财团的其他股东发起全面收购，李嘉诚见出价尚可，便把手中的股权售出，总价值15亿多港元，李嘉诚净赚2.3亿港元。
　　低进高出，关键在于眼光准，出手时机适宜。李嘉诚每一次大进大出，几乎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预测股市未来的走势。
　　这似乎很神奇，其实不然。大凡股市的兴旺与衰微，大都与政治经济大环境有直接关系，大致有一定的规律性。古人云：“功夫在诗外”，要研究这一规律，就要时刻关注整个国际国内大环境的时势变化。一般股民坐井观天，眼睛只盯着股价变化表，而不探究大势的变化。这样，就可能被表象、假象迷惑，时有被套住之虞，即使偶有斩获，也不过是侥幸罢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股市持续兴旺，恒生指数一路攀升。到1987年10月1日，一举飚升至创历史最高纪录的3950点，真可谓牛气冲天。这正是售股集资的大好时机。
　　1987年9月14日，李嘉诚宣布长实旗下四家公司--长实、和黄、港灯、嘉宏合计集资103亿港元，这是香港证券史上最大的一次集资行动。至于这笔巨资的用途，李嘉诚并没有明言，只是表示将在3个月内公布。
　　同时，长实公司决定，长实系发行的新股，将由五家证券经纪公司包销，向公众发售。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股市的变幻莫测，是谁也无法准确预计的。10月1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突然狂跌508点，引起香港股市恒指暴跌420多点。
　　如果在9时之前，包销商尚可引用“不可抗拒”条款退出包销供股计划。然而长实的售股集资计划在10时开市前得以顺利通过。开市后股市狂泻，包销商已无法退出了。
　　香港股市这次受到了沉重打击，而李嘉诚靠他的机灵，更靠他的运气，又侥幸躲过了这场浩劫。长实系上市公司只是市值下跌，实际资产并没有任何损失。而包销商这次真是欲哭无泪，因为他们将承担包销的风险。
　　10月20日早上，联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4天；10月26日重新开市当日，香港恒指又暴挫1121点，全面崩溃。
　　长实指定的五家包销商所拟定的供股价都较市价高30%以上。在这种形势下，长实系的大股东或控股公司承担其责任的一半（51.5亿港元），其余价值50多亿港元新股由原有5家包销商及上二百家分销商承担。
　　如此一来，长实系四公司的集资计划大功告成。
　　大盘崩溃之后，约占香港总市值15%的长实系上市股票均下跌三成。依常规，这正是向公众股东廉价收购小系股票的大好时机。10月23日，李嘉诚向香港证监会提出一个“稳定股市”的方案，即拟动用15--20亿港元，吸纳长实系四公司的市面散股，以便“协助本港股市的稳定”。
　　李嘉诚强调“此举目的是希望看到本港股市和经济不要有太大波动，希望能稳定下来”，“绝非为个人利益，完全是为本港大局着想”。
　　这就是被有关传媒所广为传颂的“百亿救市”行动。李嘉诚在股灾中，虽然让包销商大受其害，但却因之而挽救了香港的整个股市。李嘉诚这次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
　　在这次股市大行动当中，尽管李嘉诚早已声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作法，但仍然有人认为他“有为私之嫌”。舆论纷纭，各种说法一时甚嚣尘上。
　　当时，李氏家族控有长实的35%以上的股权，控有和黄的股权也近35%。按照收购及合并条例，已超过35%股权的股东如要再增购股权，就必须提出全面收购，李嘉诚没有能力全面收购，只好要求当局放宽限制。
　　证监会碍于条例不予批准，李嘉诚多次去港府力争，希望从“救市大局”出发。
　　结果港府决定接纳李嘉诚的“救市建议”，同意暂时取消有关人士购入属下公司股份超过35%就必须全面收购的条例。然而却规定所购入最高限额之股份，必须在一年内以配售方式出售，同时必须每日公布购入股份的详情。
　　李嘉诚虽然对放宽限制表示欢迎，但认为既然放宽了收购点限制，又限期售出，这是自相矛盾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就表示对所附带条件感到非常失望。这意味着，如一年限期内，股价继续下跌，那么他收购的股票则必亏无疑。
　　当时许多业内人士和各媒体都认为李嘉诚这次是在劫难逃，只能是自酿的苦酒，自己喝了。因为依以往香港及海外的股市经验，大股灾之后，仍有2到3年的低谷期。李嘉诚这次自然是亏定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股市竟恢复得如此之快，到年底股市就开始回扬上涨（欧美的股市也是如此）。到了1988年的4月14日，恒指收市报2684点，已接近1987年初的水平。李嘉诚在一年的期限内，以配股方式将增购的股票出售，不但没有亏蚀，反而还有几千万港元的盈利到手。
　　幸运之神再一次光顾了李嘉诚。
　　令人瞩目的是，李嘉诚这次百亿集资行动（9月14日）与香港股市暴跌（10月19日）的时间相差只有35天，这是否意味着李嘉诚已预感到香港股市将会出现大灾难？
　　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迷。
　　大凡决策，是在掌握相关信息基础上进行的。李嘉诚之所以能预知股市的这次大动荡，也许是掌握了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信息。有人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在多数情况下不符合事实。例如，我们“旁观者”没有深入了解事物内部，很难明白李嘉诚这位“当局者”为什么会如此神机妙算。
　　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马世民在会见《财富》记者时说：“李嘉诚是一位最纯粹的投资家，是一位买进东西最终是要把它卖出去的投资家。”
　　马世民的话，揭示了李嘉诚在股市的角色优势--这种优势，或许很多人都明白，但在急功近利心理的驱使下，许多人都不愿做这种角色，而宁可做投机家。
　　在股市中，投资家与投机家的区别在于：投资家看好有潜质的股票，进行长线投资，既可趁高抛出，又可坐享常年红利，股息虽不会高，但它持久稳定；投机家热衷短线投资，借暴涨暴跌之势，炒股牟取暴利，自然会有人一夜暴富，更有人一朝破产。在香港有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商贾大亨，就是在股海翻船，将多年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李嘉诚认为，人算不如天算。再聪明的人，都会有失算之时。
　　所以，李嘉诚凡事都会深思熟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之后才去做。他说：“一向以来，我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果5分钟后宣布十号台风警报，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就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因为自感市场风向难料，李嘉诚始终信奉“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一投资哲学，以分散风险。因此，除股票外，李嘉诚还投资债券。
　　众所周知，购买债券是一种极保守的投资，持有人只能享受比定期存款较高的利息，而不能参与分享公司红利。
　　李嘉诚所购买的债券，大部分都是可转换债券。
　　这种债券有1至3年的期限，若持有人认定该公司业务能稳定增长，可以用债券换成该公司股票，从而获取更大收益。即使不成，也可将债券保留至期满，最终收回本金及利息，所以这种债券既和普通债券一样，具有风险小的优势，又比较灵活，能转换为股票。可以说是将债券和股票的优势合二为一，是一种较为稳健的投资方式。
　　1990年，李嘉诚购买了约5亿港元的合和债券。另又购买了爱美高、ds谷组，加怡等13家公司的可转换债券共计25亿港元。
　　在此后的发展中，胡应湘的合和表现最为出色，先后拿下广东虎门沙角电厂c厂、广深珠高速公路、广州市环城高速公路及泰国架空铁路等大型工程兴建合同，一时名声大噪，众豪争扯他的衫尾。
　　见此情势，李嘉诚马上把合和债券兑换成股票。这样一来，当初价值5亿的股票，到3年后升值为近9亿，账面溢利达3亿多港元。同样，李嘉诚购入的其他可转换债券，也大都有不俗的表现。
　　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李嘉诚每投资一家公司，就要将其控制并做它的主席。从80年代末起，他已没有多少大规模的收购计划了，而较偏重于股票投资。他的集团实在太庞大了，他的精力智力都不足以同时管理多家大型公司。他只有通过债券，股票投资，利用富有进取心的商家为他赚钱生利。这样，虽不如自己投资自己经营获利大，却比较省事。
　　李嘉诚投资债券，符合他一贯的“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的发展方针。同时，也符合分散风险的投资原理。这样两条腿走路，游刃余地更大。
　　感悟：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具有相当实力时，容易做到心平气和，在做事时也容易保持冷静乐观；而实力相当有限的人，心情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这虽是自然之理，但是，如果一个人想从小做大，就有必要修炼自己的心性，戒除急功近利心理，如此才能冷静决策，以成其大。
　　18.稳健中求发展才能做大做强
　　李嘉诚语：这是因为，商场如战场，单枪匹马的勇士，总不如一支军队强大。事业有了，但不能停滞不前，而要勇于向前看，积极地令其发展。
　　李嘉诚终于通过创出自己的新产品而很快占领了市场，企业得到很快的发展。李嘉诚敢于开风气之先，使塑胶花从塑胶制品家族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长江塑胶厂在李嘉诚的领导下，大发而特发。
　　追风跟潮，是香港产业界的看家本领。很快，香港产业界就冒出了许多专门生产塑胶花的专业厂家。塑胶花很快就席卷了整个香港市场。
　　引领了消费新潮的李嘉诚，并没有陶醉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中，他开始居安思危，想着进一步发展的路子，他的初步成果使他坚定了做一番大事业的决心。
　　李嘉诚知道，长江厂只是先行一步，等待它的，将是与同行业残酷而无情的竞争。大家都在抢占市场，而以长江厂现有的规模和实力，很难保证在同行业的领先地位。
　　所以，李嘉诚又做出了另一项重大决定：扩大工厂的规模，增添设备，改进原有的生产条件。
　　但要扩大规模，增添设备，需要大量资金。这对李嘉诚来说，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这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个体业主式企业的实力是怎样的弱小。李嘉诚又开始苦苦思索，寻找新的突破。
　　他赴意大利考察塑胶花时，深深体会到了西方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更对欧洲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觉得股份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种企业组织方式不仅不用承担无限责任，而且能较快地筹集到大批资金。对于想扩大规模，而又缺少资金的企业更为有利。
　　于是，李嘉诚决定将长江塑胶厂改为股份制企业。他的头脑依然很冷静，仔细分析了自身优劣，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组建合伙性的有限公司；第二步，发展到相当规模时，再申请上市，成为公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
　　此时的李嘉诚已初步具备了现代管理意识和资本运营意识，这为他后来在股市的搏击打下了基础。
　　李嘉诚牢牢地将一句话铭记心中，那就是他在失败之中得来的深刻教训：“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他首先到亲友中间集资招股，将筹集到的资金用于租赁厂房，添置设备。李嘉诚的确有理由自信，因为他现在不仅能用自己的资本办事，还能调动别人的钱来经营事业。
　　商界有这样一种略失偏颇却又不无道理的说法；衡量一位商人的能耐有多大，不仅仅要看他拥有多少资本和钞票，更重要的是要看他能否调动他人的钱，来办自己的事情。你有多大实力，有多大的号召力，要看你能调动的资本量有多大。
　　在1957年末，长江塑胶厂正式改名为长江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总部由新莆岗迁到北角，由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嘉诚开始着手引进西方的管理经验。他认为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企业内部保持高水平管理，都是很重要的。
　　李嘉诚将厂房分为两处，一处仍旧生产塑胶玩具，而另一处则生产塑胶花。李嘉诚把塑胶花作为公司生产的重点来抓。
　　如今的李嘉诚，经过数年的艰苦磨炼，积累了许多经验，眼界更开阔。他越来越觉得做生意是十分有趣味的事情，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继续把事业进一步做大。而且，他现在已经越来越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商海中拓展出更大的基业。
　　成功的企业家总是在别人看不见希望的地方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们的投资总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1966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恢复了一些生机，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渐渐恢复了元气，已有足够的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们又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大干一场，一扫前段日子的晦气。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内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并很快波及香港。1967年底，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并触发了香港的“五月风暴”。
　　“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从而引起了二战后香港第一次较大的移民潮。
　　这使得刚刚出现一线曙光的香港地产业，再次转入愁雾笼罩之中。
　　这次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商、建筑商们无不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也是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时刻注意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李嘉诚从香港传媒上得到的全是“不祥”的消息。但他明白，香港“五月风暴”与内地“文革”有直接关系。李嘉诚也通过一些渠道看到了内地群众组织散发的小报，他从中获悉，8月份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据此看来，香港“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而且，李嘉诚从宏观上坚信，世事纷争，乱极则治，否极泰来。那么，究竟中共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呢？李嘉诚认定，中国政府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
　　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中国政府若要收复香港，1949年就可趁解放广州之机一举收复，何必等到现在？当年中国政府保留香港，是希望保留一条对外贸易的通道，这样对中国政府较为有利。现在的国际形势和香港的特殊地位并没有改变。因此，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可能性不大。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李嘉诚毅然做出了“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历史性战略决策，并且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拓展良机。
　　于是，李嘉诚在整个大势中逆流而行，在整个地产行市都在抛售的时候，他却不动声色地大量吃进。
 



第30章 论经商(10)


　　此时，许多移居海外的业主，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于是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信息。
　　李嘉诚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时期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李嘉诚的行为确实需要非凡的胆识和气魄。不少朋友为他的“冒险”捏着一把汗；同业的地产商，也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但李嘉诚依然不改初衷，继续逆潮流而行。
　　这场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李嘉诚的判断是正确的。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场转旺。这时，李嘉诚已经聚积了大量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可获得的租金收入即达390万港元。
　　李嘉诚成为这场地产大灾难的大赢家。他利用过人的胆识，把别人臆想的灾难变成了自己的机遇，这也为他后来成为地产巨头奠定了基石。
　　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或许只有李嘉诚自己心里清楚，他的惊人之举，含有多少赌博成分。
　　应该说，在这场夹杂着政治背景和人为因素的房地产大灾难中，无论是谁，都难以对前景做出准确的预测。因而，说李嘉诚的决策有十足的把握是不现实的。
　　客观地说，李嘉诚的行为是带着冒险性的，说是赌博也未尝不可。
　　但是，李嘉诚的赌博是建立在对形势的密切关注和精确的分析之上的，绝非盲目冒险。
　　那么，他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李嘉诚认为，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它自己的高潮与低谷。在低谷的时候，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都会选择放弃，有的是由于目光短浅而放弃，还有的是由于资金不足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时候就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行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是不是还会有高潮来临的那一天。
　　如果这个行业仍处在向前发展的阶段，只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才暂时处于低潮，就应选择在这个“别人放弃的时候出手”了。这个时候出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从而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
　　感悟：
　　俗话说：无风险不成大事。因此，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十拿十稳，多少会有一点冒险成分。风险有多大？利益有多大？这就需要根据各种情况进行分析。一些胆子大的人，只要有五成胜算就敢冒险胆子小的，非有八成以上胜算便不敢采取行动。一般来说，风险与利益成正比。前者敢于冒险，很容易倒大霉，也很容易暴发；后者比较稳妥，却难求快速成长。
　　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当别人算到不足五成胜算，而自己却算到有六七成甚至更高把握时，便意味着发大财这种机会快速发展的。当然，这取决于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
　　19.经商赚钱要讲原则
　　李嘉诚语：钱要赚，但原则也要讲。
　　商人不应该自私地只顾自己盈利，而不照顾业务对手，要知道信誉最要紧。
　　做生意常常就是要考虑利益，但是，目光远大的李嘉诚常常出于善意，来收购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是为了长远的发展，这样有时候宁可吃亏，也不怕失败。被李嘉诚视为赶超目标，号称为世界最大地产商的置地公司，一直为老牌英资洋行怡和集团所控制，它拥有香港中环的绝大部分物业。
　　中环在香港岛的繁华地带，是香港最重要的商业金融中心地区。这里鳞次栉比地屹立着一幢幢高耸入云的摩大大厦，而且一幢比一幢显得神秘莫测，又令人肃然起敬。这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左右香港的经济气候，而且这里又是最容易受经济气候影响且波及面最大的“敏感地带”。
　　其中，有一幢高耸入云的大楼，它的圆形窗户面临风情万种的维多利亚海湾，它耸立在香港经济的金字塔尖，显得更为神秘而又高深莫测。
　　这就是香港著名的怡和大厦。大楼各层中有许许多多的世界各国著名中心，以及驻香港办事处。大厦的顶层，就是香港经济的支柱，也是香港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旧称怡和洋行的怡和财团总部。
　　怡和洋行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1841年将总办事处迁入香港。怡和公司最初靠贩卖鸦片起家，以后逐渐将业务扩大，成为一家经营范围广大、实力雄厚的多元化国际集团。
　　1961年6月26日，怡和以有限公司名义在香港上市。从此成为香港十大上市公司之一，并获得“怡和王国”的称号。
　　怡和系包括怡和、置地、牛奶国际、文华东方等一批大型公司，拥有中区黄金地段的大厦物业，包括国际一流酒店、一百余家超级市场及精品连锁店等。全系论控股地位，以怡和最显；若论资产，以置地最大，故而怡和系又称怡置系，怡和集团主席理所当然地成为置地公司的主席。
　　新中国的建立，使怡和的在华资产损失高达1000万英镑以上，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数目。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国内地十年动乱的影响，怡和高层一直对共产党政权持有戒心，于是奉行“获利在香港，发展在海外”的方针。
　　尤其是70年代，怡和对香港的前途更是信心渺茫，因而大举进军海外，其中包括收购英国的怡仁置业、夏威夷及菲律宾的戴维斯制糖厂、中东的石油及南非的雷尼斯综合企业。不幸的是这些投资并不成功，其后多被出售。而华资财团则趁怡和在港控制力日衰之机，以低价吸人大量地皮，积极发展物业。
　　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香港地产大幅度增值，伴随而来是华人资本的迅速膨胀，资产成倍、甚至是几十倍地增长。怡和这位商界巨人越来越显得暮气沉沉，渐渐不敌这批虎气生生的华人财团。
　　九龙仓、和记黄埔、会德丰、港灯集团等大型英资企业，先后落入华人财团之后，香港业界便盛传，华人财团的下一个目标，将会是置地。因为这些华人财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地产建筑商，谁不垂涎置地在中区的豪楼名厦？
　　如果控制了置地公司，才可称得上是香港地产界的“王中之王”。这对于志向远大的李嘉诚来说，其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
　　早在包玉刚收购怡和系的九龙仓时，怡和高层已对华资财团的野心有了防备。纽璧坚为防意外，重新调整全系控股结构，其核心是怡和与置地互控，即怡和控股，用怡和证券控制置地的四成股权，置地反过来控制怡和控股的四成股权。证券分析家将此结构称为“连环船结构”。怡和置地互控，大大强化了抵御外敌的能力。
　　不过，“连环船结构”也有很大的弊病。敌手若控得一“船”，另一只“船”也难以幸免，可谓唇亡齿寒，一损俱损。
　　1984年间，怡和置地双双陷入低谷，债务累累，使投资者大大丧失信心，股价迅速滑落。其中怡和最惨，市值仅剩下30亿港元左右，置地情况稍好些，尚有100亿港元。柿子先拣软的捏，此时市场又一改原有的传闻，说华资财团下一个目标将是怡和、进而控得置地。
　　有一些股评家认为，这种连环互控的股权结构，就像两只大闸蟹，各用一只钳子把对方控制住，然后又各腾出另一只钳子来抵御外敌。两者虽然同系，同一位大班，但两者的股东利益并不一致，因而彼此各伸出的一只钳子难以协调作战。
　　也有人认为，并非纽璧坚设计的这种互控结构不好，而是怡和大势已去。若在10多年前，即便怡和这头雄狮酣睡不醒，亦无人敢扰其美梦，更不要说斗胆拽其一根毛了。
　　西门·凯瑟克上台后不久，便发现了连锁互控结构的弱点，于是他又从美国请来投资银行家包伟士，重组怡置系结构。
　　包伟士到来后，设计了怡置脱钩的计划。1986年10月，置地宣布将其全资附属公司牛奶国际分拆上市，尔后又宣布将另一家全资附属公司文华东方分拆上市。1987年2月，怡和控股宣布成立怡和策略（怡策）。改组后的怡和系控股结构为：
　　怡和控股与怡和策略互控，怡控占有怡策19%的股权，怡策握有26%的怡控股权。怡控、怡策分别控有置地11%和15%的股权，分别控有牛奶国际9%和27%的股权。怡策控有文华东方35%的股权。凯瑟克家族控有怡和控股的股权，据传在10%一15%之间。
　　这样，凯瑟克家族的大本营怡和便如铜墙铁壁一般，同时又击碎了觊觎者欲借收购怡和而达到控制置地的美梦。
　　但也有人说这种结构是凯瑟克家族“保帅舍车”之举。凯瑟克家族通过这种结构削弱了对置地的控制，这就使得外敌入侵置地的可能性相应增大。分析家认为，已将怡和迁册海外、行将大举走资的凯瑟克家族是有意将置地这块大肥肉，置于唾涎已久的华南虎面前，以便待价而沽，卷资远走高飞。
　　李嘉诚一直对置地拥有中区豪楼名厦而企羡不已。现在，置地被置于怡和核心结构的外围，如此大好时机，岂可错过？
　　市场上传言甚广，说是李超人与华资财团欲再次联手合作，吞并垂暮狮子置地。1987年股灾前几个月，各种收购的传闻，更是纷纷扰扰。
　　众多财大气粗的华商大豪，均被认为可能染指置地：长江实业的李嘉诚，环球集团的包玉刚，新世界发展的郑裕彤，新鸿基地产的郭得胜，恒基兆业的李兆基，信和置业的黄廷芳，香格里拉的郭鹤年等等，皆在此列。另外，股市狙击手刘銮雄，亦可能趁虚而入，狙击置地这个庞然大物。
　　据说刘銮雄曾登门拜访怡置大班，捉出要以每股16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控25%的置地股权。西门·凯瑟克愤然拒绝，一来嫌刘氏太过贪心，出价如此之低；二则刘氏在股市名声欠佳，怡和不愿意把多年苦心经营的置地交付于此等人手中。
　　头脑甚为精明的刘氏只得悻悻告退。其后又有好多位大老板纷纷前往拜访西门。西门既不彻底断绝众猎手的念头，又高悬香饵，惹得众人欲罢难休，欲得不能。不过，这些都是传闻，是真是假，难以他辨。其中流传最广的要数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了。据说，李嘉诚也曾拜访西门·凯瑟克，表示愿意以每股17港元的价格收购25%置地股权，这比置地10港元多的市价，溢价6港元多。但西门·凯瑟克对这个出价仍不满意，但他也未把门彻底堵死。他说：“谈判的大门永远向诚心收购者敞开--关键要有双方都可接受的价格。”
　　于是李嘉诚等人与凯瑟克继续谈判，双方一直很难达成一致。
　　李嘉诚在谈判中不想表现得太积极，同收购港灯时一样，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此时，香港股市一派兴旺，很快便攀上历史最高峰，并非低价吸纳的最好时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扶摇直上的香港恒指，受华尔街大股灾的影响，突然狂泻。1987年10月19日，恒指暴跌420多点，被迫停市后于26日重新开市，再泻1120多点。股市愁云笼罩，令投资者捶胸顿足，痛苦不堪。
　　香港商界惊恐万状，大家自身尚且难保，再也没有余勇卷入收购大战了。此时自救乃当务之急。置地股票跌幅约四成，令凯瑟克寝食难安。
　　前文已述，李嘉诚的“百亿救市”，成为当时黑色熊市的一块亮色。证券界揣测，其资金用途，将首先用作置地收购战的银弹。
　　正如一场暴风雨一样，这次股灾来得猛，去得也快。等到1988年3月底，沉入谷底的恒指开始回攀。银行调低贷款利率，地产市况渐旺，股市也逐渐开始转旺。
　　农历大年刚过，收购置地的传言再次盛行，华南虎再度出山。
　　事后，报章披露，1988年2、3月间，李嘉诚等华商大亨，曾多次会晤西门·凯瑟克及其高参包伟士。一直善于等待时机、捕捉机会的李嘉诚，这次为什么没有借大股灾中怡置系扑火自救、焦头烂额之际趁火打劫呢？股灾中，置地股价跌到6.65港元的最低点，即使以双倍的价格收购，也不过13港元多，仍远低于李嘉诚在股灾前提出的17港元的开价。
　　原来，收购及合并条例中有规定，收购方重提收购价时，不能低于收购方在6个月内购入被收购方公司股票的价值。10月份的股灾前，华资大户所吸纳的置地股票，部分是超过10港元的。这就是说，假设以往的平均收购价是10港元，现在重提的收购价，就不得低于10港元的水平，而6个月后，将不再受这一限制。
　　4月中旬，股灾发生后已过了整整6个月。此时，置地股从6.65港元的最低点回升后，仍在8港元的水平上徘徊，仍低于股灾前的水平，依然对收购方有利。
　　在4月初，李嘉诚曾以广生行董事的身份出席该公司股东会。他首次向舆论透露了长实持有置地股份，是作长期投资，并无意出任置地董事参与管理。
　　“天机泄露”，华南虎吞并垂暮狮子的传言愈发甚嚣尘上。
　　4月底，华资财团持有的合持股权，已直逼置地的控股公司怡和。于是，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新财团致函置地，要求在6月6日的置地股东年会上，增加一项委任新世界主席郑裕彤、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为董事的议案。
　　此事被炒得沸沸扬扬，使置地股价如同被阳光直射的温度计一般，急窜到8.9港元。这是股灾之后，置地股升幅最大的一天。
　　凯瑟克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与包伟士匆忙商议对策，开始布置反收购行动。
　　在4月28日，怡策与其所控的文华东方发布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10%新股予怡策，使怡策所持文华东方股权，由略低于35%增至41%。
　　对华商众豪来说，这简直是当头一棒。精明的李嘉诚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饴策与文华东方的股权变化，虽与置地没有直接关系，却是怡和抛出的反扑信号，其后，怡和将会随机抛出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
　　5月1日初，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以及香港中信集团的荣智健等华商，频频晤面，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为防止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必须趁其另一反收购举措未出笼前，向怡和摊牌。
　　这一切似乎早在凯瑟克的预料之中，他很沉得住气，结果使得素有耐心的李嘉诚不得不先出一招。
　　5月4日傍晚，股市收市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荣智健等，赴怡和大厦与西门·凯瑟克、包伟士谈判。虽然是短兵相接，双方依然是彬彬有礼。李嘉诚开门见山，说明了收购置地的诚意，提出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持的25.3%置地股权。
　　凯瑟克也毫不客气地表明了否定意见：
　　“不成，必须每股17港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出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只是市值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损失半点，为何就从17港元降到12港元呢？”李嘉诚平静地说：“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这17港元并不是双方敲定的成交价，我们都表示愿意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明白‘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这一商场规则吧。现在置地的市价才8港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4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第31章 论经商(11)


　　双方说话都绵里藏针，气氛中包含着浓烈的火药味。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又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针锋相对，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咱们不怕摊薄手中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手中的置地！”
　　包伟士无疑是抛出了杀手锏。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
　　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总计占置地发行总股价的8.2%，所涉资金共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约25%增至33%，控股权已相当牢固。而且，协议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即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局而偃旗息鼓。原本看好这场收购大战的媒体大为失望。一些华文报刊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滑铁卢”。
　　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这次为何不决一死战，甫一交兵就这样草草收兵呢？其实，这是华商财团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明智决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包伟士所抛出的杀手锏，就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实施。此前，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加怡策的股权。
　　怡策认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定会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将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港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6港元），文华东方多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和下怀。
　　这种做法既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超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数的绝对控股量。
　　如果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每股8.95港元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港元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约为223亿港元，以8.5港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就须耗资100亿港元以上。
　　事实上，怡和并不完全是在坐以待毙，在收购和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地提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华资财团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期限内，不一定能筹到这么多现金。
　　而且，怡和控股数近26%，比华资财团的控股数加起来还高得多，已优势在手。怡和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企业，但仍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其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和系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的资产不在李嘉诚之下。
　　所以，即使华资财团能控得置地，也要经过一番血战，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而并非一个民族斗士，虽然他的收购行为在客观上起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所以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更何况，对方虽是垂暮的老狮子，但余威犹存，反击起来也非同小可，没有必要跟它硬拼。
　　不过，华资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应该说，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以成为换取“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其原因何在，至今不得而知。
　　不过，即使没有这一附加条款，华资财团也不大可能再动置地的脑筋。首先，经过这次交锋，怡和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留下的可趁之机已很少了。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了其在香港的上市地位，其股票不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这样一来，就为外强收购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也许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才决定彻底放弃收购，顺便卖一个人情给置地。
　　李嘉诚确实是个商战高手，他凡事并不一定非要争胜不可，而是以商业利益为准绳，能赚就赚，不能赚就退出，毫不拖泥带水。
　　事实上，华资财团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收购不成功，但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也在1亿港元左右，仍然有小赚。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恶意收购可能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更何况胜负难定。倘若经过一番拼杀后，华资财团不幸落败，则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显然不符合李嘉诚的作风和性格。
　　商场同战场一样，没有常胜将军，关键在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知己知彼，能战则战，不敌则退，保存实力，以利再战。
　　如前文所述，李嘉诚主持和参与了四次大规模的收购，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失利，但仅就收购方式而言，李嘉诚有着他独有的特色和风格。
　　综合看来，香港股市有3种典型收购方式，它们分别以包玉刚、刘銮雄、李嘉诚为代表。
　　包玉刚的收购，是典型的海派作风，一掷亿金，速战速决，以实力与对手较量，以绝对优势压倒对方。
　　有人说，包船王勇猛有余，而韬略不足。其实这并不是说包氏不善用计，而是他的性格使然，加上形势所迫，他经常要速战速决，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与对手周旋。因此，包氏的收购，代价极昂，一般都要经过一番血战之后“惨胜”，或“负创取胜”。九龙仓之战就是最典型的战例。
　　刘銮雄曾留学海外，受西方影响较多。他最先向香港引进华尔街式的商法，那可以说是一种海盗商法。
　　他在收购中，先瞄准一家控股不牢、或经营不善、或内部不和的公司，暗吸其股份，等达到一定数目时，再突然发动袭击，若成功，则控得该公司；若不成功，就逼对手以高价赎回他控有的股票。
　　因而，刘氏即使收购不成功，也会获利丰厚，是股市人人畏惧的狙击手。公司若控在他手上，他必进行眼花缭乱的集资、分拆、股权重整等活动，搞得小股东们怨声载道，不知所措。
　　刘銮雄靠一个小小的电扇厂起家，几年内资产便扩张到100多亿港元，很快便跻升于富豪之列。他在股市留下的形象实在很恶劣，是一种“恶意收购”的典型。
　　其实，从客观上而言，刘氏是对香港证券史起过历史性作用的人物。他最先引进的新鲜战法，使香港股市的投资投机活动赶上了华尔街水平。继刘銮雄后，香港股市狙击手辈出，人们逐渐习以为常，谴责刘氏收购术的舆论自然也就少多了。刘銮雄一拳击醒众多沉睡的狮子，许多大亨们惊奇地发现，不必辛辛苦苦办实业，只需带上一笔大亨们根本就看不上眼的本金进股市，就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亿元、百亿元大亨了。
　　与刘銮雄的“恶意收购”正好相反，李嘉诚的收购是一种善意收购。
　　他收购对方的企业时，一定会与对方进行协商，并尽可能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谈判解决。若对方坚决反对，他也不会强人所难。
　　李嘉诚富有心计，又极有耐心，擅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最典型的战例莫过于前文所述的收购港灯之战。他从萌发念头到控其到手，先后历经几年，倒是西门·凯瑟克最终沉不住气，主动“入套”，以相当优惠的折让价出售港灯股权。
　　李嘉诚收购和黄时，其心术之精，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他借汇丰之力，兵不血刃，收服了资产比其大10多倍的庞然大物。李嘉诚的收购，从不情绪化，没有非买不可的心理。因为他知道，若持这种心理，往往会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收购遇到阻力时，他在冷静权衡利弊后，会含笑放弃，如收购九龙仓，置地，他都持这种态度。
　　李嘉诚的收购，无论成与不成，通常都能使对方心服口服。如果收购成功，他不会像许多新进老板一样，进行一锅端式的人事改组和拆骨式的资产调整，他总会尽可能地挽留被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照顾小股东利益；对于股权等重大事项，一定要征得股东会议通过。
　　如果收购未遂，他也不会以所持股权作为“要挟”，逼迫对方以高价赎购，以作为退出收购的条件。
　　如在合战置地时，以李嘉诚为首的财团退出收购，将所持的置地股权售予怡和，售价只有8.95港元，仅比当日收盘价高出5分。新财团出售股票的税后利润，估计约在1亿港元。这是四家大财团先后耗费一年多精力之所得，算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李嘉诚的形象有口皆碑，在股市从来不用担心李嘉诚会恶意收购，甚至有人曾允称，在收购战中，对方只要说一声“我不愿意”，李嘉诚就会立即放弃收购行动。
　　李嘉诚保住了不做狙击手的信誉。对他来说，良好的信誉，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
　　感悟：
　　有一个词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意思是说，此时失利，彼时得到补偿。做生意就应像李嘉诚这样，不看重表面的输赢。如果在某件事上未能达成心愿，并不等于输了。若是因此维护了信誉，维持了人际关系，等于种下了善因，将来必结善果。反之，如果勉力而为，不顾一切地达成心愿，使名誉受损，或招致怨恨，等于种下恶果，日后难免遭报应。所以说，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美。
　　20.依法经商，顾全大局
　　李嘉诚语：人不是神，不能不考察自己的事，但是只顾自己是不行的，别人也要考虑到。
　　人生自有其沉浮，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忍受生活中有时会遇到的悲伤，只有这样，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
　　很多人做生意一旦有了一定的资本，就会自我膨胀，认为自己了不起，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这样就会吃大亏。李嘉诚向大陆投资时，已经是成功人士，富可敌国。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一切，自己做的事情都正确。相反，他总是不断地提醒自己，不可撒钱赌气，有错就改，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对大陆北京的一次投资活动中。
　　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向外界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香港各大财团闻风而动，都想分得一杯羹。
　　众所周知，王府井是首都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有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是难上加难，现在居然有希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众多地产大亨们自然是喜出望外，谁也不想放过这一绝好机会。如果能拥有王府井的一块土地，就等于拥有了一座聚宝盆。
　　6月25日，李嘉诚、郭鹤年在上海闸北联手搞定一块土地后，又共同飞往北京。26日即与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签署意向书。签约双方：一方是香港嘉里发展公司，另一方是北京东城区房地产公司。
　　郭鹤年是香港嘉里发展公司主席，他在香港的名气虽说不如李嘉诚，却是大马首富。他投资内地在李嘉诚之先，与中国高层关系之密切丝毫不亚于李嘉诚。李郭两人能如此神速搞定这么大的项目，是他们多年来在内地耕耘（捐赠与投资）的结果。另外在香港，他们亦曾竭力鼎助中资（中信、首钢、光大）打天下。
　　所以，如此迅速地签下这一意向书，并非李嘉诚有多么神，而是也长期深谋远虑、有意铺垫的必然结果。而其余香港顶尖级富豪，却在天子脚下悻悻然败退。这只能怪他们平时没烧好香，临时抱佛脚自然不行。
　　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的这块地皮面积共5.11公倾，可规划建筑总面积14万平方米，计划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商业中心。
　　中港双方签署的意向书中并未涉及该项目的地价、投资金额、工期、物业规划等内容，可见合作意向是在匆忙中敲定的，细节有待以后再谈判。消息传来，香港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逐渐把李嘉诚看神了，似乎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意向书签定后，北京王府井商业中心，似乎已成了李家大院的池中之物了。
　　然而，形势却在时刻变化着。1993年，因经济发展过热，中央政府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这意味着要与北京方面谈妥这一项目，将会异常艰难。面临此境，不大善于谈判的郭鹤年知难而退，留下李嘉诚孤身应对，发展王府井地盘物业的控股权便顺势完全落入长实手中。
 



第32章 论经商(12)


　　李嘉诚的信心依然十足，再一次运用他非凡的智慧与谈判技巧，有关立项、规划等异常繁杂的手续，在1993年间就全部获得市政府的批准。该建筑被正式定名为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建筑高度计划为70多米，地盘面积10.1万平方米，这比当初意向书中的14万平方米要少许多，然而毕竟这一年的形势和去年大不相同，能达成这一协议，已很不容易。
　　该大型物业投资预算逾12亿港元，长实负责起楼价，合作伙伴东城区房地产公司负责地价。香港是地贵楼贱，内地则相反。据说李嘉诚用了不到2亿港元就获得了这块50年期限的地皮，在“天子脚下”，京城中心，李嘉诚也能捡到便宜，确实不凡。
　　最大的难题应属当地居民与商家的搬迁了。李嘉诚把这道难题交给北京市政府去做，即由他负担地价和搬迁费，请市府出面做好原住户和业主的搬迁工作。
　　北京的地价和香港比起来，其实是很便宜的。李嘉诚并没花多少钱，就把问题解决了。只要有钱，搬迁对北京市政府来说就不算什么大的难题了。结果搬迁出人意料的顺利，很快便完成了。
　　这些拆迁户从此将丧失在王府井居住的权利，而要迁到离市中心相当远的新住宅区。而那些商家，如果想继续留在王府井商业区，就要向王府井重新申请地皮，但能否获准就很难说了。
　　据说，李嘉诚曾暗自去王府井探看拆迁状况，看到当地住户纷纷迁走时，他不禁双眼潮润，感叹道：“北京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这在香港，简直是不可想像。”
　　然而，搬迁过程并非完全没有一点波折。全球最著名的快餐集团麦当劳竟成了此次搬迁的“钉子户”。王府井麦当劳是该集团最大的一家分店，两层楼面共2.8万平方英尺，700余个座位，每天平均有1万多人光顾，在开业之初，顾客排队竟有几里之长，盈利丰厚，自不待言。
　　麦当劳当然不愿意把这棵摇钱树从聚宝盆里连根拔出。但是，北京市政府早就有了最新文件，责令麦当劳限期搬迁。
　　于是，麦当劳抛出了它的杀手锏，即当年麦当劳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签署的长达20年的经营合同，营业地区为王府井现址，租期要到2010年才满，现在才经营两年多。
　　麦当劳以此契约为要挟，扬言要与北京市政府对簿公堂。此时，王府井这幅地盘已快夷为平地，只剩下麦当劳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废墟上。某外国通讯社记者拍下了这一景象，于是世界传媒上大都出现了这张既滑稽、又可怜的“麦当劳孤立无援”的照片，因而国际舆论变得对麦当劳十分有利。香港民间也有传言，说李嘉诚为了当北京地王，不惜把契约在手的麦当劳撵跑，只许自己发大财，不准他人赚小钱。
　　其实搬迁只是北京市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事，李嘉诚并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但李嘉诚一直奉行以和为贵，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于是出面与北京市政府协商，表示只要麦当劳答应迁出王府井，日后东方广场将留一个比现在面积更大的铺位给麦当劳。
　　北京市政府只好与美国麦当劳公司重新进行谈判，除了李嘉诚提出的条件外，又列出了一系列更优厚的条件。例如，批准麦当劳在北京多开若干家分店等等。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麦当劳当然同意搬迁了，美国佬的“官司癖”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李嘉诚一出手，立刻化干戈为玉帛。一场全球性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为东方广场的兴建扫清了障碍。
　　终于，已经空旷无物的王府井地盘该起楼了。按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将高达70米，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稍远处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
　　在香港，已建惯了高楼，不上100米就算不上摩天大厦；这70米，对于香港地主李嘉诚来说，只能算是小菜一碟。然而，这是首都北京，是中国的心脏。要建这么高的建筑，非同小可，逐渐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早在王府井旧城改造计划出台之初，北京的市民们就已经讨论得沸沸扬扬了。他们担心如此庞大的建筑会破坏北京的人文景观。
　　对此问题，曾有记者问李嘉诚：“北京是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有人担心外商投资北京房地产，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会破坏这一文化名城的传统风貌，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李嘉诚说；“建筑现代化和保护古都风貌两者并不矛盾，是完全可以统一的。北京市现在正在推行‘康居工程’计划，这是一件造福于民的工作，我能作为第一个海外的投资者加入进来，非常高兴。”
　　看来，李嘉诚确实是没有慎重考虑周全，忽视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以长实为主的发展商，最后拿出的东方广场规划方案确实是70多米高。
　　方案公布后，北京各界人土一片哗然，这可是致命的70米！
　　其实人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国家规划委员会规定，北京市的规划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点向外望365度的视野范围内，不应见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说，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只能望到城墙和天空。离故宫的距离越远，建筑物方可逐步升高。
　　国务院批复的1991--201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街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高，显然不符合要求。规定高度只有40米。
　　除此以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也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所以这幢大厦不仅是过高了，而且过大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必然会夺去附近的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著名建筑的风头，会影响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位。
　　为此，专家们大声疾呼，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发展商不怕专家，怕只怕国家。
　　1994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对基本建设规模也作出了要求，即缩小以盈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国家规定，无正式手续的项目一律要停。
　　东方广场投资额超过了12亿港元（还未计地价），按国家规定，逾1亿美元的合资项目，须以市政府的名义向国家计委申请立项，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动工前须办理报批手续。然而原北京市政府尚未提出立项，就已开始动工兴建了，更不用说提交什么可行性报告与申请建筑施工手续这些文件了。再加上中央认定专家的建议有效，东方广场方案被认为严重超过了国家对城市规划的有关规定。于是，1995年新年刚过，东方广场就被强令停工了。
　　东方广场停工的消息一传到香港，全港各界立即一片哗然。
　　香港《新报》在1995年2月13日，刊出整版专题报道，导语称：“李嘉诚在港成功逾30年，富甲一方，乃香港首富，大众冠以‘李超人’称号，喻其创造财富本领超群，能人所不能。李氏在港叱咤风云，几达呼风唤雨、点石成金之境界。”
　　“但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无论财富有多大，亦不过有如大海中的一条船，哪管你是航空母舰，抑或巨大油轮，始终，富不与官争。”
　　李嘉诚也知道“富不与官争”的道理，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不久，长实集团便发布声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路线，声明指出：
　　“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例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划发展，该地段之内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长实认为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例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李嘉诚的积极主动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做事果敢，知错就改的行事作风，同时也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成熟。
　　东方广场地盘停工后不久，新华社主办的中央级刊物《了望》周刊于1995年第3期载文，对东方广场发展规划提出批评：
　　“北京的东方广场大厦连同宽120米、高80余米的北京饭店东楼，将形成一个东西600余米、高七八十米的庞大的混凝土屏障。不但势压故宫，而且还会对仅1.2公里外的天安门广场的景观造成影响，将从根本上损坏北京内城的古都风貌。据了解，人民大会堂的一般建筑高度为31米，最高处才40米，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天安门城楼的高度为35米，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度为38.9米。而东方广场大厦，面积为人民大会堂的4倍多，必将对上述直接体现全国政治中心的历史性建筑造成压迫感，使其相对尺寸变小，导致城市重心偏移，打乱以天安门为中心的首都格局。
　　……外商投资若遵守北京城市规划就赚不了钱吗？答案正相反。有关专家结合目前北京市的地价、拆迁费等对此进行了测算，得出结论：外商如按照北京城市规划的要求开发房地产，其回报率已超过100%，所获利润已属惊人。据了解，香港的房地产回报率为10%一12%，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业大多还低于这一回报率，如悉尼为6%，新加坡为5%，日本则只有2%。
　　……在少数外商的种种不合理要求面前，北京的规划法规屡受冲击。高层建筑在旧城中心地区大有蔓延之势。针对这一状况，许多城市建设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烈呼吁，必须严肃法纪。如东方广场项目按现在这一方案建造，法制的严肃性何在？如果纷起效尤，北京的总体规划岂不成为一纸空文，还谈何古都风貌？
　　……在涉外房地产业务中，城市规模能否得到外商的尊重，事关主权尊严，是丝毫不容含糊的。”
　　这篇文章措词严厉，从文章标题“城市建筑如何走上法制轨道--北京东方广场的工程引发的思考”来看，文章只是就事论事，并未直接批评香港长实集团。
　　可实际上正是由于长实设计欠周全，才招来了这满城风雨。
　　李嘉诚也明白，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做出半点让步的。但他又知道，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又不是不可变通的。于是，长实主动与北京有关部门协商修改方案，使项目不致胎死腹中。尽管这样会使东方广场计划遭受一点损失，但绝对不会亏本，只不过是少赚一点罢了。
　　这时香港某些媒体，依然在散布舆论说李嘉诚与北京市政府关系破裂了，地盘也被市政府给叫停了。
　　3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实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强调，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东方广场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出奇”。3月12日的《联合报》做了如下报道：
　　“有报道指出长实公司因工程延期及地积比率减小而有些损失，李嘉诚对此的回应是：‘鬼才有损失呢！’他说，面积多少完全无关系，内地地价与香港地价是天与地比。香港地价贵，香港最高时地价与起楼价为十比一，内地则全倒过来。
　　……李嘉诚又说，他现时‘无甚烦恼’，球照打、会照开。”
　　李嘉诚既然“开心”，长实的股东们也就放心了，长实股价并没有多少波动。
　　1995年4月27日，新华社发布电讯通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受到处分，王宝森在分管城市建设中贪污受贿，且生活腐败……本来这些与长实、与东方广场工程没有丝毫的关联，但是香港却因此事而流言四起，其中有些流言，牵强附会地把东方广场与王宝森等牵扯在了一起。
　　东方广场现址已夷为平地，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该项目不可能永远停顿下去。不久，中港双方即决定重新合作。合作方仍是长江实业，新方案这次自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拟定、申报与审批，一切都慎之又慎。
　　直到1996年6月，形势终于有了转机。东方广场项目由国家计委报经国务院得到批准。东方广场一波三折，几起几伏，但总算大功告成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东方广场宣告全部竣工。
　　感悟：
　　一件事情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在此过程中，有可能遇上这样那样的困难，这就要求主事人要有灵活的头脑，有遇到问题能及时变更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主事人要有大智大勇。而这是在其一贯的为人积淀中点滴而成的，一方面，要主事人要多沟通、多铺路；另一方面，要做好及时的准备，不做事到抱怨，一定要对方做出改变的幻想。
　　李嘉诚在东方广场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其过人之处。李一向对祖国大陆多做善事，支援祖国建设，一切以祖国大陆的原则为基准，使自己的行为在大陆法律的许可范围之内，所以，最终促成了方案的落成。“做利国和利民的事，乃人生第一大乐事。”李嘉诚此语，可与吾等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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